劉夢溪：反思傳統更應尊重文化的共有價值（二）

鳳凰網《高見》：那麼，為什麼後來又有了國學這個概念出現？

劉夢溪：與社會的變革和挫折并行的，甚至在變革之前就已經發生的，是對傳統中國和中國的傳統文化的反思和檢討。有人覺得是我們這個文化可能出了什麼問題，例如是不是由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基本綱常倫理束縛得太死？還是明清以後固化的理學傷害了人性？最後似乎歸結到禮教這個元兇上了，所以到晚清五四，群起而反對禮教。但是也有另外一種意見，認為不在於文化本身，而是由於西方太強，如果中國也那麼強，就不會發生這樣的問題，所以問題出在經濟和軍事。可是誰都無法否認，即使經濟和軍事，後面仍然有一個文化的問題，思想和制度是不能分開的。

至於國學，現在弄得很亂，把什麼都當作了國學。無論哪一門學問，一熱起來，就失去了本原，丟掉了真義。國學這個名詞，中國歷史上很早就有，《周禮》裡邊就有「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的記載。但這裡的國學顯然指的是國立學校，在這樣的學校里，樂師教舞蹈。此後兩漢、魏晉、隋唐到明清，國學的概念都無一例外是指國立學校。明清以後國立學校一般設在國子監，國子監出來的學生可以獲得監生的職稱，這個《儒林外史》寫得很清楚。地方的州學、府學、縣學，也有學校，但是州、府、縣學出來的生員，不能取得官職，只有到國子監這個學校畢業后，才能得到官職名位。當然隋唐開始的科舉考試製度，使得傳統社會的人才庫完善地建立起來。

所以今天講國學，首先一個區分，是要釐清傳統社會很早出現的國學這個名詞概念，和後來作為一門學問的國學，這是完全不能混淆的兩件事。就如同西方文化來了，於是相對應的開始了中國文化的探討一樣，西方的學問來了，才想到我們自己的固有學問。現代國學的概念，1902年應該是最早出現的一次。戊戌變法失敗了，康梁逃走了，當時梁啟超在日本。他們在湖南的改革走在了全國最前面，陳寶箴是新政的領袖，遭到革職永不敘用的處分后，回到江西，後來被慈禧賜死。而黃遵憲是廣東人，革職后回到廣東梅縣的老家。這個時候他跟湘政的同事梁啟超有通信，梁在1902年寫給黃的信中，提出想辦一個《國學報》，黃遵憲則說，這個時候辦《國學報》還不是時候。他們此時使用的「國學」的概念，顯然是把國學作為一門學問的概念，而不再是國立學校的意思。

鳳凰網《高見》：是的，「國學」一詞最早就是從梁啟超這裡發端的，他提出國學這個概念，是想區別於西方文化嗎？

劉夢溪：梁啟超在1902至1904年寫的《中國學術變遷之大勢》，也使用了國學的概念。他說：近來有人很悲觀，看見年輕人喜歡新學，吐棄國學，因此擔心國學會被消滅。梁啟超不同意這種意見，他說外學輸入獲得成功，恰好可以使國學增添活氣。可見國學作為一門學問的概念，從一開始就不是以反對外學而出現的。梁啟超這段話，行文中把國學與「新學」、「外學」相對應來使用。這讓我們想到1898年維新變法最高潮的時候，即那一年的五月份，湖廣總督張之洞發表《勸學篇》，在外篇的設學一節提出，學校的課程設置，應以「舊學為體，新學為用」。但1921年梁啟超寫《清代學術概論》，追溯晚清學術思想的變遷，他說自從張之洞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後，全國一時以為至言。他做了一個不自覺的轉譯，本來是「舊學為體，新學為用」，梁啟超轉移成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我們可以看出，梁啟超和黃遵憲講的國學，和張之洞講的舊學，以及梁啟超轉移后講的中學，大體上是同等概念。都是與西學、外學相比較的指中國固有學問的意思。而不是像現在這樣，什麼都成了國學。最要不得的是將國學和從傳統文化混為一談，這種糊塗看法明顯把學問的研究對象和學問本身混為一談了。

至於當時討論這個問題使用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後來更變成了爭論不休的課題。在20世紀80年代的反思當中，李澤厚提出「西學為體，中學為用」。嚴復還講過，「自由為體，民主為用」。這是嚴復的思想，嚴復非常了解西方，一是因為他翻譯了很多東西，《嚴復集》裡邊有兩塊東西，一是他自己的文章，還有一塊是他譯的這些西方的典籍前面加的說明，以及他在翻譯當中對原文的改動，那就是他的思想，所以你要講嚴復的學術思想，必須把他的那些譯著也包含進去。這個體用問題到現在也沒解決，周策縱的《五四運動史》很有影響，我熟悉他，因為他也研究《紅樓夢》，他的詩也寫得很好，他曾經給蔣介石當過秘書，但是他後來不能回台灣，為什麼呢？國民黨失敗之後，蔣跑到台灣，他自己到美國留學去了，蔣非常憤怒，永遠不允許他回台灣了，他跟我講過這個事情。周策縱有一篇文章，《中外為體，中外為用》，他的意思說，中國可以為體，西方也可以為體，各有其體用。說中國有自己的體用，西方也有自己的體用，自然是對的，因為在哲學上，體用一源，顯微無間，這是中國思想里常講的話。以中國為體，以外國為用，體用分離，這個在哲學上有矛盾。中國和外國的不同的體用之間怎麼來交接，實際上交接點在於文化的價值論理。

鳳凰網《高見》：我覺得，嚴復說的「自由為體，民主為用」可謂一針見血，而周策縱先生的看法也很深刻。你對這個問題怎麼看？

劉夢溪：我的研究，這幾年有一點收穫，我得出一個看法，就中外不同的文化背景來講，在價值論理方面還是相同的地方多，這是人類的共同性和共通性的問題，你不能說西方就是另外一種人，中國是另外一個人，不是，其實都是人。都是人，它就有共同的地方，這就是《易經》講的，「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易經》的「同人」一卦，專門演繹的就是怎樣與人和同，而與人和同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基本思想。孟子說，口對於味、眼睛對於顏色，有同嗜焉。為什麼有同嗜焉？從審美的角度來講，你會覺得人與人之間經常有差異，但其中又有共通性，真正好的東西大家都喜歡。對這個思想闡述最完整的是錢鍾書先生，他在《談藝錄》的序言里寫道：「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我在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看到，溥儀的老師陳寶琛寫的兩句話：「文明新舊能相益，心理東西本自同」，表達的也是同樣的意思。人類當然有共同價值，所以我講六經的價值論理，我說這是中國文化貢獻給人類的共同價值。

百年以來對中國文化的反思中，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思想。五四前後，對中國傳統批評得非常嚴厲，可以講出現了整體性地反傳統的思潮，當時思想文化界的第一流人物都站出來反傳統，早期的共產黨領袖之一的陳獨秀是《新青年》雜誌的主編，他的態度是非常激烈的，他說如果你認為歐美文明是好的，你就不應該講中國文化也是同樣的好，二者必居其一，不能調和。胡適之也是新文化的領袖之一，他說他甚至主張全盤西化。但當別人批評他時，他說中國的守舊勢力太深厚了，我說全盤西化，一折中還是個中體西用，這是他的原話。我們了解大作家魯迅對傳統的批評態度，那是尤其激烈的。一個時期集中地反傳統的思潮對中國的傳統是有殺傷力的，因為按照傳統的傳承來講，一個需要有信仰的參入，還有一個它要得到群眾的擁護。如果一個傳統得不到群眾擁護的話，這個傳統的傳承是有問題的。但五四時期那麼多第一流的人物都站出來反傳統，直接結果是容易減弱群眾對傳統的擁護。為什麼？當時那些人物都是一時的文化典範，他們的影響力非常大。

鳳凰網《高見》：這是否與蔡元培執掌北大之後的一系列改革有關呢？

劉夢溪：1917年蔡元培到北大掌校，聘請陳獨秀做文科學長，聘請胡適之做文科教授，這兩個人一到，北京大學便成為新文化的搖籃。當然另一種聲音也有，有傅斯年的《新潮》，也有劉師培的《國故》，兩邊爭論得很厲害。所以蔡先生的兼容並包，真是好主意。今天檢討五四的反傳統思潮，需要注意一點，即那些激烈反傳統的人物，舊學的根底也很了得。

反傳統歸反傳統，同時也為文化傳統的傳承做了很多實事。魯迅不贊成國學的概念，說幾千年的歷史是吃人的歷史，他在《狂人日記》里就是這麼寫的；但他在整理古籍方面做了很多事，《嵇康集》就是他整理的，更不消說他的那些關於傳統思想文化的文章，像《魏晉風度和葯及酒的關係》。另外他寫過《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等著作。魯迅主張白話文，五四以後開啟了白話文的潮流，一直持續到現在，很多人沒有注意到，魯迅的文章里，文言的根底超過當時許多人，由於他有深厚的文言根底，很多文言文在他的白話文章裡面活了。讀魯迅會發現他的白話文很典雅，有學問。當時站在時代前列的這些典範型的人物，反傳統固然對傳統造成了殺傷力，減弱了民眾對傳統的擁護程度，但另一方面還須看到，他們反傳統也是事出有因，他們反對的是舊禮教，對古代的思想家，並沒有簡單地否定。

你看胡適寫了多少關於古代人物和古典著作的文章，都是正面發掘其精彩之處。由於人們提倡孝道，魯迅就寫《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重新看看，能說魯迅全然不對嗎？甚至你會覺得，他們在新舊道德上瑕疵都很少，像胡適的太太是個小腳，後來周質平先生的研究顯示，他在美國和韋蓮司有私情，可是大家並不因此責怪胡適，這很有意思。劉夢溪：反思傳統更應尊重文化的共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