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長的鬥爭：女性對抗職場性騷擾簡史

　　CLYDE HABERMAN2017年10月18日    紐約時報中文網

　　有一種危害特別大的職場攻擊形式，最常用來描述它的詞語是「性騷擾」。但在很多情況下，「性掠奪」這個詞更為恰當。當男性老闆濫用職權，要求從女性員工那裡獲得肢體上的滿足時，這還不算是掠奪嗎？

　　這是一個歷史很悠久的問題了。但是，對於那些閱讀或收看新聞的人來說，近來有關電影製片人哈維·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的一系列性掠奪指控的報道，加劇了人們的擔憂。被指將女性視為純粹樂趣提供者的其他名人和商業巨頭，還有比爾·科斯比(Bill Cosby)、羅傑·艾爾斯(Roger Ailes)、比爾·奧雷利(Bill O』Reilly)，以及優步(Uber)和亞馬遜影視工作室(Amazon Studios)的員工，還有矽谷的一些公司——都是一群下流胚。更不用說一個住在白宮、炫耀抓握女性生殖器的男人了。

　　本報的「歷史回眸」欄目(Retro Report)以視頻紀錄的形式重新審視過去的重大新聞事件及其持久影響，該欄目從這個問題被貼上標籤開始，探討了它在幾代人中的發展。在1970年代中期，有一位名叫林·法利(Lin Farley)的作家在康奈爾大學教一門「女性與工作」的課程。「我一直認為我們必須給它取個名字，」她回憶說，「我可以想出的最好名字就是女性在職場上遭受的性騷擾」。這個表達方式流傳了下來。

　　

　　Paul Hosefros/The New York Times

　　1991年，律師及大學教師阿尼塔·希爾在一個參議院委員會作證，該聽證會是為了提名克拉倫斯·托馬斯進入美國最高法院而舉辦的。

　　為了能夠解決這個問題，頒布了一些新的法律和職場規定。然而，問題仍然存在。時間快進到1991年，律師及大學教師阿尼塔·希爾(Anita Hill)在一個完全由男性組成的——而且是毫無同情心的——參議院委員會作證，那是提名克拉倫斯·托馬斯(Clarence Thomas)進入美國最高法院的聽證會。希爾說，托馬斯大法官在兩個聯邦機構——教育部和公平就業機會委員會（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簡稱EEOC）——擔任其上司期間對她進行性騷擾。而他否認了這些指控，並進入了最高法院。然而，希爾卻引發了很多人的共鳴，影響延續至今。

　　「我認為，我的證詞中有一點引起了女性的很大共鳴，那就是這種事情太多了，就像她們生活中的常態一樣，」她對「歷史回眸」欄目說。

　　四分之一個世紀后，福克斯新聞(Fox News)女主播格雷琴·卡爾森(Gretchen Carlson)成為了這個問題的新象徵。她起訴了該電視台董事會主席羅傑·艾爾斯(Roger Ailes)。這些年來，情況好像沒有任何改變。卡爾森說，今年5月份去世的艾爾斯曾要求和她發生性關係。像托馬斯大法官一樣，艾爾斯否認了這個指控。但是，該台的母公司21世紀福克斯(21st Century Fox)和她達成了庭外和解，報道稱給了她2000萬美元。隨後，福克斯新聞的更多女性站出來，指控那裡存在一種性攻擊的職場氛圍。

　　「我從來沒有想過要成為性騷擾問題的代言人，」 卡爾森說。但她現在就是。

　　她也意識到，職場性敵意的最大受害者是這樣的一群女性：她們的條件遠不如卡爾森，也遠不如電影、電視、高科技和其他光環籠罩的行業中同樣也舉報過被掠奪成性的老闆騷擾過的很多女性。受害者更有可能是低收入的工作者，她們的困境很少成為頭條新聞，比如女服務員和女酒保，她們必須擋住僱主和顧客的咸豬手；又比如一些女性，她們只想在男性主導的建築行業中毫髮無損地度過每一天。

　　公平就業機會委員會——托馬斯大法官之前工作過的地方——每年會收到超過1.2萬份涉及性騷擾的指控，其中女性約佔投訴者的83%。這個數字被認為只是冰山一角。在去年發表的一項研究報告中，委員會一個工作團隊的聯合女主席說，遭受性騷擾的每四個人中，大約有三個從未向當局舉報此事。他們說，女性通常只是「避免騷擾，否認或淡化情況的嚴重性，或試圖忽視、忘記或忍受這種行為」。

　　卡爾森上個月告訴《名利場》(Vanity Fair)雜誌，想像一下吧，一名只拿最低工資，或者打兩份工的單親母親在職場上有多脆弱。「她完全沒有辦法去試著站出來，」她說。

　　即使女性試圖站出來說話，她們的聲音也可能會遭到壓制。有些人可能會像卡爾森一樣，收到大筆錢達成庭外和解，但是她們常常被迫簽訂不公開的協議，其中禁止她們討論事情的細節。據報道，韋恩斯坦一直就是靠這樣來擺平的。有一句老話說，陽光是最好的消毒劑，如果你同意這個說法，那麼在這種保密氣氛中，病原體存在就是不可避免的。

　　「我們真的沒有幫助推動社會前進，因為沒有人聽說過這些案例。」卡爾森說。她還表示，「在很多時候——幾乎所有時候，這個社會都沒有發現職場性騷擾是多麼普遍。」

　　一些倡導者建議的一個解決辦法是，擴大已在幾個州通過的所謂「陽光訴訟」法律的範圍。它們適用於普通侵權案件，本質上是在結果會隱藏造成「公共危害」的情況時，使和解協議的保密條款失去法律效力。一些倡導者認為，職場性騷擾值得被稱作這類危害，但這種方式尚未在法庭上接受過考驗。

　　看上去幾乎不能指望特朗普政府在解決這個問題上發揮帶頭作用。2016年夏天，就在唐納德·J·特朗普接受共和黨的總統提名前後，爆出了福克斯新聞(Fox News)的醜聞。之後，《今日美國》(USA Today)的一名專欄作家問特朗普，如果他的女兒伊萬卡成為類似遭遇的受害者，他認為應該怎麼辦。特朗普沒有要求開除騷擾者，而是說，「如果屬實，我會認為她應該換個職業或換一家公司。」

　　半個世紀前，弗吉尼亞女士香煙Virginia Slims的製造商在向女性宣傳產品時，使用了一個帶有新賦權色彩的口號：「親愛的，一路走來辛苦了。」也許，她們是在太多工作場所太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