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淚：劉曉波保外就醫的一些深思

劉曉波罹患肝癌末期保外就醫的消息，真的令人非常震驚！我注意到多維新聞網在2015年高瑜、浦志強等獲緩刑輕判期間前後，曾鼓勵中共及時妥善處理劉曉波案，我個人在2012年也呼籲過有關方面要慎重對待注意影響，但非常遺憾，這些建議好像都沒有什麼作用。


劉曉波不是個普通政治犯，他是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不管各界對他的獲獎資格有多大爭議、也不管這個獎有沒有挪威政府的政治考慮，在不少人的認識里，劉曉波已然成為一個政治象徵，一個符號。那麼這樣的一個人物，在監獄里服刑到最後以肝癌晚期保外就醫，會讓外部世界怎麼聯想？


劉曉波原本藉藉無名，是他被判刑后獲得諾貝爾獎，將他突然變成了一些人的英雄，而如果他就這樣在刑期內因為肝癌去世，外界輿論必定會將他再包裝成一個對抗體制的殉道者，並將之變成一個揮向體制的言論武器。相應的，對於代表體制的一方，又要承受怎樣措辭激烈且浮想聯翩的批評？解釋與駁斥，到時候又能起到多少作用？


我個人也不認為劉曉波有獲諾貝爾和平獎的資格，諾爾貝和平獎頒給他絕對是個烏龍,甚至可能有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的意識形態在裡頭。我這麼說，是因為諾貝爾和平獎確實具有強烈的西方意識形態色彩，而且對於劉曉波，無論在六四，還是在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民主運動進程中，他也都不是什麼要角，沒有發揮什麼關鍵作用。如果不是因為零八憲章被判刑，他可能真的無法獲得提名。


但另一方面，你又必須承認，劉曉波這個人的想法確實非常堅定，而且他已經抱定了要為理想而犧牲的決心。對於有堅定而不極端理想、不做惡的人，哪怕他的理想可能與時代和國情不容，我也覺得值得尊敬——儘管我可能並不認同他的政治理想和價值觀念。我認為，一個現代的社會與體制，也應該給這些理想主義者予以最大程度的理解和包容。


因為數千年的政治歷史及文化傳統，中國可能確實適合於中央集權型政府，一黨執政也沒有問題。但也恰恰是這種制度道路的適用，給歷史以來的中國政府和執政黨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中國的執政黨和政府，要比西方民主社會下的政黨和政府更能包容得了異見，更能聽得進去批評，要主動擴大民眾的政治參與，還要有強烈的法治意識和包容精神，而不是以一種專政的心態來進行管制，執政不等同專政。若做不到這些，在今天這樣的時代，就會不斷造成執政合法性的自我解體，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話題。


這個社會，今天這個世界，確實有一些普適與人類的共同價值，比如自由、民主、對人權的尊重，甚至包括環境保護等。特朗普退出巴黎協定，之所以在國際社會招致普遍反感，就是因為他踐踏了當今國際社會對環境保護的普遍價值認同。美國這些年的國際軟實力不斷解體，甚至於導致了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自由主義的退潮，其中一個原因，因為它一邊在口頭上維護某些共同價值，一邊卻成為踐踏這些價值的兇嫌。這樣的教訓，對於一個崛起的大國來說，必須及時汲取。


我這些年在台港和海外，包括在中國國內，經常和年輕人聊天，經常從歷史的視角，告訴他們中國制度道路的適用性。很多人罵我是在幫助中共給海外的年輕人洗腦。拜託，我草民一個，何德何能去給年輕人洗腦，中共哪裡又需要我的幫助？這其實都是我個人的認識，我很樂意看到中國制度道路的合法性越來越穩固，看到中國能為全球治理和人類政治文明作出貢獻，並得到世界認同。我作為一個中國人，看到這些會格外開心！我也很欣慰很多人，特別是年輕人，透過坦誠溝通交流，能轉變原來太過理想化的認識，開始從中國的政治歷史文化和國情考慮問題，認識到中國制度道路的適用性。


但另一方面，我也深切感受到，這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不夠現代化，特別是價值觀體系的僵化教條和包裝宣傳手法的笨拙，官僚們法治精神的嚴重缺失，對多元社會下的不同表達和批評缺乏包容，包括對人權缺乏尊重等，正成為制約外部世界對中國認同，特別是台、港社會及海外年輕華人，對中國道路和制度認同的最大因素。而這可能也正是中國經濟崛起了，卻無法讓天下華人歸心，甚至有些人還離心離德的根本原因。就好像一個家庭，你不能總是抱怨孩子們不聽話，卻不檢討自身一樣的原因。咱們這個國家，真的要人人都爭氣才行！


除此之外，我現在還有一個很大的擔心，是太過嚴苛的網路管制，會不會窒息了中國互聯網的活力，讓中國在這個原本全球領先的領域失掉競爭優勢。要知道中國互聯網所以能后發先至，不是因為此前「管」的多好多嚴，恰恰是因為這一產業從2000年開始不斷萌芽成長，不像傳統產業那樣遭到嚴格管制，有了一個開放的創新環境，才能取得今天這些驕人成績。我們今天收割的果實，都是十幾年前種下的種子。


算了，想的太多了太累，就這樣收筆吧。劉曉波案是個極大的不幸，但我希望這個不幸，能成為一個促成某些轉變的契機！


也祈願劉曉波早日康復，不被某些人當作口誅筆伐中共的槍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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