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世界其實比我們想象的還要殘酷，還要令人傷感

　　鄧關是一座古鎮，它曾有過輝煌的過去。只不過，它的古沒有留下物證，只有縣誌上隻言片語的記載和老人們口耳相傳的回憶。它的輝煌也早就隨著時光的遠循而湮沒，只留下了凄風苦雨中一片片亂七八糟的破房子和半破房子。

　　話說在自流井井鹽的全盛期，地處釜溪河與沱江河交匯處的鄧關，是井鹽出川的必經之地。一個舟車覆輳的水陸碼頭，使得鄧關在川南諸多鎮子中脫穎而出。

　　同樣是為了利用兩條河的運輸之利，建國后，一大批工礦企業紛紛選址鄧關周邊，從而造就了這座鎮子幾十年間的花樣年華。

　　富順水泥廠是這些工礦中的一座。當我坐車從老家前往自貢或是富順縣城時，過了趙家坪、石夾口，原本單純的桑麻欣榮的川南原野上，開始零星地出現了紅磚的樓房和烏黑的煙囪，少年的我心裡便有幾分激動和畏懼，因為城市就要到了。

　　富順水泥廠，便座落在這條坑坑窪窪的公路邊，煙囪和其它我叫不出名的高大設備，以及煙霧般瀰漫的粉塵，讓我對現代化工業感到由衷的敬畏。

　　那時候，我十七八歲，正在沱江下游的趙化上中學，天天做著一夜成名的文學夢。因為發表了幾組小詩，我加入了縣文學作者協會。因為加入了縣文學作者協會，我這個高中生，受邀到縣城參加了兩次筆會。

　　這在當年的小鎮，簡直就是石破天驚的大事情，就連天天拉長了臉的校長見了我，似乎也能立即感覺到他的臉變得寬了些，短了些。正是這兩次筆會，我得以認識了後來的忘年交歐純定。

　　那時候，往返於趙化和富順縣城之間的班車，統統都得在鄧關附近停下來加氣。有一回我從縣城回學校，加氣時，全車乘客都被趕到公路旁，我看見相隔幾米外的地方，站著一個面容熟悉的中年人，雙手捧著一張報紙。

　　這人便是歐純定。我正猶豫著是否該上前唱個喏請個安時，歐純定徑直走了過來，只見他用手點了點那張報紙，大聲對我說，聶作平，對，詩就應該這樣寫。

　　我探頭一看，哦，那是一份《富順文藝》。他的手指點的那兩首詩，正是我的習作。

　　在富順和自貢的文學圈裡，歐純定有兩個昵稱。比他年長的，一般稱他歐秀才；比他年輕的，一律稱他歐大哥。可以說，在二十多年前那個小地方的小圈子中，他的人緣是數一數二的。

　　那時候，歐純定就在我曾仰慕過的灰塵漫天的水泥廠供職，任辦公室主任。那時候，富順能夠寫點東西的年輕人，大抵都去過水泥廠，並遭受過他熱情的接待。這其中，我是去得最多的一個。

　　彼時的鄧關已經初顯破敗，但還算破敗得整齊――一色的老吊腳樓，儘管歷盡滄桑，可還有一種別緻的韻味，不像現在，老房子沒拆完，新房子又缺規劃，於是吊腳樓之間會擠進三兩座水泥樓房，電梯公寓旁又耷拉著兩三棟吊腳樓。更重要的是，彼時的人對物質要求相當低下，更看重的是精神層面的追求與滿足。

　　

　　

　　歐純定居家於水泥廠，是三間相當於干打壘的平房。他的老婆，我們叫常英嫂子的，沒有工作，便破牆開了家小商店，賣煙賣酒賣零食。因為歐純定是辦公室主任，近水樓台，工廠接待用的煙酒，一律從常英嫂子的小店進貨。

　　歐純定家隔壁，是廠里的幼兒園。這座迷你幼兒園只有一個班一間教室。有一回，前去拜訪他的文友太多，他便借了幼兒園的教室請我們吃酒，我們圍坐在小朋友的小桌子前，喝著劣質的鹽都高梁酒，一直鬧到深夜。其中一位女文友的丈夫，竟然開了一輛消防車來接她。他的職務是當地消防中隊的中隊長。

　　隨著改革深入，越來越多的企業走向了停產半停產或倒閉，鄧關總是有很多無所事事的閑人，閑人們大多聚集在眾多的茶館里。

　　從歐純定的水泥廠到河對面的茶館，要經過一座弔橋。我們踩在搖搖晃晃的弔橋上，河水在腳下打著灰黃的漩渦，幾條小漁船泊在港灣里，偶爾會有一隻運貨的機動船，粗魯地從遠方駛過來，它掀起的波浪，把吊腳樓和弔橋的影子打得支離破碎。

　　鄧關的老茶館，都是一水的顏色深黑的八仙桌和寬寬的長板凳。五角錢一碗的茶，可以從黎明喝到半夜。中途若是回家吃飯，便在茶碗上放一根火柴或一個紙團，滲茶的幺師就知道這是你還要回來的標誌，不會動你的茶。

　　眾多的茶客，有的在下棋，幾顆油光光的腦袋擠在一起，像是一根藤上結了太多的地瓜。有的在聊天，聲音尖銳，談笑風生；有的在打盹，口角掛著粘稠的涎水；有的在摳腳心，摳得呲牙裂嘴而又受用無比。

　　獨有我們這桌是另類。那年頭，所有寫詩的人都有一個精美的硬皮筆記本，上面都是自已的詩作。於是，歐純定常常率先拿出他的筆記本，一首接一首地用富順話為我們朗讀。

　　我曾極度擔心這樣的舉動會招來隔壁桌上的茶碗，因為在如此這般的場景里，詩歌的不合時宜簡直不言而喻。但我沒想到的是，在這座小鎮上，歐純定有著極高的知名度。

　　那些下棋的，摳腳心的，聊天的，打盹的，大多認識這位來自水泥廠的歐秀才。他們都知道他多年來迷醉於一種叫詩歌的東西，每個單位都訂閱了的《自貢日報》或是《四川工人日報》上，時不時就可以看到歐秀才的大名呢。

　　歐純定寫詩有著悠久的歷史，他和著名詩人張新泉曾是走得很近的詩友。我和張新泉先生的第一次見面，也和歐純定的安排有關。

　　那一年，我剛分到自貢上班不久，歐純定打電話說張新泉要回來。那時成都到自貢還沒有高速，一般是坐慢悠悠的綠皮火車。

　　歐純定充分利用手裡的權力，從廠里要了一輛長安麵包車。他，我，楊三姐，加上司機，一行四人興沖沖地殺到自貢火車站，接到了風塵僕僕的張新泉。爾後，一溜煙跑回鄧關。

　　在鄧關一家叫周記的飯店裡，歐純定大手一揮，喝令老闆：這是省城來的著名詩人！著名詩人喲！把你們最好的菜都整上來。一會兒功夫，桌上便碗盤重疊，酒肉交相輝映了。

　　比較鬱悶的是，不論划拳還是喝酒，我竟然比不過楊三姐。要知道，那時候我可是一斤白酒的量啊。富順人民的善飲，於此可窺一斑。

　　正值壯年的歐純定意氣風發，划拳時總是站起身，每揮一下手，腳跟必在地上猛然一頓，三幾拳下來，餐館里便騰起嗆人的煙霧，一如他服務了半輩子的水泥廠。

　　

　　晚上，我們住進了水泥廠招待所。那是一排舊樓房裡擠出的幾間屋子，每間屋子均立四張高低鐵床，床上，枕巾油漬污穢，被子上畫了些形跡可疑的抽象畫。

　　黎明醒來時，我發現張新泉和歐純定早已起床喝茶。這兩位來往了幾十年的老友，正小聲談論著我不知道的舊時的人與事。

　　莫名的，我感到一種溫暖，一種蒼涼，隨即又一次入睡。

　　早晨，歐純定把我們領回家，為我們各自煮了一碗麵條，我怪他豬油放得太多，他卻一本正經地對我說，作平，大哥不會虧待你的。

　　自貢在釜溪河上游，鄧關在釜溪河下游，兩地相距只有三十公里，我和歐純定算得上我住江之頭，君住江之尾。

　　在自貢工廠謀生的那幾年，也是我的詩歌狂熱期。狂熱的標誌之一就是幾乎每周都要約上詩友一起喝茶整酒，談詩讀詩，而歐純定所在的鄧關，也是我去得最多的地方。

　　歐純定告訴我，每次接到我要去的電話，他就在盤算怎樣從老婆的店子里偷幾包好煙。老茶館里，他一邊把好煙遞給我，一邊得意地大笑，並聲稱常英嫂子從來沒發現過。

　　其實後來我才明白，精明的常英嫂子不可能沒有察覺，她只是不願意戳穿一個老男人的老把戲而已。每當我們三五成群地跑到歐純定家，常英嫂子都會像一個賢惠的女人那樣，下廚生火，炒菜做飯。她惟一的要求是：你們不要喝醉了。醉了不要吐在屋裡。外面寬得很，隨便你們吐。

　　

　　

　　有幾次酒後，我和歐純定從老街上破舊的酒館里走出來，順著那些低矮的屋檐走到了弔橋上。時值深夜，我們能看到大半個越來越破敗的鄧關。燈火稀落，河風生硬，鎮子像一個久治不愈的病人，氣息奄奄而又苟延殘喘。

　　

　　

　　非常令人不解的是，這座沿釜溪河兩岸興建的鎮子，居然一半屬富順，一半屬沿灘。也就是說，嚴格地講，鄧關鎮有兩個，一個叫鄧關鎮，一個叫鄧井關鎮。

　　由於分屬兩地，我們更能理解它的大街上為什麼總是積滿雨水，河道里為什麼總是傾滿垃圾。

　　那時候，正值下崗潮起，鄧關那些曾經風光的國營企業一夜之間風光不再，眾多工人下了崗，依靠微薄的下崗工資維持生計顯然非常惱火，於是，鄧關境內辦起了眾多卡拉OK廳，一些下崗女工便走進OK廳做起了有償陪侍。

　　他們的丈夫，就坐在深巷窮街的老茶館里，喝茶下棋，發獃打盹，無聊而又平靜地等著他們的女人下班，以便用摩托車把她們接回家。

　　在弔橋上，歐純定曾幾次向我說起一個叫馮曉的我不認識的詩人。他感嘆馮曉命運多蹇，不到四十歲就患病去世了。那時候，我和歐純定都沒意識到的是，其實他的命運和馮曉相比，或許更加艱難而曲折。

　　多年以後，我曾和歐純定開玩笑，我說，你有大詩人的苦難，但缺少大詩人的才華，所以只能在鄧關做一個不大不小的老詩人。

　　八九年那個寒冷的冬天，也是我和歐純定真正成為朋友成為忘年交的那一年，富順文協在晨光組織了一次筆會，我這個高四學生幸運地叨陪末座。

　　然而正當包括歐純定在內的諸多文友意氣殷殷地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時，那個冬夜，那個有雪花的冬夜，突然傳來一個讓人震驚的消息：歐純定二十歲的女兒因醫療事故去世了。

　　當我們陪著歐純定趕往位於一座小山坡上的醫院時，悲風摧樹，木葉喧嘩，他的花季的女兒已經被送進了陰森的太平間。

　　

　　

　　這個半個小時前還在大聲說笑大聲讀詩的中年人悲愴地叫了一聲：女兒啊，你才二十歲啊。然後一下子癱倒在地。刮骨的夜風吹來，他的長發像一蓬冬日的枯草。

　　大概千禧年的時候，我已經離開自貢，自我提拔到了成都。好像是一個秋天的深夜，急促的電話鈴聲把我驚醒，迷糊中傳來歐純定壓抑的哭泣，他說，常英走了。

　　我一愣，反問他，你開玩笑吧？他說，開什麼玩笑呀，就是今天的事。原來，常英早就有嚴重的高血壓，一時疏忽，便因腦溢血撒手人寰。

　　那時候我和詩人印子君一同租住，我敲開他的門，把這一噩耗告訴了他。那一晚，我們再也無法入睡，一閉眼，眼前便浮現出塵土飛揚的水泥廠，水泥廠角落裡低矮的歐純定的家，歐純定家的小商店櫃檯後面，一個面帶微笑的中年婦女坐在那裡一針一線地織毛衣。

　　

　　

　　過了兩年，又一個驚人的消息傳來：歐純定本人也突發腦溢血，萬幸的是搶救及時才撿得一條命。

　　當我不久之後見到他時，他在短時間裡老去了足有十歲，一下子從意氣風發的中年，滑落到老態龍鐘的暮年。

　　

　　

　　後來，歐純定服務了一輩子的國企賣給了私人，他退了休，離開了水泥廠，搬到了幾公裡外的富順縣城，住在一條叫韋家巷的只有幾十米長的小街上。他新討了一個老伴，我們叫她王大娘。在王大娘的精心護理下，歐純定的身體漸漸有了起色。

　　韋家巷地處西湖之濱，從他家到荷花垂柳的西湖，大約只需走兩分鐘。在西湖湖畔，眾多的茶館從凌晨開到午夜，歐純定便用一種極其緩慢的步伐，走進其中的某家茶館，要上一杯茶，擺上一包煙，悄無聲息地坐上一個下午。

　　

　　

　　在這樣的茶館里，同樣有人在下棋，為了一步棋而反目成仇；同樣有人在打盹，口角的涎水依然是熟悉的老樣子；同樣有人在摳腳心，同樣有人在高聲說笑。

　　

　　

　　只是，再也沒有一群人，高聲地談論詩歌，談論文學，談論遠方的風景和那些迥然不同的剽悍人生。

　　鄧關的老房子在繼續消失，新的冰冷的水泥盒子在不斷湧現，但鄧關卻更加零亂。那條盲腸似的過境公路，常年泥濘不堪，動不動就堵車。河上已經難以看到瘦削的打漁船，只有一些挖沙石的機動船，放肆地吐出烏煙，尖利嘶啞的聲音你淹沒我，我淹沒你，然後混成一條令人煩燥的噪音之河。

　　歐純定已經不再回鄧關，他那些舊時的歡樂和憂愁，似乎都埋在了水泥廠深重的陰影里。

　　作為一種與生俱在的愛好或者說習慣，他至今還在硬皮筆記本上寫詩，他在詩中歌唱祖國，歌唱盛世，歌唱他想象過的每一個美好的春花秋月。

　　這個我尊敬的稱作大哥的老詩人，現在，他已經無可挽回地衰老了。當他坐在西湖畔的垂柳下喝茶抽煙或是閉目養神時，這個世界其實比我們想象過的還要殘酷，還要令人傷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