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小年：「經濟即將反彈」的觀點對改革不利

　　經濟觀察研究院

　　「2017中國綠公司年會」於4月22日-24日在鄭州舉行。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許小年出席參會並發表演講。

　　以下為許小年發言實錄：

　　各位企業家朋友大家上午好！我今天講的題目是《供給側效率的制度保障》，供給側結構改革的概念是2015年11月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由習近平主席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改革的概念，連同早些時間經濟新常態的提法，我認為這標誌著在政策方向上的重大調整，這個是過去30年來我認為是一個非常重大的政策調整。它宣誓了執行了多年以拉動內需為宗旨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將告一段落，經濟增長將更多地依賴供給側的改革所產生的效益。

　　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中國經歷了快速的工業化，依靠資本積累和利用世界上的現成技術實現了接近兩位數的增長，但現在資本積累的階段已經接近尾聲，各個行業為大量的過剩產能所困惱，投資驅動增長模式只能繼續製造更多的產能和更多的庫存，增加中國經濟和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正是在這樣一個轉折的關鍵時期，中央及時做出了轉向供給側的決定，我認為這個不僅是非常及時的，也是非常正確的。

　　遺憾的是對於這一具有戰略意義方向政策轉變，市場上和社會各界並沒有給予充分的重視，不少人仍在幻想用刺激性的政策維持經濟的增長。比如我們在去年就看到財政和貨幣政策再度鬆寬，去年一年應該都說是比起2014年和2015年政策來說，都是相當的鬆寬，造成了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宏觀經濟的溫和好轉。

　　在宏觀經濟好轉的面前有人就認為供給側的結構改革已見成效，經濟企溫反彈在際。對於這樣的觀點我認為是誤解了中央對經濟形勢的研判，去年5月份人民日報發表的權威人士講話講得非常清楚，中國經濟既不是U型的更不是V型的而是L型的，L型是什麼意思？就是當經濟的增長速度從過去的8%左右的高位下降到今天6%點幾左右，這種比較低的速度的增長將會持續相當長的時間，也就是L型的這一橫會有比較長的時間。

　　所以，看到去年下半年的一些局部的暫時的好轉，我個人的解讀並不是說結構改革已經取得了重大成效，取得了一些成效，而這個結構改革還不足以使中國的經濟走出L型，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如果認為去年一年的貨幣和財政的緊縮可以解決中國經濟的問題，那麼就會使我們在思想上產生鬆懈，迴避推遲緊迫的供給側制度改革，懷著僥倖的心理，繼續應用傳統的方法應對經濟的下行。不僅無法使經濟走出這個L型，而且還將浪費我們用日益稀少的政策資源換來的時間，耽誤進入全面發展新階段的歷史機會。

　　所以我認為這一種以為改革已經見效，這樣的觀點，經濟即將反彈，是對我們今後的經濟具體工作是不利的。

　　中央做出供給側改革這樣一個決定是我們將放棄拉動需求而轉向供給，過去我們一談經濟增長就會說哎呦需求不足，那需要政府政策來拉動需求，轉向供給側結構改革是宣告了這一思路的結束，今後的改革動力是轉向供給側企業效率的提高，因此供給側所有的改革措施應該以提高供給側，也就是提高企業的效率為中心，而不是去創造那一些虛假的所謂的需求。

　　只有企業提高效率才能增加員工的工資，收入的增長才能產生消費需求，只有企業提高效率，才有用於投資的資金。那麼才能夠產生投資需求，當然企業也可以從銀行借貸來進行投資，但考慮到我國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了負債已接近極限，繼續借債將使金融體系不堪重負，增加債務危機的風險。同樣只有企業提高效率，政府才能增加稅收。

　　我在這裡講的這個是什麼意思？為什麼都從企業的效率出發，我們想得出一個結論，這個結論就是：供給決定需求，而不是像很多人過去想象的那樣，是由需求決定供給。經濟增長動力不足，並不是因為需求疲軟，而是因為企業經濟的效率長期處於低水平，使供給側的效率提高，才能夠帶來新的需求。把過去我們所相信的需求決定GDP的邏輯反轉過來，供給側是企業的效率決定的需求。

　　從這樣一個觀點來看問題，供給側改革的思路超越了需求不足的膚淺的解釋，從價值創造的本源尋找經濟增長的動力，GDP說到底是價值的創造，價值的創造不是由宏觀政策完成的，價值的創造是由企業完成的。因此我覺得供給側的這個觀點、供給側的這個概念的提出，不僅僅是標誌著政策方向的改變，而且也是對我們思考中國經濟的問題提供了一個新的也是正確的思路。

　　在產能已經過剩的情況下有人可能會提出疑問，現在各行各業已經產能過剩，你還講提高企業效率，豈非意味著更加嚴重供需失衡，供需已經失衡，還要提高供給側效率不是自相矛盾嗎？在供需失衡情況下，在供大於求情況下，似乎從邏輯上講應該是創造需求，那不是這樣的，為什麼？因為我們在這裡講的供給是「有效供給」，不是一般的供給能力，而是有效供給。

　　什麼叫有效供給？有效供給就是有需求對應的供給，我們要定義一下，有效供給是有市場需求對應的供給，我們知道中國的鋼鐵生產能力已經過剩，但是不少特種鋼國內還無法生產，說明什麼？說明在很多的品種上供給不足，對於這些特種鋼我們還需要進口，我們也知道手機生產能力已經過剩了，但是問一下各位如果華為和蘋果公司推出新一代手機，各位買不買？還是會買，依然有市場需求，這是什麼意思？

　　它的意思是你的產品能夠給市場給客戶帶來更高的性價比，需求根本不是問題。我們說的產能過剩是指那些沒有競爭力的產品它們的產能過剩，而對於創新的產品、創新的技術和創新的服務，永遠沒有需求不足的問題。而對於這樣的供給我們稱為「有效供給」。

　　所以有效供給的第一個概念，就是企業要向市場提供前所未有的產品，前所未有的技術，前所未有的服務。這是有效供給。這是我們講供給側提高效率的主要含義所在。當然，你也可以生產現有的產品，你生產現有的產品但是你必須要用創新的方法降低成本，降低價格，在市場上求得銷路。

　　我最近在基層跑得比較多，看到的一些企業在傳統了行業中就調研過一家西服生產企業，雖然全國服裝生產能力嚴重過剩，但是這一家企業訂單源源不斷，產能不夠，最近正在投資擴建產能。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現象？因為它進行了創新，它運用互聯網和大數據的技術，將過去手工生產的定製化西服，把它轉換成為流水線的工業化生產，價格降低了一半以上，交貨期縮短了75%。雖然它的產品還是老產品，但是由於它進行了創新，價格低，交貨期快，在市場上形成了獨特性，需求照樣不是問題。

　　增加有效供給，意味著企業必須提供新產品、新技術和新服務，或者用低成本來實現價格的下降，無論是哪一種方法都需要企業進行創新，而供給側的結構改革就是要為企業的創新營造良好的環境，為企業家的創新提供足夠的激勵。

　　所以我們講供給側的結構改革，供給側不需要什麼政策，特別是不需要什麼工業政策、產業政策，在去年關於產業政策的辯論中，我是堅定的支持張維迎教授的觀點，市場經濟不需要產業政策，但是供給側效率的提高需要一系列的制度保障，沒有這些制度保障，企業進行創新就非常困難，而企業如果不進行創新，中國的經濟就無法走出L型。

　　具體而言，在供給側的結構改革：

　　第一項措施，首要任務是加強對私有產權的保護，剛才劉永好總已經講了，良好的產權保護有助於企業建立對未來的穩定預期，鼓勵它們進行長期的研發投資，持續地創新產品和技術，產權保護的意義還在於減少和杜絕山寨盜版產品和假貨，提高創新的回報。山寨產品大幅度地減少了創新者的回報，使得他們沒有激勵，沒有足夠的動力去進行創新。所以產權的保護特別是知識產權的保護關係到中國創新經濟的建設，必須給予高度的重視。

　　正是因為產權對於創新的重要性，2016年11月4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布了《關於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指出「當前在社會上存在的各種各樣侵犯產權的現象，利用公權力侵害私有產權」，這是意見的原文，我這裡是帶引號的，是引用的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文件的原文，「利用公權力侵害私有產權，違法查封、扣押、凍結民營企業資產等現象時有發生。知識產權保護不力，侵權易發多發」，這是意見中指出當前產權保護上存在問題。

　　意見要求「堅持平等保護的原則，強調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這是去年11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的文件。這是供給側制度保障最重要的一個措施，保護私有產權。

　　第二項措施，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為民營企業創造一個平等的競爭環境，適當地縮小國有經濟在競爭性行業中的規模。這是本人個人的政策建議，這並不意味著政府很快就會採納這一些建議。

　　為什麼要為民營企業創造一個平等競爭的環境，為什麼小縮小國有經濟在競爭性行業中的規模？這是因為創新不同於其他的經濟活動，創新是新技術在市場上的大規模商業應用，創新是一項風險非常高的經濟活動，從本質上來講，鼓勵創新是一個激勵機制的問題，而不是宏觀政策和產業政策的問題。

　　這個激勵體現在什麼地方？如果創新成功，企業家可以獲得超額回報。如果創新滯后，就有可能被市場無情的淘汰出局。對於創新而言動力和壓力缺一不可，而在現行體制下，國有企業缺乏創新的動力，也缺乏創新的壓力。

　　國有企業的高管和員工無法分享創新的收益，因此他在創新方面是缺乏動力的。國有企業的管理人員也不承擔市場競爭下的倒閉壓力，所以他的創新也是壓力不足。因此創新的主體只能是民營企業，為了鼓勵民營企業創新，要創造一個平等的競爭環境。

　　第三項措施，放鬆和解除管制，管制是創新的大敵，創新需要一個思想自由的環境，創新需要資源的自由流動，需要提倡敢於想象敢於嘗試，不以失敗為恥辱的企業家精神，那你必須有一個鬆寬的思想環境，使得企業家敢想敢做。

　　在互聯網的行業中我們看到中國產生了世界級的大市值公司，BAT它的市值在世界上都是名列前茅，為什麼中國的互聯網行業產生了世界級的大市值公司，原因之一就是在互聯網早期的發展階段，政府的管制和敢於比較少，所以這些公司才能成長出來。

　　大家都一致認為，我看到的可能是共識，如果讓各位舉出一個中國最具創新能力的城市，大家都會說誰？深圳，有深圳來得在鼓掌，這肯定是深圳，為什麼深圳是最具創新能力的城市？我個人認同這一個判斷，因為深圳市政府管得少，我個人的觀察是這樣。

　　當然還有一個原因，深圳是一個移民城市，各地的人、各地的優秀分子帶著他們的思想到一塊兒新開發出的土地上比較相對自由地發揮，使得這個城市具備了其他地方所沒有的創新能力，所以創新的關鍵是什麼？政府少管，市場自由，這是創新的關鍵。

　　就在前幾天在4月18號，中央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審議通過了《進一步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的意見》，這就是幾天前的事，「重申要弘揚企業家精神，要營造尊重和激勵企業家幹事創業的社會氛圍。」如果要營造尊重和激勵企業家幹事創業的社會氛圍，政府需要放鬆和解除管制，這樣的一個氛圍才能夠逐漸的形成。

　　供給側的第四項改革措施是全面的減稅，這個剛才劉永好總也都講到了，減稅的意義不僅在於降低企業的負擔，幫助它們渡過經濟下行的難關，而且在於將更多的資源從政府部門的行政配置轉向市場配置，十八屆三中全會講得非常清楚，市場要在配置資源的過程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而不是輔助作用，不是重要作用，而是決定性的作用。

　　那麼減稅有助於將更多的資源從政府的行政配置轉向由企業的市場配置，只有通過企業在市場上進行配置資源，才能夠產生創新的產品和創新的技術。

　　所以總體來講，我個人認為供給側不需要宏觀政策，不需要產業政策的支持，但是供給側急需我們推行制度改革，在保護產權上，在創造平等的競爭環境中，在放鬆和解除管制，在減輕企業負擔上，做出制度上的調整。供給側改革既不是變換名詞新瓶舊酒，也不是可有可無口號宣傳。

　　如果我們能夠認真執行這一戰略思想，就可以完成從政府拉動需求到企業創造有效供給的根本性轉變，也就是我們長期以來所說的「實現增長模式的轉變」，迎來中國經濟由創新驅動的經濟發展的新階段。

　　（文章來源：騰訊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