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劍英與張治中：同窗、敵友、同志

　　1949年冬，張治中開始撰寫回憶錄。這一年，他虛歲60，孔子所謂的花甲之年。

　　幾個月前，他還是國民黨的和談代表，與共產黨就「和平協定」討價還價。這個談判大使做得並不容易，因為國民黨兵敗如山倒，已幾無談判的砝碼；而黨內，強硬派仍未停息對他的攻訐。在毛澤東的邀請下，他決定留在北平，人生從此開啟新階段。

　　

　　葉劍英此時已經率軍攻入廣東。張治中代表國民黨和談時，葉劍英是中共代表團中的重要成員。他和張治中是老相識：抗戰勝利后，馬歇爾、周恩來和張治中組成軍事三人小組，小組下設的軍調部也由國共兩黨和美國三方代表組成，葉劍英即是軍調部的中共代表；抗戰期間，張治中主政湖南，也與常來長沙的葉劍英等人常相往來；更早些時候，他們是黃埔軍校的同事。

　　在那個年代，他們一起參與了打江山的革命行動。政治信仰和利益的歧異，曾讓他們各擁其主，兵刀相向。外侮的入侵，又曾短暫地將他們聚合在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到最後，和談的努力終未能免去攤牌時刻的到來……

　　從黃埔走出的諸多軍事才幹中，張治中和葉劍英是相對特別的兩個。張治中留下「和平使者」的美譽，葉劍英在1945年後也介入和談甚多。雖然從結局看，他們都算是和談的失敗者，但曾鬩牆的兄弟在桌前試圖消弭戰爭的努力，仍然是中國近代史中可貴的一段歷程。

　　革命從高潮到低潮

　　「張治中是不是共產黨？」

　　有一次在汕頭，蔣介石這樣問王懋功。

　　王懋功是黃埔軍校第三期入伍生總隊長，張治中是總隊副。黃埔軍校1924年春創立的時候，張治中正在廣州，協助劉震寰創建了「建國桂軍軍官學校」，出任大隊長，負責軍校一切訓練教育職責。國民黨當時有很多軍校，包括滇軍幹部學校和陸軍部軍官學校。

　　出身於保定軍校的張治中最初被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聘為黃埔軍事研究委員會委員，經常參加他們的訓練會議。是年年底，張正式脫離桂軍學校，進入黃埔軍校，第二年夏調為東征軍總指揮部上校參謀。那時黃埔軍校並不規範，張治中時常身兼七八個職務，如航空局局長、軍事處處長、廣東衛戍司令部參謀長等。這也顯示出他的才幹頗受重用。

　　但當時共產黨領導的「青年軍人聯合會」和國民黨右派領導的「孫文主義學會」相互爭鋒。張治中的態度頗不明朗，按照他1949年的回憶，孫文主義學會的人認為他是「赤色分子」，但他和中共朋友雖有親切往來，卻無組織關係。張治中一度和鄧演達、惲代英及高語罕一道，被孫文主義學會稱作左翼的「黃埔四凶」。

　　黃埔軍校創校之初，葉劍英已是粵軍第八旅參謀長，他被軍校黨代表廖仲愷邀來出任教授部副主任。按照他本人的說法，1927年他開始反對蔣介石，經過這個考驗，決心就定了，所以在1927年7月正式入了黨。這個時間點非常關鍵，是在「八一南昌起義」之前。

　　中共發動「八一南昌起義」時，葉劍英在江西九江。按照《葉劍英傳》編寫組的說法，葉劍英在這一年的7月就加入了共產黨，雖在張發奎部下，但暗中仍於敵營貢獻有利於共產黨的建議。9月底，他回到廣州。12月11日，中共黨員張太雷等發動「廣州起義」時，已是張發奎軍參謀長的葉劍英做了配合，並於當天上午出任工農紅軍副總指揮。「起義軍」很快遭遇失敗，13日下午，廣州全城被敵軍佔領。葉劍英暫時隱蔽在沙面租界，而後轉移到香港，1928年底被中共派往莫斯科學習。

　　那是頗為複雜的一個歷史時段。左翼共產革命處於低潮。但在右翼國民黨陣營的張治中，同樣感到不適，他比葉劍英早一年出國，去的是德國。「覺得矛盾太多，如政治問題、思想問題，常常刺激我的頭腦，對於國家前途，革命事業，都發生一種焦慮和迷惘，心裡沒有一天寧靜，所以極願擺脫這一切，離開現有環境，到國外去換換空氣，並從事學術的補充，同時把頭腦做一番檢查整理工作」。

　　蘇聯和德國，是當時最能振奮中國軍人感情的兩個國度。

　　張治中在德國待了5個月，蔣介石就函電紛馳，叫他回國。他又去比利時、美國等國遊歷了3個月，才返回上海，出任軍事委員會軍政廳廳長。但他始終熱愛軍事教育，改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的教育長。

　　葉劍英在蘇聯待的時間更長，將近兩年。他遭遇了清黨運動，被開除黨籍，后改為勸告處分，一直到中共七大（1945年）才被平反。

　　抗戰，危中之機

　　葉劍英回國后不久，被派往江西蘇區。在長征前「反圍剿」的幾年間，他長期出任中央軍委總參謀長等職，被譽為紅軍參謀事業的奠基者。他還任中國工農紅軍學校的校長兼政委，配置軍政人才，以「紅埔」（毛澤東語）抗衡張治中任教育長的「黃埔」。

　　1933年5月，蔣介石集結50萬兵力進行第五次「圍剿」。這場戰事葉劍英和紅軍打得辛苦。張治中並未參加「圍剿」紅軍的行動。他擔任黃埔軍校教育長10年任期間，先後帶過5次兵出征，皆與紅軍無關。每次出兵后，他即重返教壇。「當時誰都願意帶兵，帶兵有權有勢，辦教育是倒霉。我的想法與此不同，我很願意把這個錯誤觀念改正過來。平時在學校里，我也是這樣鼓吹：『當一個教官，比當一個旅團長還重要得多。』所以我不能不言行相顧，提倡一種重視教育的風氣。」張治中這樣說。

　　後來，張治中說，他當時不願帶兵的一個原因，其實是想躲避參加反共戰爭。在1934～1937年，他甚至多次提出辭去軍校教育長職務的請求，終獲允許。「我覺得：我是一個軍人，是一個高級將領，自信具備了一個高級將領的勇敢與果斷，但是，我對於殺人這一件事，常常表示猶豫，常常很軟弱。老實說吧，我不願意殺人」。

　　西安事變發生時，國民黨內形成巨大「討逆」勢力，而張治中是反對軍事解決西安事變的少數。張學良、楊虎城發動的西安事變，最終促成了國共統一戰線的建立。因葉劍英對東北軍有一定了解，故西安事變發生前，他被中共中央派往西安，擔任重要的統戰工作。西安事變發生后，他和周恩來、秦邦憲成為協助解決西安事變的主要中共代表。經歷長征的葉劍英，和中共一道因抗戰而轉變了命運。

　　抗戰爆發后，張治中重上戰場。但時隔不久，他辭去軍職，去湖南履新，出任省政府主席。張治中說：「到湖南后，和中共隔絕了十年的友誼關係又告恢復。當時中共派在湖南的代表是徐特立，此外中共朋友中如周恩來、葉劍英等也常到長沙來，我們處得很好。湖南過去是中共的發源地之一，在何健的十年反共政策下，中共方面所受到的打擊迫害特別嚴重，不過我在湖南任內的一年又兩個月期間，卻能相當融洽地相安無事。」

　　張治中與中共的關係還可從下面事例中看出：他在武漢撤守后，曾與葉劍英談話，表示萬一長沙不守，將指揮保安部隊和人民武裝打游擊，屆時聘請葉劍英做高級顧問，葉劍英欣然同意。

　　談判破裂，對手變同志

　　抗戰勝利后，蔣介石電邀毛澤東赴重慶會商國是。張治中和時任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一起坐專機去延安迎接毛澤東，並全家搬出桂園以作毛澤東的臨時寓所。葉劍英也參加了重慶的政治協商。

　　在此後的國共談判中，張治中一直是國民黨的核心代表。重慶談判時，國民黨的四位代表是王世傑、張群、張治中和邵力子。國、共、美成立軍事三人小組時，國民黨方面的代表先是張群，后改為張治中。那個時候，葉劍英是軍事三人小組下設之軍調部共產黨代表。

　　「葉劍英不如想象瘦削英俊，反像一個和事的小胖子。嘴上有一抹短須，穿最流行的腰中束黃細呢軍服，外罩藍呢大衣。據說，他和鄭廳長（軍調部國民黨代表鄭介民）還是第一次來北平，他也說中共絕對奉行停止衝突恢復交通的命令，不打折扣。他希望分離的華北城市與鄉村，今後能再合攏在一起」。《申報》1946年1月15日的一篇報道這樣寫。

　　但接下來的談判並不如想象中順利和樂觀，全面內戰終於爆發。國民黨一敗塗地。1949年元旦，蔣介石發表文告下野。張治中認為蔣不出國實為和平最大障礙，他在一封信中詳陳出國利弊，其中出國之利的理由中包括：「黨政軍一般幹部對於領袖貌似恭順，實則背後均多怨言，牢騷滿腹，皆謂今日之失敗，乃由鈞座錯誤所招致，尤其黃埔系高級將領，多認為鈞座之指揮方法太過陳舊，認為鈞座以數十年前陳舊方法指揮新的軍事，太不合原則，必然失敗……故為鈞座將來革命大業計，目前唯有放下一切，飄然遠引，靜觀大家之如何作為、如何應付，使之重受刺激，從而引起覺悟，恢復對鈞座之信仰。」

　　蔣介石並沒有採納張治中的意見。代總統李宗仁則看重張治中與中共的關係，繼續由其代表國民黨與中共會商和平。

　　這無望的談判持續到1949年4月，終於宣告完全破裂。此時，北平早已是中共的天下，葉劍英出任北平市長。和談破裂百天之後，葉劍英開始南下，指揮解放廣東的戰役。

　　張治中躲開了正面的衝突。和談失敗后，國民政府和平談判代表團被行政院宣布撤銷，但他滯留北平，遲遲沒有打道回府。經過80多天的掙扎，他公開發表《對時局的聲明》，宣布脫離國民黨陣營。

　　（作者系資深媒體人）

　　來源：《同舟共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