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係：特朗普的新要價

　　劉遠舉：世界政治是一個精巧的局，相互依賴制約，形成均衡。現在，特朗普可能會改變中美關係均衡的重要變數。

　　

　　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 劉遠舉

　　從博弈的角度看，世界政治局面是一個精巧的局，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環環相扣，形成一個穩定的均衡。當均衡持續足夠久，人們會認為這一切都是天經地義，不可改變的。不過，正如辯證法所言，穩定本身就孕育著打破均衡的條件。形成均衡的重要變數一旦被打破，馬上就會形成新的均衡。現在，特朗普很可能會改變中美關係均衡的重要變數。

　　中美關係的核心利益

　　在博弈論中，決定均衡的是參與遊戲的玩家在不同策略中的收益，中美關係中雙方的收益點非常多，其中最重要的收益變數就是所謂的「核心利益」。

　　1948年後，美國「連日制華」，中美關係的意識形態底子就定下了。雖然後來中蘇關係破裂，在蘇聯是共同威脅的基礎上，尼克松在文革期間訪華，中美關係緩和。改革開放后，搞「和平典範」，蘇聯崩潰，冷戰結束，但中美關係意識形態的底子仍沒有變。中美關係的底子，換一個表述，就是中美關係中，中國的核心利益問題。在2010年，在一次公開論壇上，戴秉國表示，中國的核心利益就是中國的國體、政體、政治穩定、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制度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第二是主權安全，領土完整，國家統一，第三是中國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2011年中國發表的《和平發展白皮書》也是這種說法，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是中國第一核心利益。也就是說，實際上中國要求美國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第一條是尊重中國的政治制度。

　　某種程度上，中美關係一開始就是圍繞的這條主線。台灣問題，某種角度，就是一個大陸與台灣之間的道統問題，即相對的合法性問題。台灣不能代表中國，某種程度上，意味著大陸政權的道統，也即合法性。從這個角度，中美聯合公報確定的「一個中國，一中各表」，是中國取得美國合法性確認的一種方式。同時，這也是美國與中國做交易的一個結果。一個中國原則，本身就是中美建交時候的交易與妥協。換一句話說，美國人承認中國的核心利益，所做出的意識形態、價值觀上的妥協，有一個報價。

　　進入全球化時代，中國大陸從WTO中獲利頗豐。從執政角度，不僅僅獲取了績效合法性，而且，一個暗藏的利益是，從緊密的經濟聯繫中，中國大陸的核心利益得到了更大程度的承認，某種意義上，美國還通過順差的方式輸送著績效合法性，「中美國」的說法是這一關係的生動描述。在奧巴馬時代，人權外交的聲音日益式微，解決陳光誠甚至成為希拉里值得一曬的功績，而她只是被迫接手了這個扔給她的燙手山芋。從這個意義上，是緊密的經濟聯繫，經濟利益壓制了美國政治精英的價值觀與意識形態話題。中韓關係中國須準確判斷「薩德」爭端的實質李開盛：中國必須超越簡單的「懲罰論」或「教訓論」，要從一個更高的戰略高度制定綜合性、針對性的應對之策。

　　

　　然而，特朗普並不是建制派精英。

　　CEO政府只講利益？

　　本月16日，美國國務卿蒂勒森訪問日本時稱，美方過去20年試圖將朝鮮拉到無核化狀態的所有外交及其他努力均已失敗。17日，訪問韓國時，一下飛機，蒂勒森就直奔韓朝軍事分界線，向朝鮮釋放警告信號。緊接著，他在記者會上強調，對朝鮮的「戰略忍耐」政策已到盡頭；為了讓朝鮮棄核，將考慮「所有可能選項」。這番強硬表態，雖直接源於朝鮮的舉動已經不斷升級，但對比奧巴馬政府的作為，再聯想到此前蒂勒森在南海與台灣問題上的遠超美國鷹派的強硬立場，何嘗又能完全排除價值觀所帶來的驅動呢？

　　一直以來，輿論認為特朗普政府充斥著商人，是一個金錢至上，講究交易的政府，希望看到在美國利益至上的基礎上，進行各方面的退縮。蒂勒森在出任國務卿之前是埃克森美孚的CEO，可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些人希望看到的商人的氣息嗎？

　　很多人認為，商人總統，CEO政府，會更加利益化，看重利益，缺乏政治底線與價值觀。商人也是人，其動機仍然符合馬斯洛的需求模型。人的利益是多層次的，最高層次的利益，當然是自我實現。比爾蓋茨現在致力解決世界落後地區的貧困與疾病，其自我實現早已從財富變為了造福人類，同樣的，當特朗普、蒂勒森從商人變為政治家的時候，他們的利益，顯然不只是可以計算的錢。這些商業巨頭們未涉足政治的時候，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他們尋求的是利益，所以會通過遊說、政治獻金、人脈關係等去影響其政治，力促形成一個更穩定的中美關係。但是當他們身份轉變，其實現自我滿足的就不再僅僅來源於賺錢的樂趣，而在於政治家的豐功偉績。而且，其本身充足的財富，反而可以隔離來自外界的政治遊說。從這個角度，「CEO政府」可能具有更加強烈的價值觀導向。人都是理性的，政治家更是如此，但價值觀從來都是理性的一部分。天安門廣場的紅衛兵到河南建築大學門外的垂暮老人，毛澤東思想貫穿這些人的一生。同樣的，自由世界的價值觀，也不可避免的存在於特朗普團隊之中，甚至可以得到更大的發揮。這就意味著，同樣的妥協，「痛感」會更強，估價自然會變高。

　　新的要價

　　中美國之間的經濟綁定，貿易順差，「90%的利潤被美國拿走」，但卻被特朗普從美國藍領階層、失落的白人中產階層的角度進行了負面評價。這就意味著，玩家中有納瓦羅這樣的持強硬貿易觀點的人時，中國的出價會被低估。另一方面，當桌面上的玩家有著特朗普、班農這樣有著強烈的價值觀的玩家時，妥協並進而承認中國核心利益的成本會被高估。此消彼長，特朗普報出的經濟利益的要價就會更高。從這個角度，前段時間，特朗普用「一個中國」原則做交易，不過是把中美建交時候的交易重新報價，或許，這是一種試探性要價技巧。而特朗普或許會加碼奧巴馬曾叫停的10億美元對台軍售，則可視為另一種要價方式。

　　任何一個國家，其內部利益存在巨大的結構性分層，就很難避免其他國家利用這一點不斷要價。核心利益的排序，意味著交易的空間。特朗普以及他的團隊，即便現在沒意識到，或僅僅是直覺性的意識到這一點，他們馬上也會從中國政府的反應中清晰的意識到這一點。既然中國存在意識形態利益首要利益，既然中國仍然需要全球化，既然中國還相對弱勢，貿易彈性更小，那麼，不被舊均衡束縛的人很可能會提更高的要價。要價變了，收益函數也隨之發生改變，這個時候，舊均衡就會向新均衡變遷。所以，不管是朝鮮問題、台灣問題，還是中美貿易問題，變化才剛剛開始。

　　面對新的要價，如發生貿易對抗時，經濟回縮，這就意味著「中美國」經濟綁定減少，價值觀議題會更猛烈的，以多種形式，在多個地區，多個領域冒出來。對中國而言，滿足對核心利益的要價並不是問題，真正的問題在於，滿足要價的後續影響。這個要價過程，稱之為妥協也好，付出也好，或者貿易平衡也好，總之，「買買買」是一個再次綁定的好辦法。但是，但對中國而言，這些政策的後續結果並不積極。增加進口，會衝擊國內經濟與就業；放開保險、銀行等法治密集型產業，必然對法治與透明度提出進一步要求。另一種辦法是，正如中國的外交是內政的延續，內政也是外交的基礎，應對特朗普的新要價，敢於還價，能夠承受貿易戰後果的另一個方法，是縮小中國核心利益幾個層次之間的距離。

　　這似乎殊途同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