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振滿 | 晚清民國的莆田系：商人組織與地方政局

　　晚清至民國的鄉鎮商人與地方政局

　　——以莆田縣涵江鎮為例

　　撰文：鄭振滿

　　來源：《東方歷史評論》

　　晚清至民國初期，中國傳統社會進人了前所未有的大變局。商人取代士紳而成為地方社會的領導階層，是清末民初社會變革的主要趨勢之一。本文擬以福建中部沿海的莆田縣涵江鎮為例，考察這一時期鄉鎮商人的社會構成、商人組織的演變過程及其與地方政局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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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涵江商人的社會構成

　　莆田縣涵江鎮位於興化灣畔，是明以後興起的港口市鎮，清代與泉州的安海、漳州的石碼齊名，民國時期有「小上海」之稱，一度成為福建沿海的主要對外通商口岸。根據莆田縣工商聯蔡麟先生的考述，新中國成立前涵江共有大小商號約七百家，經營的行業多達58種。不過，這些商號大多只是小本經營，當時最富有的涵江商人主要出自從事海運貿易的少數行業。民國《蒲田縣誌》記載：

　　商業最重資本。莆商號稱巨擘者，豆餅商居第一位，桂圓商居第二位，布商居第三位，京果商居第四位，輪棧商居第五位。其資本每家不過萬餘元，至二萬元而止。有領袖商五六家，其資本殆將七八萬，不足則貸款於錢莊。滬貨由輪棧而來，代辦商為之報關墊載期以半月還款，而取其利潤、傭金焉。貨至涵江，各商號又分配於城市、黃石、笏石、江口、西天尾諸鎮，而取其物質、贏利焉。取傭金則價之漲落歸之買者，取贏利則價之漲落歸之賣者……小販定貨，預繳押金，約期取貨，是曰「浮水」。大商則投機於麵粉、洋糖交易所，是曰「拋盤」。其性質與賭無異，而其害或過之。涵商持小數定金，憑電信往來，決其勝負。民十九、二十年，涵商失敗於交易所者六七十萬，其結果影響於資本，財力愈竭矣。

　　

　　如上所述，當時涵江少數實力雄厚的「領袖商」，主要從事豆餅、桂元、紗布、京果等南北土特產品的海運貿易。他們依託於當地的城鄉市場，與沿海各大商埠建立了廣泛的商業聯繫，甚至參與上海交易所的期貨投機，因而需要動用大量的商業資本，其成敗足以影響全 局。那麼，這些「領袖商」又是何許人呢？其經營方式及社會構成有何特點？茲以清末民初稱霸涵江的「黃家門」商人集團為例，對此略作探討。

　　「黃家門」是指聚居於涵江霞徐街的黃氏商人集團，主要由瑞裕、鼎和、大同、泉裕四大家族企業構成。這四大企業的創辦人，都是來自涵江附近西天尾鄉渭庄村的黃姓族人，而且四人皆為渭庄黃氏六世祖「楚能公」的孫輩，其中瑞裕與鼎和的創辦人為親兄弟，大同與泉裕的創辦人為親兄弟。

　　「黃家門」商人集團的創業史，大致始自於咸豐至同治年間。據說，瑞裕號的創辦人邦傑，原是寧波某商號的學徒，於太平天國之亂中發了一筆橫財，遂自立門戶，在寧波創立了瑞裕桂元行。此後，又購置了一艘載重兩千擔的「瑞安號」木帆船，往返於寧波與涵江之間，專門從事兩地土特產的轉運貿易。同治年間，黃邦傑把瑞裕號的經營重點從寧波移至涵扛，其家人也隨之從渭庄遷居涵江，從而開創了霞徐「黃家門」的歷史。光緒年間，邦傑與其弟邦彥相繼病逝，其子侄分為乾、坤二房，而涵江及寧波的商號也隨之一分為二，乾房仍以「瑞裕」為號，坤房則另立「鼎和」為號。大同與泉裕的創業史，也經歷了類似過程。大同的創始人孟譽，曾為邦傑「理商務於甬江」， 后得其資助而自立門戶，因而後人往往把大同視為瑞裕的分號。泉裕號的創始人孟育，為孟譽之弟，因兄弟分家而從大同分出，另立泉裕字型大小。不過，自清末以降，「黃家門」成員雖歷經分家析產，卻並未因此而導致家族企業的分化，至民國後期仍維持四大家族企業並立的基本格局。

　　

　　從晚清至民國年間，「黃家門」集團長期壟斷涵江至寧波的興化桂元貿易。桂元俗稱「龍眼乾」，由龍眼青果烘製而成，是興化府地區的著名特產。根據民國時期的統計資料，甫田、仙游二縣的桂元年產量約有十六七萬擔，最少的年份也不低於八萬擔。這些桂元主要銷往浙江、江蘇等地，而涵江為主要輸出口岸，寧波、上海為主要輸人口岸。桂元的加工及運銷過程相當複雜，其經營者大致可以分為四類：一是「焙客」，即以自產或收購的龍眼青果烘製乾果，待價而沽；二是「走水客」，即專門收購千果，並運銷外地，三是「做字型大小」，即開設固定的桂元行，大量收購、加工及貯運桂元，再陸續向外地商號批發；四是零售商，即直接向消費者銷售桂元，其中有專營者，也有代銷商。「黃家門」企業主要是「做字型大小」的，但有時為了更有效地控制市場，也會兼營其他環節。在涵江「做字型大小」的桂元行中，「黃家門」的經營額約佔三分之二，因而長期執同行業之牛耳，獲利特別豐厚。關於「黃家門」企業的經營方式及市場優勢，鼎和行的後裔黃祖煥先生有如下記述：

　　我家因經濟實力雄厚，名聲亦大，所以向華亭和仙游溪頂一帶"二盤商」購進「干元」時，都是不用現金的。有人說，鼎和號購買一溪船「干元」，只用一個銅片作「定錢」就行，這句話並不是過分的。當時購買「干元」，當地的「牙人」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家要購買「干元」時，只由採購員帶著掛篩下鄉，在當地「牙人」配合下，經過過篩，看明規格和質量后，確定數量價格（因招牌老，每百元價格還便宜二元左右）后，登記一下，即交「牙人」集中雇溪船運至涵江……還款的日期，一般是在第二年「頭牙」時，告知「牙人」前來領款，在當時已算是信譽很好了。

　　如上所述，「黃家門」企業由於信譽卓著，在收購桂元時可以賒欠，不用現金，俗稱「空手奪槍」。這不僅可以節省大量的流動資金，擴大經營規模，而且由於還款周期長，還可以利用售貨款從事其他商業經營，從中賺取額外的利息和利潤。此外，在運輸及銷售等環節，「黃家門」企業也有明顯的市場優勢。如云：

　　各家桂元行加工焙制的「興化桂元」，都要爭著趕上「頭水」。我家因加工焙制「興化桂元」數量多，在各船務行心目中，當然是個大戶，因此在噸位上是得到照顧的，也可以說是滿足我家要求的。因「興化桂元」能趕上「頭水」運出，好處很多：一是舊貨不多，新貨上市，銷路必快，價格亦高；二是因銷路快，水份可以多一成左右，也不會造成霉爛；三是資金周轉快……

　　當時，莆仙人在寧波開設的桂元行，大小不下二十多家。其中單我大家族，除開設「瑞裕」、「南昌」兩家外，「大同」和「泉裕」兩房亦開設有「東昌」和「大昌」兩家……每年「頭水」興化桂元開盤時，是由我家首先唱價的，每百斤都比其他商行高一些，群眾亦樂於前來購買。譬如我家開盤價每百斤為十元，其他行只能九元左右。在舊社會，「招牌」真是值千金的。

　　毋庸諱言，「黃家門」企業的市場優勢，不僅取決於其商業信譽，更重要的則是其規模效益。「黃家門」家族企業的形成與發展，實際上也是為了確保其規模效益。這是因為，當時各桂元行為了嚴守商業秘密，一般都不聘用外人。因此，只有採取家族企業的經營方式，才 有可能建立跨地區的商業網路，維持較大的經營規模。據黃祖煥先生回憶，鼎和號的人事安如下：

　　我祖父生三子，分為福、祿、壽三房，在寧波的「南昌」和 在涵江的「鼎和」桂元行，仍由三房合營……曾祖父年老時，涵江「鼎和桂元行」由我祖父負責經營，寧波「南昌桂元行」先由淥房從伯父九一孫負責，後由壽房五從伯父詠安負責經營。1912年，我祖父逝世后，涵江「鼎和桂元行」由我父親（別號智群） 負責經營。五從伯父逝世后，寧波「南昌桂元行」由壽房從叔父照麟（又名明如）負責經營……1946年，我父親患病時，請從叔父照麟回涵協助經營，第二年我父親逝世，即由從叔父照麟負責經營，寧波「南昌桂元行」則由從兄祖祁負責。

　　除了上述主要負責人之外，鼎和號的其他經營管理人員，一般也是由本家族成員擔任。例如：「賬房，先後有黃玉森（即四一）、黃玉輝和黃玉奎等；外賬房，蘇植齡；購銷員，先後有黃起佛和黃玉良等；后棧，有黃祖措、梅花和黃鳳祺等；還有檢驗員黃祖福、黃祖望和黃祖恆等。」在這些經營管理人員中，除外賬房為外姓人之外，其餘皆為鼎和派下的家族成員。這說明，「黃家門」家族企業的形成，與當時的商業經營方式密切相關。

　　在經營桂元行的同時，「黃家門」集團也曾經涉足其他商業領域，如創辦輪船公司，開設錢莊、銀行、僑匯局等，但大多無功而退，不得善終。由此可見，這種以經營土特產貿易起家的家族企業，已經難以適應更為複雜多變的市場環境了。不過，由於當時涵江的商業活動仍是以土特產貿易為主，此類家族企業仍有較大的生存空間。直至民國後期，「黃家門」集團仍然雄踞涵江桂元商之首，而其他「領袖商」也無一不是家族企業。這就表明，「黃家門」集團的創業史，反映了涵江商人的一般發展趨勢與社會特徵。

　　概括而言，晚清至民國時期的涵江商人，主要是來自周邊農村的本地商人，他們大多以經營土特產貿易起家，其經營之道具有明顯的家族化傾向。因此，涵江商人與鄉土社會有著密不可分的內在聯繫， 尤其熱衷於參加各種地方事務，表現了濃厚的政治興趣。另一方面， 涵江作為一個港口市鎮，具有悠久的商業傳統，商人組織歷來是社區生活的主導力量，這也為涵江商人的政治追求提供了現實基礎和有利條件。

　　

　　2

　　涵江商人組織的演變

　　

　　涵江早期的商人組織，主要是以祀神為名組成的各種同業組織。據說，涵江商人於乾隆四年（1739）始創「興安會館」，並為此新建了一座天後宮，俗稱「新宮」。不過，當時的「興安會館」似乎只是若干神明會的鬆散聯盟，而並非所有涵江商人的統一組織。根據乾隆十五 年（1750）的《涵江天後宮東甌會碑記》與乾隆十八年（1753）的《興安會館香燈會碑記》，當時不同行業的商人各有相對獨立的祀神組織。例如，「東甌會」由40家「航海營生」的商人組成，共置有「祭業店房三所」，每年由八家商號負責辦祭，五年一輪，周而復始；「香燈會」由24家「鬻販金昌」的商人組成，共置有「祭業」店房「二坎」，每年收租錢26千文，分為「元、亨、利、貞」四組輪流辦祭。這說明，當時涵江並無統一的商人組織，因而才有不同的會館同時並存。

　　

　　清中葉以後，「興安會館」的權威得到了強化，逐漸演變為社區權力中心。嘉慶十二年（1807），涵江十家「行商」以保護天後宮為由，聯名呈請興化知府，出示嚴禁附近居民開設「灰窯」。其呈詞宣稱：「切涵江地臨海澳，為商販貨運之區。古就霞徐鋪創建神宮一所……偏設齋房、會館，延僧供奉香火，附近商民無不仰叨默庇，水陸咸賴。間逢憲駕到涵襄辦公事，皆在廟內停駐，而大憲駕臨，亦常詣廟進香。是以歷蒙各前憲示禁，毋許匪徒騷擾，以昭誠敬。」這一時期的「興安會館」，可能已成為涵江商人的共同組織。道光至同治年間，「興安會館」廣泛參與莆田各地的水利建設、賑災活動及團練鄉兵、修建廟宇等公共事務，其權威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同治九年（1870）, 黃邦傑發起重修「興安會館」，並藉機組成了「董事會」，其費用則「取於貨之厘」。當時共有40家商號照貨派捐，每家各「抽錢」1000文至570千文不等。這種照貨派捐的集資方式，顯然不同於自願題捐，其性質類似於厘金，必須以公共權力的行使為前提。換句話說，這一時期的涵江商人，已經不是自願組合的同業組織，而是具有強制性的社區組織。光緒二年（1876）的《重修興安會館碑記》宣稱：「甫人之商賈於吳越者率以海舶，其出納登降皆集於涵，故其主客皆會於涵，此涵江會館之所由設也。」在這裡，「興安會館」儼然是莆田商界的總代表。

　　光緒二十八年（1902），涵江商人發起組織「莆田縣商會」，由「黃家門」鼎和號的黃紀雲出任會長。由於該商會設於涵江，長期由涵江商人把持，當地人習慣上都稱之為「涵江商會」，有別於後來在縣城成立的「莆田縣商會」。涵江商會成立之初，據說其宗旨是「聯絡同業，開通商智，和協商民，調查商情，提倡改良，興革利弊」，這似乎並未超出同業組織的職能範圍。然而，由於當時並無鄉鎮一級的基層政權，遂使涵江商會逐漸演變為地方行政機構，「其主要任務是調解商務糾紛，同時代表商民應付官廳」。僅如此，涵江商會還通過派征捐稅、建立商團、創辦學校、醫院、郵局等公益事業，對社區生活實行了全面的干預。這一時期涵江商會的社會職能，從首任會長黃紀雲的生平業績中可見一斑。其《墓誌銘》記述：

　　[紀雲]長涵江商會七年，為人無城府，遇事多直談，應接不暇，措理自如。雖函柬旁舞，而筆下數千言立就，洵酬世才也……吾莆俗多械鬥，得以言排解，禍立見消。鄉都祈雨遭陷，為列狀上剖，誣乃得釋。民智之未開也，建崇實學校為合郡倡；旱年之告歉也，運鎮江船米拯莆民飢。他如鎮前陡門、三江石路、興安會館，以及萩蘆、延壽、達台、柯董諸橋樑，皆賴先生得集厥事。

　　黃紀雲的上述業績，大多與社區性公共事務有關，因而也可以視為涵江商會的「政績」。據說，黃紀雲還曾經擔任民國初年的涵江議事會議事長，但這一頭銜並未載入其《墓誌銘》，可見那只是沒有實際意義的虛銜。換句話說，涵江議事會可能形同虛設，只有涵江商會才是當時的社區權力機構。

　　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莆田戰事頻繁，而涵江又地處交通要道，過往軍隊甚多，涵江商會的主要職責是支應各種「兵差」，防止亂兵的搶劫與騷擾。這一特殊的歷史環境，強化了涵江商會的公共權威，使之可以相當隨意派征捐稅。例如，1922年開徵的「維持捐」，就是涵江商會為「應付兵差及其他費用」而派征的捐稅。1925年，莆田縣當局曾以「設立維持捐並沒有依法立案」為由，認定其為「違法私抽的性質」，勒令停徵，並對歷年收支賬目實行「會算」。據當地《衡報》報道，該項收人除用於歷年「軍差」之外，還用於「各處保衛團開支」、「公路款」及「律貼各善舉」等，官方「原告」對這些「軍差之外」的開支表示「礙難承認」，而商會代表則據理力爭。此案拖延多年，其結果是以「不起訴」結案，實際上也就是承認了有關收支項目的合法性。

　　

　　20世紀20年代後期，涵江與莆田縣城之間發生了爭奪「莆田縣商會」的糾紛。據說，對於涵江創立「莆田縣商會」之舉，莆田城內的紳商曆來心懷不滿，但由於涵江為全縣商業中心，而涵江商人又承擔了大多數的商界派款，因而也就不敢挑起爭端。北伐軍入閩后，曾 要求各地商會重新登記，並改名為「商民協會」，莆田城內紳商遂趁機發起組織全縣性的「商民協會籌備會」，但未能得逞，只好改名為「城區商會」。1929年，因政府規定有7個同業公會以上者始可成立縣商會，城內紳商又搶先組織了11個同業公會，並向當局申請備案，因而直接與涵江商會發生衝突，以致相互指控。此案歷經福建省府調解無效，至1930年始由南京政府裁決：「莆田縣商會」設於縣城，涵江可另設鎮商會，但不隸屬於縣商會。此後，涵江商會對外號稱「福建省涵江商會」，而不署縣名，以示其獨立性。—般認為，此事與上述的「維持捐」事件，都是導源於涵江商人與城內紳商之間的權力之爭，其背景相當複雜，在此暫不贅述。

　　從清末至1924年，涵江商會的歷任會長都出自「黃家門」商人集團，這一時期也是涵江商會最有權勢的時期。此後，由於涵江商人的內部分化及各種外部勢力的滲透和打壓，涵江商會大權旁落，逐漸趨於解體。1924年夏，「黃家門」成員在地方權力之爭中失利，被迫讓出了商會會長的寶座，由經營「船頭行」的陳澍霖繼任。事隔不久，「黃家門」成員以抗捐相要挾，迫使涵江商會實行改選。此次改選先按各商幫認捐的數額選出「會董」，再由「會董」推舉正、副會長。其結果，共選出32名「會董」，其中「三黃、研究兩系共得十名，五霸亦得十名，其餘為豆餅、超然兩系」。所謂「三黃、研究兩系」，皆屬「黃家門」商人集團，而「五霸」是指當時一些經營京果業、僑批業、輪船業、桂元業及報紙業的「新派」商人。由於二者勢均力敵，最終達成妥協，由「黃家門」成員擔任正會長，而「五霸」系統的陳澍霖則屈居副會長，因而暫時相安無事。1929年間，涵江相繼成立了24個同業公會，而「各同業公會亦有自定收費的制度」，遂使涵江商會的事權漸趨分化。

　　20世紀30年代初期全面推行的地方黨政建設，迫使涵江商人逐漸退出地方政壇，涵江商會的職權受到了嚴重削弱。1934年，由於涵江商團發生搶劫事件，商會會長黃季明被處決。此案的首犯為商團頭目林鐵，與黃季明未必有直接牽連，而軍政當局卻處之以極刑，其動機頗令人猜疑。據說，此案發生后，「縣長宋仁楚接到命令，先將林鐵部繳械，林被逃脫，只將黃季明解泉槍決。至於黃季明的死因，有的說是與上述幾起劫案有關，有的說是由於國民黨軍隊配款不遂引起的」。商團被繳械與黃季明之死，對涵江商會無疑是沉重的打擊，這實際上也就是宣告了其政治使命的終結。黃季明被捕后，涵江商人曾聯名為他辯解，請求保釋，但未能獲准。究其根本原因，或許只能從當時南京政府力求強化國家政權的政洽環境去理解。

　　抗戰時期，涵江的商業一度畸形發展，涵江商會也被視為利藪，成為各種黨派勢力角逐的焦點。1940年的涵江商會改組事件，就是這種黨派鬥爭的集中體現。試見如下記述：

　　一九四零年，因黃涵生與陳光第的矛盾激化，導致了涵江商會的改組。黃涵生依靠三青團的力量，並擁有桂元、百貨、紗布和醬油四個同業公會的力量，欲保會長之職。陳光第則憑藉自己任國民黨涵江區黨部書記的勢力，也擁有豆餅等同業公會等的力量，欲登會長之座。從表面上看，雖然是黃與陳之間的鬥爭，實際上也是我縣三青團與縣黨部兩派之爭的一種表現……也可以說是城、涵豪紳和鉅賈之間的一次重新的組合。

　　商會系屬民間團體的組織，是歸國民黨省、縣黨部和社會處、科的管轄……為了解決這場會長「寶座」的爭奪戰，國民黨省黨部派指導員林成奇來涵負責整理，對涵江商會實行改組。既然是由省、縣黨部負責主辦的事情，會長（即理事長）的人選，當然是不肯讓給三青團派的人；陳光第也因反對的人較多，所以就選擇了和縣黨部關係較為密切的陳傑人為整理委員會負責人……對各同業公會也進行了整理，重新登記會員，確定了選舉的「權數」。經過了好幾個月的整理，陳傑人又得到縣長林楚飛的支持，故當選為涵江商會理事長，以其從侄陳文堂為秘書。

　　這種由黨派操縱的商會改組，缺乏必要的民意基礎，因而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權威。據說，陳光第落選后，隨之另立山頭，在涵江商會之外組成了「十一同業公會」聯盟。另一後起之秀蘇承祺，不久也發起組織了「七同業公會」聯盟，遂使涵江商會趨於分裂，名存實亡。1945年，由於原任會長辭職，涵江商會再度改選，由陳、蘇二人競選「理事長」之職，「但因同屬縣黨部派，以內部協商的方法進行解決：理事長一職給『十一同業』，縣參議員一職給『七同業』。故陳光第得任涵江商會理事長，一直至解放為止」。由此可見，這一時期的涵江商會，已經淪為黨派鬥爭的工具，因而也不可能大有作為。

　　縱觀涵江商人組織的演變過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清中葉前後的興安會館，主要是涵江商人的同業組織，但已逐漸向社區組織演變；晚清至民國初期的涵江商會，實際上是地方行政機構，或者說是自治性的社區權力中心；自1930年代以降，涵江商會的職權受到了嚴重削弱，再度演變為各種同業組織的鬆散聯盟。涵江商人組織的這一演變過程，反映了清中葉以來社會變遷的基本趨勢，可以說是近代商人政治命運的真實寫照。

　　

　　鄭振滿，福建仙遊人，廈門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廈門大學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為歷史人類學、民間歷史文獻學、社會文化史和明清社會經濟史。

　　本文摘自鄭振滿：《鄉族與國家——多元視野中的閩台傳統社會》，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作者授權東方歷史評論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