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為代價的現代化」是俄國最大的悲劇

作者：金雁博士生導師，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中蘇（俄）、東歐研究領域領軍人物。
北京東書房
導讀：時常聽見這樣的說法——舍小家顧大家、為國家要犧牲個人。蘇聯以人民的巨大犧牲換取現代化，卻招致了自身的滅亡。國家和國民，哪一個該放在首位？今天推薦金雁老師的一篇文章，與大家一同反思。
1991年12月25日，蘇聯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宣布辭職，將國家權力移交給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當晚，蘇聯國旗從克里姆林宮上空緩緩降下，至此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最高蘇維埃自我解散，蘇聯從現實和法律上不再存在。 這個具有93年歷史、有1900萬(占居民總數近1/10)黨員、執政74年的共產黨超級大國壽終正寢了。
梅德韋傑夫：「我們沒有什麼別的道路可走」　
提到這次「劇變」，我們雖然已經有關於蘇聯解體的不同解說，但是「領導人因素說」一直是最有影響的「主流」說法。我國許多論著習慣上總是說「蘇聯解體之痛、東歐劇變之苦」，這個「歷史悲劇」都是「叛徒戈爾巴喬夫」惹的禍。「萬方有罪，罪在朕躬」這句中國古代統治者裝樣子的「罪己詔」中常見的自責之語，常常被我們用在關於蘇聯解體的「罪他詔」上：千怪萬怪，都怪蘇聯前領導「挑選接班人」不慎，把個「叛徒」扶上了寶座，蘇聯解體據說就「都是戈爾巴喬夫的『公開性』和『民主化』惹的禍」。
於是有些人就從反面接受教訓，一切行動都是要與「民主化」反著來，逆「公開性」而動，以為這樣就可以消除對現存體制的「不利因素」，就可以保證「鐵打的江山萬年長」了。
然而很少有人問，為什麼這個體制這樣脆弱，它自我標榜的「政治正確性」與「合法性」為什麼這麼經不起大眾信息自由和「廣場測試」的考驗？後來的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曾提到俄羅斯有人也持類似觀點，那些人說：「太遺憾了，我們當初沒有按中國模式發展，那樣就能保持政治體制的穩定」，而梅德韋傑夫斷然否認了這種說法：「我並不認為，我們當時有別的可以選擇的發展方式，所以我不認為，我們有別的什麼道路可走」。
顯然，梅德韋傑夫認為蘇聯體制的垮台有其內在邏輯，並不能歸罪於哪個個人。其實即便是鐵杆的強硬派，當時也承認這個體制失去了民心。1990年，當時已經97歲的斯大林時代的意識形態元老卡岡諾維奇說「公開性變成了單行道」，「只朝一邊走」，公開性成了聲討控訴蘇共罪行的「歇斯底里」狂潮。但他卻沒說這「雙行道」該怎麼走法。在「控訴」斯大林的同時把他的「敵人」也一塊兒罵？他應該記得，就連他自己也曾險些成為「敵人」，即便是他和日丹諾夫這樣的鐵杆斯大林分子，在斯大林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時候，都可以隨便地「被流放」和「被嚇死」(1948年日丹諾夫的兒子小日丹諾夫因為反對科學權威李森科，被斯大林怒斥，日丹諾夫受到刺激死於心臟病突發，實際是被嚇死的)。
這些人尚且如此，更何況一般老百姓？出現這種一邊倒的「單行道」局面，原因何在？戈爾巴喬夫一個人的「背叛」，就能掀起這場群眾性的「憤怒聲討」運動嗎，就能夠葬送掉「人類歷史的新紀元」嗎？就能夠埋葬掉近2000萬黨員的大黨嗎？如果是這樣，這個黨豈不是太弱不禁風了？

「以人為代價的現代化」是俄國歷史上最可悲的記憶　
前些年我們有些人到俄羅斯去拍了一部大罵戈爾巴喬夫這個「叛徒」造成蘇聯劇變的電視片，他們見到老人和左派人士就問，「你給斯大林打多少分，給戈爾巴喬夫打多少分？葉利欽打多少分？」據說結果令他們很滿意。但連陪同的翻譯都認為，在一個多元社會裡，做這種有選擇性的調查是不負責任、不具客觀性的。即便如此，他們在與一些親俄共的學者座談時，以為這些左派會說出他們想要的答案，結果沒想到，卻得到這樣一種答覆：「以人為代價的現代化是不值得的」！
的確，即使在今天的俄羅斯懷念蘇聯、不滿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左派群體中，也很少有人同意蘇聯的垮台僅僅因為出了「叛徒」這種說法。前俄共中央委員斯拉溫就根據正統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把這種說法斥之為「唯心主義的個人決定論」：那麼多的社會主義國家都因為出了一兩個「壞人」就崩潰、就變成資本主義了？而眾多資本主義國家怎麼就沒有一個因為出了幾名「好人」就垮台、就變成社會主義呢？他認為批判葉利欽是可以的，但對舊體制的反思更重要。實際上，對於前蘇聯「以人為代價的現代化」的反思如今即便在左派中也是流行的，因為它已成為「俄國歷史上最可悲的記憶」。
當然不是所有的左派都如此，久加諾夫就說，「在最近一百年的現代化經驗中，蘇聯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是最成功的榜樣」。不過有意思的是，今天俄羅斯這樣的「原教旨社會主義者」大都痛恨普京，而普京卻是我們這些採訪者心中的偶像。而這位好人普京一方面被另一位好人久加諾夫恨之入骨，另一方面他卻是大壞蛋葉利欽親自挑選的接班人！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最偉大的好人斯大林在殺光了一切疑似壞人之後，千挑萬選留下的接班人赫魯曉夫，按我們那些採訪者的說法卻又是一個大壞蛋。嗚呼！
一位俄羅斯學者總結說，世界歷史上有兩種截然相反的現代化模式，一種是「以人為主體的現代化」，另一種是「以人為代價的現代化」。在後一種現代化中，國家可以有高速增長的GDP，可以有世界上最大的工程，可以有世界上最高的大樓，可以有超過美國的核彈頭總當量、可以有很多的鋼產量，只要是國家認定需要的東西、事關臉面上的排場，全國自上而下地齊動員，一準能獲得期望的效果。然而所有這些不過是冷戰思維下的「冒虛火」，不要說在軍備競爭中沒有獲勝，這些所謂的傲人成就又有多少是從人著眼？即便是在蘇聯最輝煌的上世紀70年代末，蘇聯工人的工資水平僅為美國工人的31%，居民消費水平只相當於美國的33%。在蘇聯「建立國家」和「攫取財富」是同義詞，這種統治方式也叫做「從人民中獲取滿足國家行為的手段」，「社會主義不是被看作目的，而是被看作一種動員型的意識形態」。
這種以人為代價的發展模式，並不是讓國民生活得更美好、更自由，而是為了爭奪世界霸權，往好里說是對「大國特殊責任論」的擔當、是為了國家的安全戰略，往壞里說是一種不自信的偽民族主義，是一種帝國模式的偽現代化，是一種沒有「人」只有「國」的主觀意志。這種以人為代價的現代化是蘇聯模式最大的失敗。人民成為被政府綁架的人質，成為國家強大的犧牲品。瓦西里耶夫說：「俄國的悲劇就在於，在皮鞭的驅使下它在偽現代化道路上比其他國家走得更遠，在偽現代化的方面取得的公認的數字成果后，在『人』的現代化方面勉強達到非洲的水平」。這種以犧牲個體的充滿血腥成長過程，「再現了等級制、人身依附等中世紀原則」，「這個事實成了俄國文明發展中最陰暗可怕的現象」。在和資本主義拼實力的過程中，是以蘇聯人的性命和不自由作為交換的，它一方面試圖在經濟上趕超西方，另一方面卻在違反現代文明的基礎上發展自己，而且他也並沒有使蘇聯變成一個有競爭力的國家。
無疑，俄國學者們的這些反思不會出現在採訪者所拍的政論片中。但俄國學者的這些「痛定思痛」的思考當真是可以忽略掉的嗎？雖然俄共對採訪者的親蘇共情結感到很親切，但他們自己也承認，不管給歷史人物打多少分，從目前選情看，他們距離政權是越來越遠了。恐怕，這才是真正的打分吧？2010年5月初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在接受《消息報》採訪時說，「坦率地說，蘇聯政權……只能被稱為極權政權，在這個政權統治下，基本的權利和自由受到壓制」。所以他非常強調要搞「人的現代化」，過去那種不顧人民死活的現代化、「給國家爭面子的現代化」、「領導人對軍事威力的崇拜的現代化」以及為了「炫耀帝國光榮的現代化」，所有要讓民眾成為所謂的「國家成功」的受害者的發展模式，都被實踐證明是背離了人類文明的

壓制毀掉了真正的「理想主義」
俄國學者們強調，在這種與朝鮮「先軍政治」類似的「國防意識高於一切」的概念下，國家強大是以個體作為整體的殉道者為前提的，在鉗制和馴服的狀態下「造成了人民政權的錯覺」。因為這一模式是建立在強制基礎上的，它高度集權的「強迫」動員性社會是以壓制性的恐懼政策和輿論統治作後盾的，具體表現在社會單位化、單位國家化、國家政治化，社會只不過是蘇共政權附屬物，是沒有任何主觀能動性的被動客體。戈爾巴喬夫把這種「國家控制、國家所有、國家干預達到無所不及的地步，幾乎每一步都需要國家官員批准」的整齊劃一的「官方國民性」稱作典型的「蘇聯生活方式」。在這個國度里，所有個體沒有選擇餘地，在蘇聯1940年出版的《簡明哲學詞典》中甚至對「個人」的詞條下的解釋是：「馬克思主義的基礎是群眾，群眾的解放是個人解放的基本條件」。戈爾巴喬夫在其回憶錄中說到，個體的「一切都被限定和安排在現行制度的框架里，人們不能決定任何事情，一切需由當局代他們決定」。
這種社會模式必然與理想背離，但又需要藉助理想的號召力進行社會動員和欺騙，必然會導致理想模式的「空心化」，把「馬克思主義變成一種特殊的宗教」，這就造成了它的虛偽性。十月革命后，蘇俄政權很快就發生了「理想主義蛻變」，與它所許諾的目標模式毫無共同之處，正如聖西門批評雅各賓專政時所說的，在爭取自由平等的偉大目標下，產生了一種新的奴役形式，一個新的「黑白顛倒世界」。雖然1936年蘇聯憲法宣布：「人剝削人的現象已經被剷除」，階級結構已經根本改觀，作為蘇聯社會結構的核心的「兩階一層」都是「人民的範疇」，但實際上來自國家的剝削超過了1861年以前的農奴制時期，全體蘇聯人都處在變相的「普遍農奴制」狀態。
1938年蘇聯實行「勞動登記冊」制度，復活了沙皇時代就已經廢除的農奴制特徵「連環保」，所以蘇聯坊間里把聯共(布)稱為「第二次農奴制」，(聯共(布)的俄語縮寫「ВКП」與「第二次農奴制」的俄文縮寫「ВКП」恰好是相同的)。自從斯大林提出「靠內部積累發展國家的工業」以後，整個蘇聯時期的積累率都保持在26%-40%的高水平，靠從民間汲取發展國家是當時的發展戰略。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蘇聯居民的總納稅額增加了2.3倍，1929年沒有加入集體農莊的所謂富農納稅額是集體農莊莊員的17倍，而從1929-1938年的10年間物價上漲了近6倍，遠遠大於沙俄時代。蘇聯為了負擔歐洲規模最大、開支最多的常備軍，就需要不斷消耗國家財力，從農民身上抽取資金，甚至犧牲農民的生命也在所不惜，集體化的1930年代初在哈薩克，農村人口縮減30.9%，伏爾加河流域人口減少23%，烏克蘭自然減員20.5%，北高加索減少20.4%，而1933年運往國外1800萬公擔穀物，如果停止糧食出口就可以避免這場慘絕人寰的災難，就可以有700萬人的性命存活下來，但斯大林拒絕這樣做。他認為，政權與民眾的關係不是「政權依靠人民，而是人民依附政權」。為了國家的強大，必須要以一代人作為代價這一模式是以強製作為後盾的，它用恐懼社會的壓制性和輿論統治來震懾社會、規範人們的行為、控制人們的思想。正如帕斯捷爾納克在《日瓦戈醫生》中所說，這種體制「教育人們不要思考，也不要做出判斷」，只要求服從。用托洛茨基的話說，「我們雖然說的是不勞動者不得食，而主要體現的是不服從者不得食，在政府是唯一僱主的國家裡，反叛就等於餓死」。官僚集團的上層排除了在協商基礎上解決社會矛盾，當時蘇聯提出的口號是「既然進行階級鬥爭，那就需要恐怖，既然階級鬥爭會加劇，恐怖自然也會加劇，一天不搞恐怖危險，兩天不搞恐怖黨就會滅亡」。於是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每次選舉100%的人都無條件擁護共產黨的領導，但階級敵人的隊伍卻在不斷擴大，據蘇聯內務部統計，從1921-1954年僅記錄在案的被判處「反革命」罪的罪犯就達約380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