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鄧小平和陳雲如何能成新中國政治生命最長的兩個人

　　

　　揭秘鄧小平和陳雲如何能成新中國政治生命最長的兩個人(1)

　　鄧小平和陳雲是新中國核心決策層中政治壽命最長的兩個人，也是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政治舞台上起關鍵作用的兩個人。因此，他們在改革開放初期的關係很自然地成為那一時期黨和國家領導人相互間關係中最為重要的關係。

　　關係之一：攜手啟動改革開放

　　任何一項政策推行的必要前提是:第一，該項政策的倡導者要有相當的號召力;第二，要使該項政策的倡導者處於決策的位置。在粉碎「四人幫」后的中國政治舞台上，能提出新政策而且為大多數高級幹部所認可的領導人，最具資格的首推鄧小平，其次便是陳雲，問題只在於如何使他們儘快回到決策的位置上。

　　陳雲和鄧小平都是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黨員和重要領導人，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分別被選為黨中央副主席和總書記。當林彪在1958年中共八屆二次會議當選為黨中央副主席后，中央常務委員會的排名次序是: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陳雲因「反冒進」在1956年受到嚴厲批評，又因主張「分田到戶」從1962年起受到政治冷遇，並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從中央政治局中排除出去。鄧小平則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作為「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政治上被打倒;1972年雖被重新起用，但1976年又因所謂「刮右傾翻案風」被再次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然而，當劉少奇被迫害致死，林彪因叛逃機毀人亡，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相繼病逝后，「文化大革命」前的七位中央常委中恰恰僅剩他們兩位健在。前者還保留著黨中央委員的職務，後者也保留著黨員的身份。因此，他們兩人成為黨內資格最老、最有威望、最有可能帶領全黨與毛澤東晚年「左」的錯誤決裂，並為中國開闢新道路的領導人，是理所當然、毫不奇怪的。

　　當時，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雖然停止了「文化大革命」，並開始糾正某些「左」的做法，但總體上仍推行「兩個凡是」的方針（即「凡是毛主席的決策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阻撓、拖延鄧小平職務的恢復。在這種情況下，陳雲頂著政治壓力，在1977年3月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挺身而出，提交了要求讓鄧小平重新參加黨中央領導工作的書面發言，促使當時的主要領導人正式表態:「在適當的時機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這場政治較量的勝利加快了鄧小平復出的進度，為啟動改革開放贏得了時間。

　　1977年7月，鄧小平恢復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解放軍總參謀長等職務，回到了決策崗位。隨即，他領導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提出了改革與開放、民主與法制的主張，推動了一些重大歷史遺留問題的解決，為1978年底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否定「兩個凡是」方針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黨的思想路線、成功轉移黨的工作重點、最終拉開改革開放的序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和組織基礎。

　　在那次會上，陳雲率先提出應當儘快平反歷史上的重大冤假錯案，帶動與會代表向「兩個凡是」的方針發起了總攻，打亂了當時那位主要領導人的陣腳，改變了會議的原定議程，把會議開成了具有開啟歷史新時期里程碑意義的會議。同樣是在那次會上，由於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中央領導人的竭力主張以及與會代表的強烈要求，陳雲重新當選為黨中央副主席，從而大大加強了中央決策層中改革開放的力量。雖然當時黨中央主席是華國鋒，副主席中還有汪東興，但由於否定了「兩個凡是」的方針，那時的最高決策權實際已經轉移到了鄧小平手中。他後來談到以他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時說:「從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開始產生了第二代領導集體，包括我在內，還有陳雲同志、李先念同志，還有葉帥（即葉劍英———筆者注）。」在這四個人中，鄧小平和陳雲的排名分別在葉劍英和李先念之後，但由於他們的資歷、能力與威望，自然成為決策層中最重要的兩個人。

　　所謂改革，在經濟體制上，說到底是處理好計劃與市場的關係，擴大市場作用;在政治體制上，說到底是處理好集中與民主的關係，擴大民主的範圍。所謂開放，說到底是擴大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經濟與文化的交往，學習和借鑒資本主義的一切先進的管理方法，從經濟上同國際市場接軌，加入全球化進程。在這些問題上，陳雲與鄧小平有著基本一致的主張。（敬請加關注公眾號：醜陋之國人,每天都有至少四篇以上深度好文在期待著您！）

　　

　　

　　對於擴大市場作用的問題，陳雲20世紀50年代就很重視，并力圖在領導經濟工作中加以實行。中共八大期間，他曾提出過一個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后的經濟體制構想，即在工商業經營方面，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為主體，個體經營為補充;在生產方面，國家計劃生產為主體，自由生產為補充;在市場方面，國家市場為主體，自由市場為補充。這個構想雖然未能實現，但卻在許多幹部的頭腦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9年3月，他在經過20多年的實踐與思考之後，進一步完善了自己的思想，指出:「六十年來，無論蘇聯或中國的計劃工作制度中出現的主要缺點:只有『有計劃按比例'這一條，沒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還必須有市場調節這一條。」他提出，整個社會主義時期的經濟必須有兩部分，一為計劃經濟部分，二為市場調節部分;而且，在今後經濟體制改革中，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兩部分的數額不是此漲彼消的關係，而是「都相應地增加」。以後，他把這一思想概括為「以計劃經濟為主，以市場調節為輔」。

　　那時，鄧小平在計劃與市場問題上的觀點與陳雲是完全一致的。

　　1979年11月，他在接見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出版公司編委會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麥吉爾大學東亞研究所主任林達光時說:「社會主義為什麼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

　　1982年4月，他在一次談話中又說:「最重要的，還是陳雲同志說的，公有制基礎上的計劃經濟，市場調節為輔，全國一盤棋，主要經濟活動都要納入國家計劃軌道。」正因為如此，「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被寫進了胡耀邦所作的中共十二大報告中，成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初期的目標模式。江澤民總書記1995年在紀念陳雲誕辰90周年大會上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陳雲率先批評過去計劃工作中的弊端，「對推動全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進行突破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改革，產生過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他這段話指的正是這個意思。

　　在擴大民主方面，陳雲的觀點與鄧小平也是完全一致的。

　　他們兩人都遭受過「左」傾錯誤的打擊，對缺乏民主的弊端有著切膚之痛。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鄧小平就說:「現在關於民主問題的討論不夠，這個問題很重要，要展開討論。」在三中全會之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把「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作為自己閉幕會講話第二部分的標題，並指出:「當前這個時期，特別需要強調民主。因為在過去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民主集中制沒有真正實行，離開民主講集中，民主太少。」

　　1980年，他在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著名講話中，更加系統地分析了我國一度缺少民主的制度原因、歷史原因和思想原因，指出這種現象與黨政不分、以黨代政、權力過於集中、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有關，與舊中國封建專制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很少有關，與對社會主義制度必須實行中央高度集權管理體制的誤解和個人崇拜的風氣有關;提出要從健全法制，改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劃分中央領導機構的任務和許可權，建立職工代表大會或職工代表會議制度，實行黨委決定重大問題一人一票的制度等多個方面，解決現行制度中的弊端。

　　對於黨內民主的問題，陳雲早在1962年2月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就說過:「這幾年我們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有些人對是否能真正發揚民主表示懷疑，這是不奇怪的。」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當選為黨中央副主席后的即席講話中，他又指出:1957年，毛澤東曾提出要求全黨達到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由於種種干擾，很多年沒有實現。「這一次黨中央帶了個好頭，只要大家堅持下去，有可能在全國實現。」中共十二大前，他審閱中央委員會的報告稿，看到裡面講「民主生活很不夠」是「文化大革命」發生的重要原因。他指出這種說法不對，「應該說，黨內民主集中制沒有了，集體領導沒有了，這是『文化大革命'發生的一個根本原因。」後來，他又多次提出，要允許大家提不同意見，「不怕人家講錯話，就怕人家不說話」;「要是開起會來，大家都不說話，那就天下不妙。」他還在1987年1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了民主制度化的問題，強調:黨內「要有民主生活制度。常委多少時間開一次會，政治局多少時間開一次會，要立個規矩。常委會議，政治局會議，政治局擴大會議，應該分開來開。這是黨內民主生活。民主集中制要堅持」。正因為鄧陳兩人在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上有著共同的觀點，那幾年，我國無論是黨內民主還是人民民主，都比改革開放前不知擴大了多少倍。現在，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仍然在沿著他們當年指引的正確方向，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而深化。可以說，我國人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享有這麼多切實的民主權利。

　　在要不要對外開放的問題上，陳雲與鄧小平的觀點也是相同的。

　　「文化大革命」後期，陳雲一度部分恢復了工作，在國務院業務組（該組織是當時處理日常經濟建設問題的最高領導機構———筆者注）中，協助周恩來負責對外貿易的政策，並積極參與了從西方國家引進總額達43億美元機器設備和技術的工作。針對「四人幫」鼓吹的那套閉關鎖國的極「左」理論，他提出「不要把實行自力更生方針同利用資本主義信貸對立起來」，進口大宗貨物可以利用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交易所，從資本主義國家進口棉花、化肥等原材料加工后再出口。所有這些，都可以看成是對外開放的先聲，與鄧小平復出后提出的一系列對外開放的主張，在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

　　陳雲與鄧小平在上述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的一致主張，是他們攜手啟動改革開放的思想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