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記者憶延安江青：沒她毛澤東心神不寧

　　

　　1942年5月至1945年11月，彼得·弗拉基米羅夫作為蘇聯塔斯社記者兼共產國際駐延安觀察員生活在延安。儘管對延安頗多微詞和偏見，但他在日記里仍然記下對江青比較深刻的印象。平時家庭生活中，「毛澤東完全處於他的影響之下，他甚至一刻也離不開她。奧爾洛夫對我說，沒有江青，毛就心神不定，有時甚至不肯試體溫，不肯服藥」。本文摘自《史客1202·兩情》，作者朱鴻召，金城出版社出版。

　　

　　1937年1月毛澤東隨中央機關進駐延安后，住在延安古城鳳凰山麓的李家窯院。江青從魯藝調到中央軍委辦公室工作之前，周六晚上過來，周一早上回去。據警衛員蔣澤民回憶：「江青回來后，對毛澤東比較關心，照顧得也還周到。毛澤東工作累了，放下手中的筆靠在藤椅上休息時，江青立即給毛澤東點支煙，放在他手裡，然後打開留聲機，放一段樂曲。在那動聽的像小河流水一樣清清流放的音樂中，毛澤東很快消除了疲勞，又繼續揮毫疾書。有時候，江青也給毛澤東唱段京戲，她的唱腔不錯，毛澤東微笑著聽著，欣賞著。」「江青初到楊家嶺時，晚飯後經常陪毛澤東散步，我們警衛戰士遠遠跟隨，保衛他們的安全。火紅的晚霞中，蒼茫的暮色下，毛澤東和江青並肩而行，主席身材魁梧，江青窈窕。望著他們緩緩而行的背影，我從心裡祝福他們幸福。」

　　1938年8月，江青調到中央軍委辦公室工作后，就全面進入毛澤東的日常生活。同年11月20日，日本飛機開始連續轟炸延安古城，當晚，毛澤東和江青搬遷到城外西北郊約三公里的楊家嶺。這裡原來是個小山村，中央機關從城裡陸續搬遷過來，中央領導人的住處依山勢次第排列，既相對獨立，又彼此相鄰。毛澤東的住處坐北朝南，三孔窯洞圍合成一個小院落。當中一間是起居接待室，兩邊分別是毛澤東、江青的卧室。毛澤東的卧室兼作書房、工作室，遇到重要寫作任務就會通宵達旦地工作，平時的作息時間基本上是日夜顛倒，中午早起，下午處理公務，傍晚散步，夜裡讀書寫作至天明時分入睡。江青名義上繼續在中央軍委辦公室擔任秘書工作，實際上就是照顧毛澤東的生活起居，作息時間也就依據毛澤東而定。

　　陝北窯洞，冬暖夏涼。戰爭環境，生活簡樸。江青幾乎完全放棄社會活動，扮演家庭主婦，陪伴毛澤東左右，靜水流深，享受著平凡而溫馨的日常人倫。伙食由機關食堂料理，但江青會親自到食堂里與廚師商量，如何把菜做得更有辣味，在晚間能為毛澤東端上一份夜宵。經年都沒拆洗的衣被，江青帶領勤務員拿到延河裡去清洗，曬乾后多了一份陽光的暖意和芬芳。破損的衣袖領口，江青用細密的針腳縫補起來。從來都不修邊幅的毛澤東，慢慢地因為江青而有所改變。冬季來臨之前，江青趕著編織一套厚厚的毛線衣褲，溫暖著毛澤東飽經風霜的身體。忙完家務瑣碎，江青靜靜地坐在毛澤東寬大的書桌邊，處理來往文件函電，偶爾幫助謄抄文稿。送上一杯熱茶，遞上一根香煙，播放一段樂曲，夜深人靜，紅袖添香，溫暖的窯洞里洋溢著甜蜜的親情與愛意。

　　江青對於毛澤東的客人們，落落大方，熱情招待，很少言語，口還沒開臉先笑。這給很多到訪者留下頗為美好的印象。毛澤東非常滿意新婚燕爾、夫唱妻和的革命新生活，更在意老戰友們對自己婚姻選擇的理解和接受。

　　1938年底，賀龍從山西抗日前線回到延安，去看望毛澤東。走進窯洞時，正遇上江青從裡面走出來。江青面帶微笑，點頭示意。賀龍不認識江青，故意沒跟她打招呼。不過，他早已聽說毛澤東與江青結婚的喜事，心中猜想應該就是毛澤東的新婚妻子。賀龍見到毛澤東，故作驚奇地問道：「剛才走出去的是個什麼人？」

　　毛澤東知道老戰友明知故問，應道：「你這個問題問得狠毒呀！」

　　賀龍哈哈大笑道：「主席家裡走出一個我不認識的人，我為什麼不能問？」

　　毛澤東也大笑起來：「怎麼，想喝酒啦？好啊，我請客！」

　　這樣，因為賀龍的吆喝，毛澤東又補請了一次客。席間，毛澤東讓江青以夫人身份參加，招呼老夥計們吃菜，喝酒，抽煙。

　　1939年3月底，劉英從蘇聯回到延安，次日就去拜訪毛澤東。「我走進毛主席的窯洞，江青接待十分殷勤。」她知道劉英是經過長征的老大姐，與毛澤東同是湖南老鄉，當初是和賀子珍一起到蘇聯的，肯定要和毛澤東說一些自己不便旁聽的話，安排好茶水后就悄悄地迴避了。劉英向毛澤東介紹了賀子珍在蘇聯的情況，不掩飾自己對賀子珍的憐惜態度。「她18歲在永新城偶遇毛，兩人一見傾心，她就離開父母跟著毛主席上了井岡山。她文化素養確實低些，連著生孩子，也沒有養成讀書的習慣，脾氣也不大好，常常干擾毛主席，有時爭吵起來賀子珍還忍不住動手。所以在他們的婚姻上，我覺得兩人確實不大般配。現在江青成了毛主席窯洞里的人，毛主席言談也表現出滿意的神色。」劉英順勢對毛澤東說：「你身邊確實需要有人照顧。你同賀子珍也實在合不來。」聽劉英這樣說，毛澤東興奮極了，把大腿一拍，連聲說道：「劉英同志，你才是真正理解我的人啊！這事不少老同志反對哩，你要給我做解釋，做宣傳！」

　　同年9月23日，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到訪延安，逗留了大約十天時間。除了正式訪問，斯諾還獲准隨時進入楊家嶺毛澤東窯洞去聊天。「有時順便去走訪他（毛澤東引者注），同他一起喝茶或打撲克。他也學會了打橋牌；我與他和他的妻子（江青引者注）一直打到凌晨一點。連續幾個晚上我們輪換地打橋牌和撲克。」此前，斯諾到保安採訪過毛澤東，彼此留下很好的印象。現在是老朋友見面，更加親切隨和。在斯諾看來，毛澤東比保安時期「健康狀況有好轉，體重增加了」。這是毛澤東與江青結婚後生活安寧幸福的寫照。

　　1939年12月，曾志從白區地下工作前線輾轉來到延安，專程拜訪毛澤東。老戰友見面分外親切，毛澤東招待晚飯，江青參加。多年後，曾志回憶：「她高高的個子，穿著臃腫的灰棉服，樣子不顯年輕，卻在胸前吊著兩根姑娘式的長辮子，只是她的一雙眼睛還算明媚動人。不知為什麼，她整個人顯得軟綿綿，懶洋洋的，不大多說話，對我談不上熱情，也談不上不熱情，也就是客客氣氣的吧！」三人共進晚餐，席間，「江青沒吃幾口就跑出去嘔吐，我才明白她為何顯得那麼無精打采，原來懷孕了。主席趕快舉著燈去給她照明，又端水給她漱口，還輕輕地為她捶背，看得出主席很疼她」。愛是雙向的，相互感應的。處於妊娠期生理反應比較明顯的江青，仍然對於毛澤東的客人保持客氣，不失禮數，是識大體的，是需要有耐性的，也是難能可貴的。

　　平常的日子裡，江青除了照料毛澤東的生活起居，還幫助警衛戰士識字學文化。遇上毛澤東清閑的時候，三五客人聚在窯洞里玩撲克，打麻將，江青也會奉陪娛樂。偶爾參加周末交際舞會，江青的舞姿是優雅的，活躍的。

　　1942年5月至1945年11月，彼得·弗拉基米羅夫作為蘇聯塔斯社記者兼共產國際駐延安觀察員生活在延安。儘管對延安頗多微詞和偏見，但他在日記里仍然記下對江青比較深刻的印象。她總是那麼和藹健談，喜歡騎馬，喜歡讀書，對世界文學名著涉獵廣泛。「江青照顧他（毛澤東引者注）的健康、日常生活和衣食，是他最信得過的秘書。」她性格中有堅強柔韌的一面，有事業心，「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她毅然克制自己，無情地趨策自己。她唯一關心的就是自己的事業」。平時家庭生活中，「毛澤東完全處於他的影響之下，他甚至一刻也離不開她。奧爾洛夫對我說，沒有江青，毛就心神不定，有時甚至不肯試體溫，不肯服藥」。

　　1944年7月，參加中外記者團到延安訪問的美國記者哈里森·福爾曼，在棗園拜訪毛澤東，江青參加會見。他印象中的江青，身材清秀，舉止優雅，一雙烏黑的眼睛閃耀著智慧的光芒。

　　1944年7月至1946年3月，美軍觀察組進駐延安，與中共領導人有過多次拜訪、交往、聯歡、娛樂。據時任觀察組負責人的包瑞德回憶，在一次軍事表演活動中，毛澤東主動向客人介紹江青。「她的風度中蘊涵著一種中國和其他國家女演員共有的典雅和優美。和幾乎全國的其他女演員一樣，她說著道地的國語。我覺得她比在延安所見到的絕大多數其他共產黨領導人的妻子都要漂亮瀟灑得多。」另一位外交官謝偉思稱道江青，「不是美人，但很迷人」。她在公開場合出現不多。1944年8月的一次內部小型舞會上，毛澤東和江青「他們兩人都興緻勃勃，一再一起跳舞，並和出席的多數人跳」。

　　延安時期，作為主席夫人的江青形象是美好的，為人之母的江青形象更是近乎完美的。

　　1940年8月，江青在中央醫院順利分娩，生下一個女孩。她曾數次流產，這是她生下的第一個孩子，也是唯一的孩子。對於47歲的毛澤東來說，女兒的降臨，帶給他特別的喜悅。革命生涯，戎馬倥傯，此前他與楊開慧的婚姻中生過三個孩子，與賀子珍的婚姻中生過六個孩子，但是養大成人的只有毛岸英、毛岸青和李敏（嬌嬌），並且當時沒有一個在身邊。這個孩子是在相對安寧的環境下生養的，毛澤東對其疼愛有加，為其取名李訥，與姐姐的名字合在一起，寓意「君子敏於行而訥於言」。江青生產時，毛澤東親自到醫院看望並陪伴。回家后，毛澤東特地請中央醫院護士參與照料。江青在哺乳期中，非常注意請教護理人員，精心為孩子編織衣物，讓孩子很少啼哭，始終保持潔凈、清爽、天真爛漫的狀態。逗弄孩子，成了毛澤東工作之餘最大的快樂。待到孩子周歲以後，可以自己走路了，毛澤東凡是參加輕鬆愉快的交往活動，都要帶上天使般可愛的小女兒李訥，為延安革命隊伍里的高層社交活動增添一份祥和與美麗。

　　相夫教女，江青在延安的生活中更多了一份賢良母性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