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忠於大清嗎？

　　羽戈 羽戈1982

　　義和團的口號是「扶清滅洋」。不過深究起來，這兩個詞語，皆成疑問。先說「滅洋」，義和團到底消滅了多少洋人呢？據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庚子事變的外國死難者共計231人，其中兒童53人（這些人並非盡數由義和團所殺，如殺死日本書記官杉山彬的是甘軍，殺死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的是虎神營）。這個戰果，顯然不大值得炫耀，尤其對比死於義和團手上的中國人數目：一說數十萬，一說超過百萬——更可悲的是，歷史只留下一個模糊的數字，死者並無具體姓名，這不得不叫人想起斯大林的名言：死一個人是悲劇，死一百萬人只是統計數據。就此結果而論，「滅洋」好比一塊破爛的遮羞布，企圖遮掩殺戮同胞的暴戾與瘋狂。

　　相比「滅洋」，「扶清」的爭議更大。研究義和團的書，往往都要就其與清政府的關係進行辨析與澄清，或者認為義和團從未反清，或者認為義和團從反清轉向扶清，或者認為義和團一面反清一面扶清（扶清是旗幟，反清則是事實）。相藍欣提到，英國學者維克多·普塞爾《義和團起義的背景研究》一書，「在義和團究竟是反清還是保清的問題上則模稜兩可，不敢下判斷」。由此足見這個問題，何其令人頭疼。

　　對此問題，我覺得一些研究者不幸鑽進了牛角尖，一定要尋覓、確立一個標準答案，以至各執一端，不容異見。事實上，基於義和團的性質及運動過程，反清與扶清，未必如魚與熊掌，必須二選一，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甚至交叉、重疊，譬如前天反清，今天扶清，彼地反清，此地扶清，甲團反清，乙團扶清……質言之，這是一個開放的問題，它考量的不是結論，而是視角。每一個視角代表一塊拼圖，追尋歷史真相就是一場拼圖遊戲。

　　那麼，義和團究竟是什麼性質呢？要用一個字總結，無疑是「亂」。我們先看其起源。與反清與扶清之爭一樣，有人殫精竭慮，嘔心瀝血，上窮碧落下黃泉，一定要為義和團確定一個明晰的源頭，這麼做純屬自討苦吃。因為義和團並非起源於一個點，而是多個點，而且這些點四面開花，毫不相干。大體而言，義和團有三個源頭，一是魯西南的大刀會，二是魯西北的神拳會（以朱紅燈為領袖），三是直魯邊境的梅花拳（以趙三多為領袖），其中大刀會和神拳會「強調刀槍不入的神秘主義」，梅花拳則屬真功夫，「畫符、念咒、燒香、下神等一概沒有」。不過，雖然「義和拳」之名出自梅花拳，整個義和團的發展趨勢卻日漸傾向神秘主義（這裡需要分辨一點：「義和拳」是民間的說法，「義和團」是官方的認證，「拳」「團」之差，褒貶分明），就連不拜神佛的趙三多，都打出了「神助義和拳」的旗號，作為統一戰線。

　　三大源頭之下，則有百千山頭（壇口），偶爾聯成一氣，更多時候卻是各自為戰。說白了，這乃是一幫起自草根的烏合之眾，諸如軍法、組織、文化、意識形態、最高領袖等，幾乎無一不缺。其實從造反的角度而言，義和團所面臨的時局，要優於太平軍，後者的對手，是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等近世中國第一流人物，他們所統率的湘軍、淮軍皆是精兵強將；前者的對手，除了袁世凱，並無什麼厲害角色，聶士成的淮軍（武衛前軍）還有點戰鬥力，董福祥的甘軍（武衛后軍）則與土匪無異。可惜義和團手中一把爛牌，不消說大小王，連一個小二都沒有，如果能從太平軍中借一個領袖過來，哪怕是楊秀清這一檔，北中國的局面將大不一樣。

　　與太平天國的神權政治相比，義和團最混亂的一點，即在意識形態，或者說信仰。戴玄之把義和團所信奉的神靈分為四種，一是玉皇大帝、孫悟空、八仙等神仙，二是關羽、諸葛亮等忠臣，三是黃三太、黃天霸等俠客，四是西楚霸王、托塔天王等武將。這些神靈大多來源於戲劇、說書、評詞，而非宗教，故而不具神聖性。諸神之間，常有爭執，不過只能視之為權力與利益之爭。質言之，這種多神的信仰體系，註定了義和團無法建構一種獨立、有效的意識形態。

　　缺乏統一的組織、制度和意識形態，必然導致義和團的政治立場漂浮不定，隨波逐流。由此再來說「扶清」。需要注意，義和團的口號，並非一開始便是「扶清滅洋」，而有一個漸進的過程。以時間為序，余棟臣（重慶大足人，反洋教的先行者）的口號是「順清滅洋」，趙三多的口號是「助清滅洋」，朱紅燈的口號是「興清滅洋」，此後還有「保清滅洋」等，到了庚子年（1900年），曹福田率義和團入津，所舉起的紅旗「側書扶清滅洋天兵天將，及某縣某村義和神團字樣」，此刻，「扶清滅洋」已經風靡一時。

　　從順清、助清、興清、保清，直至扶清，不難發現，義和團的政治水位一路看漲。一個「扶」字，充分呈現了義和團的主體性，儼然凌駕於清政府之上。對其居心，主張剿滅義和團的清朝官員袁昶和許景澄洞若觀火，1900年7月23日，二人上奏朝廷：「夫扶清滅洋四字，試問從何解釋？謂我國家二百餘年深恩厚澤，浹於人心，食毛踐土者，思效力馳驅，以答載覆德，斯可矣。若謂際茲國家多事，時局維艱，草野之民，具有大力能扶危而為安，扶者傾之對，能扶之，即能傾之，其心不可問，其言尤可誅。」（《嚴劾大臣崇信邪術請旨懲辦疏》）「能扶之，即能傾之」七字，道盡了義和團潛伏的威脅和殺機。

　　回頭來看，從順清到扶清的轉型路上，有些義和團已經明白表示了對清政府的怨恨與敵視，如借天神之名斥責朝廷：「今天庭震怒，命諸神降世，不分尊卑，普查人間。罪魁乃當今皇帝，業已后斷無人，斷子絕孫。滿朝文武，花天酒地，紙醉金迷，難以言狀，置寡婦孤孀哭聲於不顧，毫無悔過從善之心。」進而叫囂「必斬一龍二虎十三羊」，矛頭直指光緒皇帝和滿朝文武：「德宗謂之一龍，禮王、慶王謂之二虎，百官謂之羊……」更有甚者，反意畢露：「眾人未看清，上帝降神兵，扶保真君主，挪位讓真龍。」「先拆電線杆，后拆火車道，殺盡外國人，再與大清鬧。」誠然，這些揭帖不是義和團的主流論調，卻可能暗示其政治方向。

　　義和團對清政府的態度，自身屬性之外，還與朝廷的決策有關。朝廷對於義和團，雖在剿撫之間搖擺，然而縱使主張招撫，卻未把義和團當作自家人，只是以其為利器，在民心論和民氣論的粉飾之下，一面對抗列強，一面打擊政敵（如載漪、剛毅）。所謂君之視民如手足，則民視君如腹心，君之視民如土芥，則民視君如寇讎，當朝廷視義和團為工具，義和團則視朝廷為幌子，彼此都是做戲，誰在乎「扶清」這兩個字幾筆幾畫呢？

　　這齣戲落幕之際，雙方的政治態度終於圖窮匕見。朝廷在流亡途中，下旨「剿匪」，通令各路官兵對義和團斬盡殺絕；1902年，景廷賓起義，趙三多參與，他們的旗幟已經改作「掃清滅洋」。

　　以今人的后見之明來看，哪怕義和團精忠報國，它所激發的效應，不啻是一記尖銳的喪鐘。這不僅因為，清政府的對策純屬玩火自焚，充分顯示了其顢頇與虛弱，更是因為，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等，為了使他們治理的地區不受義和團與八國聯軍戰亂波及，達成東南互保協議，如論者所云，東南互保的出現，足以證明朝廷權威解體，名存實亡。不妨說，任何一個朝代，但凡令義和團誕生、壯大，都是滅亡的前奏。從庚子到辛亥，尚且相距十年；從東南互保到武昌起義，只是一步之遙。

　　2017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