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大寨

　　在一些偏僻的山村，有時還可以看到「農業學大寨」之類的標語。經過歲月的沖刷，這些標語大多已經殘缺不全了。然而，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大寨可是個聲震華夏、名揚四海的山村，「農業學大寨」的熱潮曾席捲大地，磅礴九州。

　　

　　平心而論，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大寨確實是中國農業戰線的一面旗幟，這面旗幟以艱苦奮鬥而出名。大寨村地處山西省晉中地區昔陽縣海拔千米多的山區，這裡屬於太行山脈，自然條件十分惡劣，水源缺乏，土壤貧瘠，水土流失嚴重。全村800多畝坡地分散在「七溝八梁一面坡」上，被分割成4700多塊。從抗戰結束時起，大寨人在黨的領導下，開展合作化生產，特別是在以陳永貴為首的村黨支部領導下，大寨人憑著钁頭和籮筐等簡單粗笨的勞動工具，把全村大溝小溝都閘壩壘堰淤成良田，把坡地修成了水平梯田，阻止了水土流失，通過大施農家肥等措施，大大提高了糧食產量。

　　1963年秋，大寨遇到了特大洪水災害，100多條大石壩被沖毀，層層梯田沖成大溝壑，許多房屋倒塌。大災面前，大寨人毫不氣餒，又從頭做起，當年取得抗災奪豐收的勝利，做到「三不要」(不要國家的救濟糧、救濟款、救濟物資)、「三不少」(社員口糧、勞動日分配、賣給國家的糧食不少)。大寨的事迹引起了各方的重視和宣傳，成為農業戰線上的一面紅旗。周恩來在全國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說：「大寨大隊是一個依靠人民公社集體力量，自力更生地進行農業建設、發展農業生產的先進典型。」「文化大革命」以前，大寨作為這樣一面旗幟，基本上是當之無愧的。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極左路線的推行，階級鬥爭的嚴重擴大化，把陳永貴與大寨捲入政治鬥爭的旋渦。大寨成為天天出典型出經驗的地方，成為一些人為個人榮升製造資本的地方，艱苦奮鬥的精神淡化了，弄虛作假的手段卻不斷使用，這場運動給大寨本身帶來了悲劇，也給全國農村和農業工作帶來了嚴重的影響。

　　斗

　　緊繃階級鬥爭的弦

　　「文革」開始后，陳永貴等對大寨經驗作了重新總結。他說：「近20多年來，大寨走過的路，就是同黨內走資派鬥爭的路，沒有這個斗，就沒有今天的大寨。」「什麼是學大寨?學根本，就是學這個斗。」「我們的勝利不是抓生產抓出來的，而是抓階級鬥爭、路線鬥爭抓出來的。」他們認為，大寨經驗的精髓就是「斗」，生產上不去，就是有階級敵人在破壞搗亂，這種解釋適應了當時的政治風向，卻從根本上背離了大寨的光輝歷史和周恩來所總結的大寨經驗。

　　陳永貴對階級鬥爭表現得異乎尋常的敏感和高度警覺性。他常說：「吃吃喝喝中有階級鬥爭，說說笑笑中也有了階級鬥爭，萬事都不能離開階級鬥爭這個綱。」為迎合當時的政治風向，他們不斷尋找所謂「資產階級思想、修正主義思想」的表現上綱上線，要麼以「反資」、「反修」為名，要麼以「破壞集體經濟」為名，只要夠得上「反大寨」的就亂批一通，亂斗一頓，製造恐怖氣氛。

　　1966年，以郭鳳蓮為首的23位「鐵姑娘」要求離開大寨，去尋找新的生活。「全國學大寨趕大寨，她們為啥要離開？」部分大寨男青年因此不滿和失望。陳永貴非常重視這件事情在「政治」上的影響，他激憤地說：「大寨，是毛主席說過的大寨，是黨中央關懷的大寨，是周總理到過的大寨，是十幾萬人民和國際友人參觀過的大寨，是全國學習的大寨，是光榮的大寨，是有前途的大寨。大寨的年輕姑娘身在大寨不熱愛大寨，這就是新的資產階級思想。」在這種上綱上線的高壓下，「鐵姑娘」們只好委屈求全，留居大寨。

　　

　　陳永貴和郭鳳蓮在北京參觀了全國大寨式農業展覽會。

　　又有一次，大寨有幾個姑娘在地頭爭著看記者送來的彩照，流露些許陶然之色。陳永貴當即指出：「這是資產階級的香風臭氣在毒害我們的年輕人。」於是又進行了一番批鬥。小生產者的愚昧就在於對任何新鮮事物的天生抵觸心理和天然恐懼心理。這種亂批亂斗和當時的傳媒所正面大肆宣傳的「虎頭山下風雷吼，大寨社員敢於斗」、「大寨人的脾氣就愛斗，七斗八斗不停休」相比而言，令人覺得哭笑不得。

　　大寨、昔陽不但亂批亂斗，而且濫施刑罰，隨意侮辱人格。社員劉金魚失手打破了一隻毛驢的耳朵，被認為是「破壞集體經濟」的嚴重事件，當天就開批鬥會。在鬥爭中，那些「鬥士」竟然讓劉和她男人各拿一根樹枝，互相對打耳光，直打得兩人鮮血淋淋，慘不忍睹。事後，劉又多次被批鬥，最後不堪受辱，被迫飲恨自殺。

　　這種批鬥後來擴大到「資」「修」之爭以外的地方，反正只要夠得上「反大寨」的，他們就照斗不誤。昔陽虛報產量，弄得一些社員連粗糧都不能保證，揭不開鍋，還不準社員外出討借。西寨公社寺上大隊共產黨員、生產小隊長李楞小，1974年到親戚家借糧100斤，就被扣上「反大寨」、「破壞大寨縣的聲譽」的帽子，職務被撤銷，並被留黨察看一年。大寨公社井溝大隊社員於萬勝，境遇比他慘得多。於向親戚借了點糧食和蔬菜，被誣為「反大寨」、「給大寨抹黑」，東西被沒收，人被批鬥。於挨打受餓，還必須照常出工，栽谷時支撐不住，昏倒在地。周圍的「鬥士」將他拖起來，用紅泥塗臉，戴上紅泥做的高帽子遊街示眾，第二天，於不堪凌辱，懸樑自盡。

　　據統計，從1966年5月16日到1978年底，昔陽共有141人非正常死亡。這些人是在人為製造「階級鬥爭要刮十二級颱風」下死去的。

　　整

　　對準基層幹部的一把刀

　　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首肯「農業學大寨」為其決策后，億萬人民對大寨無限崇拜。陳永貴，這位43歲才開始「掃盲」的農民，也成了「毛主席的好學生」。在「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辦，毛主席揮手我前進」的時代，大寨和陳永貴成了真理的化身。「誰擁護大寨，擁護陳永貴，我們就和誰親；誰反對大寨，反對陳永貴我們就和誰拼」。學不學大寨是「忠不忠於毛主席」的立場問題和原則問題，「是執行不執行毛主席指示的大是大非問題，是真革命還是假革命，革命與反革命的大是大非問題」，由此竟然推理出了「不學大寨就是反大寨，反大寨就是走資派」的荒謬邏輯。

　　「文革」以前，大寨人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值得人們學習。「文革」時，大寨的經驗變成了「斗」，而且，大寨成了特殊單位，人為拔高，重金扶持，弄虛作假，自力更生精神蕩然無存。由於片面強調糧食產量，大寨以種粗糧為主，大砍經濟作物，社員苦不堪言。這種「典型」推廣起來確實有困難。陳永貴認為，「文革」前學大寨運動搞不起來，其根本原因在於手中沒權。他總結出一條規律：「學大寨趕大寨，手中無權學不開。」於是，使用專政手段推廣大寨經驗又成了大寨、昔陽的創舉，鬥爭的矛頭對準農村基層幹部。

　　

　　陳永貴從1967年在昔陽造反奪權后，隨後又青雲直上，步步榮升，直至國務院副總理之位。他每年都要進行所謂的整黨整風，撤換那些所謂「不學大寨、假學大寨」、「對大寨經驗抽象肯定具體否定」的「走資派」。那些實事求是、不贊同凡事都要照搬大寨經驗的幹部成為推廣大寨經驗的「絆腳石」，受到批判或被調離崗位。

　　大寨對「資本主義」是「追著斗，趕著堵」。他們宣揚「堵不死資本主義的路，就邁不開社會主義的步」。在沒有搞懂何為資本主義之前，任憑小生產者的直覺判斷，這個攆，那個趕，欲置「資本主義」於死地。大寨關閉集市貿易，割自留地尾巴，砍家庭副業，其他地方也得「割、砍、關」。執行不力的便被當作「走資派」批鬥。昔陽沾尚公社李小寒大隊支書冀國成僅僅因為允許社員種自留地，上山割草去集市出售，便被當作「走資派」打鬥達30餘次，冀走投無路，被迫跳崖自殺。

　　1970年8月，昔陽縣在準備北方農業會議經驗材料時，將過去整基層幹部的經驗總結為「整五種人」，即「壞人」、「蛻化變質分子」、「熱衷於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老好人」以及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階段的人即「民主革命派」。昔陽炮製的又一個典型經驗推廣全國，同時，「整五種人」為在昔陽農村基層全面奪權準備了理論基礎。據統計，10多年間，昔陽以「五種人」等罪名被批判的基層黨支部負責人共117人。

　　與此同時，陳永貴欣賞的一大批「大寨式幹部」受到破格提拔，他們極力效法大寨，敢批敢斗，敢揪敢打，說大話瞎指揮，把昔陽、大寨的災難帶往其他地方。

　　湊

　　弄虛作假的樣板

　　「文革」中，大寨還是自力更生的典型嗎?試看以下事例：

　　大寨的農田水利建設，主要有一條7公里長的「軍民渠」、6個蓄水池(3大3小)和一個「團結溝」渡槽。「軍民渠」是由國家投資、周圍幾個大隊共同貸款、分攤勞力和解放軍幫助修成的。6個蓄水池僅有1個小水池是大寨自己修建的。「團結溝」渡槽，則全是由國家投資，縣、社專業隊修建的。「軍民渠」和5個蓄水池，縣社就投工七八萬個，投資20餘萬元。

　　大寨的高空運輸索道，其負責人一直說，是由他們自籌資金、自力更生搞起來的，其實是在陽泉礦務局和陽泉市二輕局農機廠等單位的大力援助下搞起來的。

　　

　　虎頭山上的400畝松樹，大寨負責人一直宣揚是他們自己植下的。而實際上是從1967年到1978年，每年春天，由縣級機關幹部、職工、學生自帶工具和乾糧植下的。樹苗都是由國家無償支援的。

　　據不完全統計，大寨得到的各類援助共達84.45萬元，戶均1萬餘元，人均1750餘元。這些援助和照顧，要麼以各種試點的名義，如機械化試點，要麼把援助品自標為「處理品」無償贈送，以此表示在行動上真「學大寨」。各級領導為了保住大寨這面紅旗，從人力、物力、財力多方支持照顧它，使它逐漸背離了自力更生的精神，成了重金「湊」出來的典型。作為全國第一個大寨縣—昔陽也沾光不少，據統計，從1966年到1976年，昔陽每增產1萬斤糧食，工業支援了1500斤化肥，國家支援了1000元錢。

　　1973年，昔陽遇到了嚴重乾旱。陳永貴認為：「大災就意味著大變，現在這場大災，又不知道叫咱變成啥新樣呢!」他宣稱：1973年的昔陽，將是「從來沒有見過的大旱，從來沒有見過的大幹，從來沒有見過的大豐收」。

　　天行有常，大災之年能不減產已算勝利。昔陽人民「一根扁擔，兩隻鐵肩」、「千里百擔一畝苗」，經過艱苦努力，當年產糧1.4億斤，這個成績已是十分難得。但跟陳永貴誇下的海口相距甚遠。他示意各公社在產量問題上做手腳，最後經他「確定」為2.39億斤，虛報數額高達近億斤。上台階容易下台階難，從此，昔陽每年虛報，直到粉碎「四人幫」后的1977年，還虛報了6000多萬斤。據《人民日報》披露，從1973年到1977年，昔陽共虛報糧食產量2.72億斤，占這5年實際產量的24%。

　　由於連年虛報，弄得有些社隊增了產，卻鬧糧荒，群眾埋怨說：「他們出名陞官，我們出力受苦，還得跟著鬧飢荒。」

　　虛報浮誇的「瘟疫」流行於昔陽。界都公社為了充當養豬先進，把3000頭虛報為10000頭，號稱「隊隊有豬場，人均一頭豬」。結果是「養豬名列第一，賣豬倒數第一」。皋落公社西溝大隊社員平時吃飯都在家裡，但為了渲染「大幹」的氣氛，便讓社員把吃飯的家什擺在地旁，供人觀賞。1976年，聯合國糧油考察組到皋落大隊參觀，他們立即把公社糧站的大米、白面借給社員作擺設，以示「大豐收」。大寨、昔陽乃至山西省有關單位的「上下相蒙」，從根本上說，欺騙了全國人民乃至黨中央和毛澤東。

　　拼

　　大幹「面子工程」

　　大寨出名后，各界人士紛至沓來。「千支萬流歸大海，革命人心向大寨」。大寨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參觀者面對著齊整的大寨田，讚嘆不已。「向陳永貴學習，向陳永貴致敬，向大寨人學習，向大寨人致敬」的吼聲，在虎頭山四周回蕩。陳永貴在參觀者的嘖嘖讚歎聲中，頭腦開始發熱。他說：「膽子這個玩藝也是有階級性」、「為革命就敢想敢幹，渾身是膽。」他信口開河：「只要有了宏偉的氣魄，不管是亂石滾滾的石山溝，還是寸草不生的鹽鹼灘，都能變成旱澇保收、穩產高產的糧倉。」他認為，大寨和昔陽人民現在是「越干越敢幹，越干越想干，越干越會幹，越干越大幹」，農田水利工程要做到「規模大、聲勢大、遍地開花、全面躍進」。從1970年以後，大拼大幹的狂熱籠罩著整個大寨和昔陽。

　　大寨和昔陽負責人鼓吹「要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為政治，百年大計，搞經濟，眼前利益」。實際上，他們所宣揚的、所標榜的「政治」，是服從服務參觀者的需要。這些工程既要體現出大寨、昔陽人自力更生的精神，又要擺在參觀者易於到達的公路邊、人面前，即成了不講經濟效益的「面子工程」。

　　

　　界牌嶺是陽泉進入昔陽的北大門，某些領導感到這個荒坡「有礙觀瞻」，在這裡搞「人造小平原」。1974年，李家莊公社的專業隊、民兵、青年婦女齊上陣，拖拉機、汽車、小平車全出動，整整幹了3個月，投資7萬元，治理了那個荒坡，對外號稱100畝，實際只有50畝，每畝平均造價高達1400元。更有甚者，他們還在土坡上，用石頭、水泥砌起一面石牆，外加油漆彩畫，甚是美觀，僅此一項又花費7000多元，除觀賞外，一無價值。

　　皋落公社搞「一庫一站三個池，二百米渡槽十華里渠」，「長藤結瓜，萬畝灌區」，還修「玉帶橋、月牙池、涼亭」，瞎幹了5年，投工28萬個，投資30多萬元，由於水源不足，結果是乾池、乾渠、干槽的無用工程。有人在涼亭上題詩云：「生命誠可貴，此物更值錢。一無所用處，浪費好錢財。」

　　大寨、昔陽負責人的頭腦發昏發熱到了何種程度。李家莊渡槽本來是上級施工單位一手修建起來的，它完全用鋼筋水泥建成。可是某領導覺得沒有顯示出大寨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不便拿出來讓外人參觀，便立即要求用石頭把渡槽全部包住，不讓鋼筋水泥露在外面，這樣又白白糟蹋了不少人力物力。

　　

　　陳永貴等人宣稱：「大批(判)促大幹」，「舒舒服服學不了大寨，輕輕鬆鬆改不了面貌」，他們利用經濟強制的辦法，使用批鬥的棍棒，迫使群眾大幹。「早起四點半，一天兩送飯，晚上加班干」，大寨人每天勞動時間長達十四五個小時，早飯、午飯都要送到地里吃。冬季的太行山區，滴水成冰，他們的飯送到地里都成了「冰碴飯」，郭鳳蓮自編了《冰碴飯兒歌》：「冰碴飯兒甜，冰碴飯兒香，吃了不忘本，幹活有力量。」有的社隊提出「大幹」標準：「不脫棉衣不算大幹，不流汗不算大幹，不吃冰碴飯不算大幹。」長年累月讓社員如此大幹，不讓他們休養生息，他們要麼累垮，要麼成了應應付付的懶漢。而且，付出了巨大勞動的昔陽人，並沒有從中得到什麼益處。為了突出糧食產量，昔陽大面積種植高產的玉米、高粱等粗糧，大砍經濟作物，社員們粗糧當頓，缺菜少油，日子苦不堪言。

　　

　　「斗、整、湊、拼」，從幾個方面反映了「文化大革命」時期大寨運動的真相。當十年浩劫的暴風驟雨過去之後，大寨、昔陽又回到了現實的土地。大寨經驗轟轟烈烈，真真假假，虛虛實實，給全國人民、昔陽、大寨帶來了巨大災難。好在如今的大寨村，在村黨支部的帶領下，認真總結了歷史經驗，重新發揚了艱苦奮鬥的精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扎紮實實地發展經濟，人們過上了幸福的生活，大寨又成為一個遠近聞名的好地方。【《福建黨史月刊》2002年06期 文/曉方 網路配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