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小津談張春橋的政治仕途

　　提起張春橋這個人，實在應該多費一點筆墨，勾勒一下此人的嘴臉。原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長宋季文，曾以他擅長的詩詞，給張春橋畫了這樣一幅像：「一付鷹鼻眼，陰陽怪氣聲。滬上有識者，早已知其人。借得戲改革，勾結女江青。拍馬得賞識，從此上青雲。文化革命起，狗頭軍師稱。躲在陰暗處，專門陷害人。」

　　

　　1952年，我父親調到上海任市委第四書記並代理第一書記時，張春橋任市委宣傳部文藝處長，從那時他們就認識了。一直到「文革」爆發前，張春橋一直是在我父親的領導之下。

　　張春橋的父親是一個長期為國民黨、日寇效勞的反動官僚、漢奸。1932年至1934年，張春橋在濟南正誼中學讀書期間，充當了國民黨特務，積極進行反共活動，密告領導反蔣抗日學生運動的負責人和積極分子。1933年春，國民黨復興社在濟南建立反動的「華蒂社」，張春橋是華蒂社發起人之一和中堅分子。1935年5月，張春橋到了上海，在國民黨復興社特務崔萬秋的指使下，從事擁蔣反共活動。他化名「狄克」，瘋狂反對魯迅，積極參加國民黨的反革命文化「圍剿」。1938年1月，張春橋混入延安，當年8月又混進黨內。他長期隱瞞了其國民黨特務身份和反革命歷史，隱瞞了其地主家庭出身和他父親的反動歷史。

　　張春橋的老婆李文靜，原名李淑芳，1943年12月在晉察冀邊區平山縣郭蘇區任區委宣傳員時，被日寇俘虜，自首叛變，當了日本特務。

　　張春橋這個人平時不苟言笑，工於心計，遇到重大問題從不先表態，總要察言觀色、掌握火候和時機。一旦事情出現了波折，他很快就能把態度調整好，把責任推卸得乾乾淨淨。此人城府很深，陽一套陰一套，不好合作。對於張春橋的為人和他夫妻倆的歷史疑點，我父親是了解的，上海市委也不是沒有對他進行審查，但張春橋深得柯慶施的器重、庇護，後來攀上江青。

　　1958年9月初，柯慶施從北戴河會議上回來，把有關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一些精神告訴了張春橋。張春橋摸准了柯慶施的脈，投其所好，立即寫了一篇《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的文章，登載在上海《解放》半月刊上。人民日報10月13日予以全文轉載。張春橋頓時名聲大噪。柯慶施後來到鄭州開會時，就把他也帶到了會上。薄一波後來評論說：「張春橋文章的發表和討論，為平均主義和無償調撥農民財富的『共產風』的蔓延滋長進一步製造了輿論，同時也進一步加深了人們特別是一些領導幹部在理論認識上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誤解。」

　　

　　張春橋與江青

　　1964年3月至5月，江青來上海搞所謂的「戲劇改革」、「文藝革命」時，向柯慶施提出要一個助手，挑三揀四，都不稱心，經柯慶施介紹，江青看中了時任市委候補書記的張春橋。張春橋從此與江青搭上線，開始了狼狽為奸的勾當。

　　在江青勾結張春橋插手京劇現代劇《智取威虎山》過程中，張春橋竭力吹捧巴結江青。該劇上演后，張春橋曾對市委宣傳部的文藝處長講：「應該這樣向記者講：《智取威虎山》這齣戲搞成功全是江青之功。你要知道東北戰場上遼瀋戰役作戰方案，是林總制定的，送到主席處給主席看了看。你能說東北解放戰爭的勝利是林總的嗎？這是主席的了。搞創作和指揮作戰不是兩回事，是一回事。」

　　張春橋拍江青的馬屁都到了厚顏無恥地步。京劇《沙家浜》上演時，張春橋對當時文匯報社一位負責同志說：「人家說我們宣傳樣板戲是拍江青的馬屁。這個馬屁就是要拍，這個馬屁是拍定了。」

　　「文革」爆發后，張春橋更是步步緊跟江青，捧江青為他們一幫人的首領，公開宣稱「上海是江青為首的左派堡壘」。

　　

　　左一為江青，右一為張春橋

　　其實，張春橋追隨江青並不是出於崇拜，而是另有所圖。從他的老婆李文靜在「四人幫」被粉碎后寫的一份交待材料中，不難看出他的真正用意。李文靜寫道：「一九六四年春天，江青住在上海，想撈政治資本……後來張春橋去了。張放棄了一切工作，一心一意撲在江青交給他的『改戲』任務上。江青很高興，兩個人很談得來，而且關係越來越密切。」「張春橋對我說過，江青這個人主意多變，而且今天剛出了一個主意，明天就全盤否定，好象以前的話她根本未說過一樣。估計可能是從主席那裡聽到什麼風，馬上改口，又不承認自己原來說錯了。我問他『那你怎麼辦呢？』他說『那有什麼辦法，她怎麼說就怎麼辦，我還能給她捅穿了？她那個自尊性可強呢！』……」「我勸他和江青疏遠點，他瞪著我大聲說：『不通過她，我接近不了主席！』」

　　除了一己私利，以「革命理論家」自居的張春橋毫無信仰可言，信義可言。

　　

　　上海市委和中央有關部門並不是對張春橋及其妻的歷史問題不追究。他也有過心驚肉跳，甚至想與李文靜離婚，以求自保的危機時刻。

　　我父親的老部下、原上海市人委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范征夫，對張春橋的陰險奸詐深有體會，對於他的歷史問題也早有了解。他說：「張春橋對我們這些人，一貫盛氣凌人，以馬、列、毛理論專家自居。但在1956年審查幹部時，他卻告了『病假』，灰溜溜地在衡山公園埋頭散步。那時我曾經問過曹荻秋，張為何情緒不高。曹低聲告訴我，組織上正對他的歷史進行審查，他入黨、入伍有些問題沒有搞清楚。但不久，由於柯慶施發話，張的審查就『保護過關』……」

　　關於張春橋的歷史問題，我在「文革」結束后還曾先後問過我父親和魏文伯。他們都跟我說確有此事。我父親曾長期主持上海市委的常務工作，並一直分管上海的幹部工作。魏文伯也在上海市委長期分管幹部監察工作。他們對張春橋的歷史問題都是很有發言權的。我父親「文革」結束后就任湖北第一書記期間，曾就此事問過50年代擔任過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安子文同志。安子文說：這事我們早就知道，但是柯慶施堅持要一提再提。

　　

　　魏文伯後來也向我講了柯慶施包庇張春橋的事實。那是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京召開，我父親、胡立教等老同志在會上提出：魏文伯的問題拖到現在有好幾年了，為什麼還不解決？會議把他們的發言登在三中全會的簡報上，這才促使當時的上海市委加快了解決魏文伯問題的步伐。

　　

　　「文革」中，張春橋成為上海的「太上皇」，李文靜更是飛揚跋扈，不可一世。她先後擔任過上海市革委會辦公室、材料組、聯絡組等要害部門的負責人，管過專案等工作，享受市委常委、市革委會副主任的政治待遇。正如徐景賢於1977年2月交待的那樣：「王、張、江、姚和我們這些『四人幫』的餘黨，十年以來，長期包庇、窩藏文靜這一叛徒、特務，犯下了滔天的反革命罪行。」

　　

　　曾經與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狼狽為奸、沆瀣一氣的大野心家康生，因與「四人幫」起了內訌，1975年底，在即將撒手人寰之際，向毛澤東「告發」張春橋和江青在歷史上都是叛徒，並說這件事他在延安時就清楚，但一直沒有向中央和毛澤東反映。

　　實際上，中央和毛澤東之前並非不知道張春橋和江青有嚴重的歷史問題。據毛毛所著《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披露，周恩來與小平在1973年4月9日有過一次推心置腑的談話，一向言語謹慎、從不在背後議論人的周恩來明確指出：「張春橋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讓查。」

　　1974年12月22日到27日，周總理不顧重病在身，趕到長沙會見毛澤東，向毛澤東彙報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問題。周總理為大權不旁落，用自己的政治生命進行了最後的一搏。那一次，周總理知道以後再也沒有這樣的機會和毛澤東推心置腹地長談了，就坦誠而又嚴肅地向毛澤東談了江青和張春橋的歷史問題。毛澤東表示，他已經知道江青、張春橋有嚴重政治問題。

　　但歷史是公正、無情的。像張春橋這樣一個奸佞，在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時，可以追腐逐臭，曲意逢迎，在柯慶施、江青的豢養、提攜下，由一個因歷史問題要被調走的解放日報總編輯，反而在短短几年時間裡一升再升，從上海市委宣傳部長一直爬到分管宣傳工作的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后又爬到「中央文革小組」核心成員的位置。但是，這種陰謀家、野心家只能得逞一時，不能得意一世，最後粉身碎骨，遺臭萬年是其必然結局。

舒雲 史客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