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我不理解的藝術，都是騙子｜大象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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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黃章晉

　　下面這幅畫你能看懂嗎？

　　

　　羅伯特·勞森伯格作品《四分之一英里畫作》（The ¼ Mile or 2 Furlong Piece）局部

　　前些時候，羅伯特·勞森伯格作品在北京展出，我們獲得一個小小的專場，有機會與 20 個讀者一起不受打擾地觀賞。只是，我至多只能用「觀看」二字，因為我們看到的畫都是這樣的：

　　

　　我立著耳朵，不漏過講解員小姑娘每個字，卻還是什麼都看不明白。

　　講解員講得確實不好，但不能怪她。前一天晚上，我的好朋友、半個人生導師羊小倭花了兩個多小時講勞森伯格——1985 年勞森伯格第一次到中國時，羊小倭正是中央工藝美院的學生。徒有向上之心，我卻還是不懂他的好。

　　我並不生氣沮喪。至少我今天不會認為，凡是我不理解的藝術，都是騙子。

　　我那種自信的判斷，始於 1987 年，當時日本人特別有錢，花了近四千萬美元買下了梵高的《向日葵》，創造了美術品拍賣價的世界紀錄。

　　

　　《花瓶里的十五朵向日葵》，1889 年 1 月，藏於日本東京損保日本興亞東鄉青兒美術館

　　當時這是一個大新聞，我一個同學看到《讀者文摘》中有這幅畫的彩頁，鄭重取下來，準備貼家裡牆上，取彩頁時，他輕輕搖搖頭嘆息道，真漂亮啊。

　　我想都沒想就把他噎了個半死。

　　這新聞剛出來時，我就特別憤怒，覺得這裡沒準有陰謀，世界上最貴的畫首先該是達芬奇的《最後的晚餐》啊，怎麼也輪不到聞所未聞的梵高——我們中學美術課本里，根本就沒介紹過這麼個人。

　　名氣倒罷了，重要的是，梵高的《向日葵》畫得非常爛。在我看來，繪畫之美，首先在於畫得像，最好的畫作應和照片一模一樣。

　　

　　《花瓶里的十二朵向日葵》，1889 年 1 月，藏於美國費城費城美術館

　　梵高的向日葵筆觸粗糙，花畫得歪歪扭扭。連我都看不出好在哪裡，而當時要論畫得像，我在全校排第二，大概沒人敢說自己是第一，我那同學能欣賞到哪門子的美呢？

　　不過梵高算不上騙子——畢竟他的畫賣出天價都是他死後的事，與他無關。要說騙子，毫無疑問畢加索排第一。我們的美術課本里，畢加索的《格爾尼卡》是唯一一幅非寫實的繪畫，孤零零地特別顛覆三觀。

　　

　　《格爾尼卡》，1937 年，藏於西班牙馬德里索菲婭王后國家藝術中心博物館

　　我搞不懂為什麼這也能叫畫。我的猜測是，畢加索畫東西實在不夠像，於是動歪腦子裝神弄鬼——報紙上畢加索的奇聞軼事，讓人感覺畢加索是個渣男、奸商，多無恥的事他都幹得出來。

　　而且問我們美術老師，這《格爾尼卡》畫得好么？她搖頭笑而不語，意思是這東西她也欣賞不來。

　　梵高的《向日葵》只是個開頭，它和其他最貴的畫相比，都算是正常的。曾刷新最高成交價（1.4 億美元）的傑克森·波洛克的《1948 年第五號》，要是在 20 年前，我那位對《向日葵》做陶醉狀的同學，肯定不好意思感慨「真漂亮啊」。

　　

　　《1948 年第五號》（No. 5, 1948）局部細節

　　當代藝術越來越讓人搞不懂，我周圍幾乎沒人不認為這不是騙子的。許多年裡，我遇到的第一個不但不認為當代藝術是騙子，反而還不斷購買的人，就是羊小倭。

　　因為喜歡，他還在網上開專欄介紹當代藝術，我特向一個博客網站推薦他，給了他一個很好的推薦位，這自然引來不少關注，只是吐槽者眾，附和者少，甚至有位同開專欄的作者也忍不住跑來跟帖評論。

　　這位作者在北京某文化科研機構長大，與同齡人一開始就不在一個起跑線上，出國留學也不是畢業就回國，好歹是真見過世面。但他顯然也不能接受當代藝術。

　　一開始，他留言大都是「我實在很難理解這幅畫高明在什麼地方」之類，但越看越懷疑，後來，看到彼埃·蒙德里安和伊夫·克萊因的作品和成交價后，這位專欄作家忍不住了。因為蒙德里安和克萊因的畫，傻子都能看出竅門。

　　

　　蒙德里安作品 Comosition in Black and White, with Double Lines，2009 年成交價 926.6 萬美元

　　

　　克萊因作品 IKB 64，尺寸 55.6x78cm，紐約佳士得 486.9 萬美元成交

　　那位作者憤怒評論道，如果這不是騙子，還有什麼是騙子？當代藝術完全就是騙子騙傻瓜，我再也不會花時間了解它了。

　　這種看法顯然在讀者中佔壓倒優勢，最後，站方也覺得給推銷當代藝術的內容推薦位是資源浪費，於是，羊小倭的版面留給了更受歡迎的作者。

　　羊小倭是我的半個導師，不是開玩笑。他起碼讓我知道，當代藝術並不像表面那樣與絕大多數人無關。

　　

　　弗蘭茨·克萊恩作品 Painting Number 2，1954 年

　　在我們的吃穿用度中，工業設計無所不在、無微不至，而當代藝術是其最重要的靈感源頭。當代藝術與美術設計應用之間的關係，猶如基礎研究與現代工業的關係。

　　讓我們看看蒙德里安和克萊因的影響。

　　下面這些包，似是法國服裝設計大師皮爾·哈迪向蒙德里安的致敬：

　　

　　皮爾·哈迪也沒有忘記向波普漫畫鼻祖羅伊·利希滕斯坦致敬：

　　

　　皮爾·哈迪的「Oh Roy」系列女鞋（左）和羅伊·利希滕斯坦（Roy Lichtenstein）的漫畫作品（右）

　　法國奢侈品牌 YSL（聖羅蘭）向蒙德里安致敬的裙子：

　　

　　另外一位騙子伊夫·克萊因，他最荒謬的舉動是找幾個裸女，在她們身上塗上藍色后，在畫布上打幾個滾就是一副畫。但為世界貢獻出一種新的顏色，這種以他名字命名的克萊因藍，被稱為最純粹的藍，應用就更廣泛。

　　

　　藝術家對時尚圈的直接影響，電影《迪奧和我》中就有大段劇情呈現。

　　時尚只是一個側面，設計師對工業設計的影響，最直接的例子有帶有女性腰身線條的可口可樂玻璃瓶，以及雕塑家康斯坦丁·布朗庫西與今天工業產品中無所不在的流線型。

　　智能產品或許更好的例子——全世界的智能產品都在模仿蘋果，而蘋果的美學是極簡主義在電子消費品上的呈現。

　　《穿普拉達的女魔頭》中，時尚女王教訓菜鳥助理：

　　

　　「……你以為你只是隨便從衣櫃里拿了一件藍色的毛衣穿上。但首先，你不明白那件衣服不僅僅是簡單的藍色，它既不是青綠色也不是琉璃色，事實上這是天藍色；

　　同時你也不知道，從 2002 年奧斯卡·德拉倫塔的發布會第一次出現了天藍色禮服，然後我記得，伊夫·聖洛朗也隨之推出了天藍色的軍式夾克衫……接下來，天藍色迅速地出現在八個不同設計師的新款中，接著滲透至各大百貨賣場，漸而淪落到可憐的「休閑地帶」，而你呢，毫無疑問是在清倉大甩賣的時候把它給淘了出來。

　　總之，這種藍色背後包含了數百萬的美金和數不盡的工作崗位，所以想想真是可笑，你居然覺得自己能輕易地與時裝業劃清界限；其實你穿著的這件毛衣，正是由這間房間里的人，替你從這堆東西里，挑出來的。」

　　這段話非常適合放在當代藝術與我們的關係上。

　　問題是，從實用角度理解當代藝術的價值和意義，除了在外行面前顯擺點雞零狗碎，其實並無任何價值。因為，即使我「百忙之中」想讓自己腦子能接受新東西，但我充其量能記住一些知識，始終無法從審美上去感知和理解它。

　　沒辦法。

　　我成長在一個遠離藝術的環境，22 歲第一次走進中國美術館前，從未見過類似場合。前面那位認為當代藝術就是騙子的朋友，雖然生在北京，其實比我好不到哪去。

　　因為我們受的教育是一樣的——今天中國主流社會多少還拒斥當代藝術，相比寫實主義，它追求顛覆和創新，天然不易為主旋律接受——我們中學美術教材中突兀地放個《格爾尼卡》，恐怕不全是作者在美術史上的地位，多少也因為反法西斯主義可被納入主旋律中吧。

　　我第一次進中國美術館時，多少有點像走進熟人家。當時正好碰到一個全國性的主題展，我對自己挺失望，我看到羅中立那幅著名的《父親》時，除了驚訝它的尺寸，怎麼都沒激動起來。

　　

　　羅中立作品《父親》

　　中國的藝術館實在少得可憐，通常省會城市才有專門的美術館，往往展館只有一兩千平米，比如長沙美術館只有一千平米。它甚至根本無法滿足本地官方認可的中青年畫家、書法家、攝影家，以及離退休幹部書法家、畫家的展示需求。

　　所以，除了北京上海，今天的孩子成年後，如無意外，絕大多數大概都會和我一樣，發現當代藝術完全是無法理解的，不少人最後會認為它乾脆就是騙子。

　　不過，在偏遠的銀川，居然有個與時代和國際對接的美術館，這個銀川當代美術館像是七九八在西北的一塊飛地。這甚至體現在其官網上，在中國所有美術館的官網中，它是離手串兒、老幹部保溫杯氣質最遠的一個。

　　

　　華夏河圖·銀川藝術小鎮-銀川當代美術館

　　銀川當代美術館當然不是官辦的，它與官辦的銀川美術館相比，不僅是展館面積大出幾十倍——估計大部分銀川人不知道美術館在哪兒它，而且它們完全就是兩種不同的東西。

　　官辦美術館一般不會放這樣的東西：

　　

　　這種規模和定位的美術館，今天在中國不太可能完全是個人捐助，它只能是「藝術+地產」商業模式的產物。該美術館是寧夏民生集團與政府合作開發的華夏河圖·銀川藝術小鎮項目中的一個。

　　銀川當代美術館很大程度上是商人的文化情懷爆發的產物，以今天中國人對美術的理解，這多少是個瘋狂而冒險的舉動，正常情況下，民間商業力量興建的文化設施，在文化和審美趣味上，老百姓更容易接受的，似乎是下面這種 「異域風情街」：

　　

　　或者下面這種民俗風情：

　　

　　在偏遠的西北地區興建這樣的美術館，很難不讓人為它捏一把汗，2016 年 5 月，華夏河圖·銀川藝術小鎮與旅行社合作，售出 3 萬張美術館門票，但效果似乎並不好，遊客們抱怨跑這麼遠居然就是為看一個美術館，而且看不懂，大家抱怨館里沒有講解員——事實上，有講解可能也看不懂。

　　

　　2016 年 9 月 9 日，銀川當代美術館首屆主題為「圖像，超光速」雙年展，請到了安尼施·卡普爾、小野洋子等來自 33 個國家的 73 位知名藝術家

　　所以，銀川當代美術館能否存續實在值得疑問，不過，它並非孤立的存在，而是與國際藝術家村、雕塑公園、藝術史公園、魚塘濕地公園、稻田公園、禾樂村、國際學校等文化聚落和近八萬人的社區形成的有機關係。這大概是當代美術館在中國存續下來，最理想的存在方式。

　　

　　華夏河圖·銀川藝術小鎮-魚塘濕地公園

　　好在，銀川當地經常有一家三口帶著還在襁褓中的小朋友來看美術館，而且下面這些布娃娃都是銀川幼兒園的孩子製作的，或許，寄望於那些已經把當代美術館當成記憶中重要節點的新觀眾，才是它打開的正確方式。

　　

　　畢竟，人一旦過了三十五歲，已經形成的審美偏好和認知，幾乎是無法顛覆重建的，就像我雖然有羊小倭這樣的朋友整天在耳邊費盡心力，但在錯過特定年齡后，再也無法上層次，最多只是不再認為當代藝術不是騙子，並且從功能意義上它是有價值的。

　　但是，當代藝術的一大特徵是追求革命和顛覆，所以，即使在西方，有些顛覆性的作品哪怕是過了幾十年後，依然充滿爭議，譬如馬塞爾·杜尚 1917 年以《噴泉》命名，送到美國獨立藝術家展中的那個男用小便池。

　　今天，還是有人說，杜尚是個騙子。

　　

　　石心寧作品《杜尚回顧展在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