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住那段中國人被驅逐的痛史

　　胡文輝 大家

　　

　　文 | 胡文輝

　　我原先寫的《作為現代史問題的「徙戎」》（「騰訊·大家」2016年10月8日）一文，網上的負面反應多得異乎尋常。推測其因，或與編輯所改的標題《趕走難民，就會更安全嗎？》過於簡單直白不無干係，但歸根結底，恐怕還是來自一股群體心理暗潮——就是我在文章里說的「種族情結的抬頭」，更準確地說，是排外的民粹主義的抬頭。

　　本來，我討論的緣起，是目前西方的移民/難民問題，是歐洲人才真正面對的，作為中國人，干卿何事，反應何以這麼大呢？這代表了一個微妙的集體無意識，在移民/難民問題上，許多人本能地自我代入為主流的社會身份，即自我代入為西洋人，而將穆斯林移民/難民視為異己的他者；若以中國傳統的「徙戎」概念來表述，就是歧視外來的移民/難民為「戎」，而自居於「徙戎」者的強硬地位。

　　

　　▲ 資料圖：歐洲難民

　　應當說，無論作為當今的大國之民，抑或作為古代的天朝之臣，中國人這麼自我代入都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如果是一兩百年前呢，在古典帝國土崩瓦解的末世呢，在黃種人被視為「東亞病夫」的時候呢？

　　要知道，那個時候，我們不再是世界的中心，至少不再是唯一的中心。我們仍視他人為「戎」，但他人也視我們為「戎」了。當我們強大時，他者是「戎」，當他者比我們更強大時，尤其當我們去到他者的領地時，我們就成了他者之「戎」。事實是，在世界近代史上，數量最龐大的移民/難民群體，不是穆斯林，不是猶太人，正是我們中國人。也就是說，在那個西洋人飛揚跋扈的時代，中國人才是「戎」，我們並不是「徙戎」者，而是被「徙戎」者！

　　就在《作為現代史問題的「徙戎」》發表之後，我收到了花城出版社林宋瑜女士寄來的新書：美國女學者瓊·菲爾澤的《驅逐：被遺忘的美國排華戰爭》。此書在寫作上似較蕪雜，但勝在事例豐富，足供我們回顧那段美國迫害華裔移民的暗黑歷史，那段中國人被「徙戎」的恥辱歷史。

　　作者自述其關注此課題，意識最早萌生於1970年代。當時她供職於西部洪堡州立大學，發現學生中只有白人和部落民，沒有一個亞裔：「我打探原因，一位本地詩人告訴我，華人父母不會送孩子上洪堡州立大學，因為90年前，所有的華人都被逐出了尤里卡鎮。他的回答來自於洪堡本地的傳說和集體記憶。」三十年後，作者決心專註於此，在圖書館縮微膠捲閱讀器里，她才發現，這不僅是一個地方的邪惡，背後是整個美國的騷動：「我跟隨成千上萬華人足跡探尋，他們被逐出家園，被暴力驅趕，被塞上火車、輪船、木筏，被迫離開城鎮，甚至被殺害。他們被驅逐，從太平洋海濱被趕到落基山脈，從西雅被趕到波特蘭，從克拉馬斯河濱的柵屋被趕進希斯基尤山裡，途經乾旱的中央山谷南下洛杉磯的黑山谷。從1850年到1906年，爆發了近200次驅趕華人的事件，其唯一目的是驅逐旅美的所有華人。」作為猶太裔，她更將美國排華跟納粹反猶相提並論：「美國西部對華人的清洗使我想起1938年的水晶之夜，納粹德國用武力驅趕猶太人的意圖暴露無遺。那一夜，深深地嵌入了歷史記憶，那是對摧毀玻璃的櫥窗即對個人水晶之夜的記憶，猶太人家庭和商店被毀的記憶，我祖上被迫離散的記憶。19世紀加州城鎮對華人的驅逐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波蘭和希臘驅逐猶太人的前奏，也是晚近盧安達、印度尼西亞和波斯尼亞清洗異族的前奏。」這樣，排華史就跟20世紀的「強制遷徙」確定地聯繫起來。

　　在舊金山，針對唐人街，頒布了《立方空氣條令》，要求每個成人至少得擁有500立方尺的生活空間，否則就要罰款10-500美元；針對華人髮型，頒布了《辮子條令》，允許獄警給華人囚犯剃頭或剪辮；針對華人生計，《洗衣店條令》禁止木質結構的洗衣房，《人行道條令》禁止挑擔賣菜或運送衣物。

　　

　　▲ 資料圖：20世紀初的舊金山唐人街

　　在安提俄克，華人乘坐輪船只能待在底艙——當時技術粗糙，輪船鍋爐甚易爆炸，底艙是船上最危險之處；因底艙成了華人專坐，甚至被稱作「華人甲板」。

　　在全美，通過了《吉爾里法》，華人必須終日佩戴有身份照的卡片（俗稱「狗牌」），以證明自己是合法移民。

　　當然，也不僅美國如是。在英國彼得·阿克羅伊德的《倫敦傳》里，我無意中又讀到：「到19世紀晚期，居於萊姆豪斯及其周圍的華人被認作是對本地人口的一種特殊威脅。在報刊中，他們被描繪得既神秘又險惡，而晚一些時候，（他們所吸的）鴉片那危險的煙霧從薩克斯·羅默、柯南·道爾和奧斯卡·王爾德的書頁中升起，然後強化了一系列聯想。倫敦人認為這些特別的移民會『污染』附近的城市人口，好像外來人群的存在就可被認為是疾病的標誌一樣。……似乎倫敦本地人的暴力傾向不知怎的是被那些在日常交往中迴避暴力的人所激發或點燃的。」作者將對中國人的歧視跟其他的種族歧視現象聯繫起來：「這再一次顯示出對移民和外來居民的普遍畏懼感的一些特徵。它們引發了20世紀初期對俄國猶太人、世界大戰中對德國人、1919年對『有色人種』的攻擊。這些焦慮被指向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英聯邦移民，相應地，接下來又有對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亞洲和非洲移民的敵視。這種模式的對象有所改變，但是其形式卻沒有變化。」這就是說，在英國人眼中，包括華人在內的「戎」是不斷變易的，但「徙戎」的心理卻依舊延續著。

　　知道了一點華人移民的受難史，我們還會覺得「強制遷徙」是應分的嗎，還會覺得「徙戎」是理所當然的嗎？

　　身為中國人，若支持「徙戎」，等於是對所有排華受難者的背叛，等於是數典忘祖。從華人的被「強制遷徙」、被「徙戎」，我們應當很容易得出一個教訓：每一個族群都有可能成為「徙戎」的對象，我們也很容易成為被徙的「戎」。

　　就在前些時候，美國以華裔為對象的暴力犯罪有上升趨勢，更有非洲裔饒舌歌手YG因之創作了一首歌曲《遇見劫匪》（Meet the Flockers），涉嫌煽動針對華裔的搶劫行徑，引發了費城華人的遊行抗議。而在《驅逐》這本書里，能看到這樣的敘述：「……民團圍攻華人的傳說在民間故事和歌曲里流傳下來。在淘金潮的前5年裡，華人成為山匪傑昆·馬里塔喜歡打劫的對象。他囂張地宣稱，他喜歡『聞中國佬的血腥味』。……淘金潮過去很久后，圍攻華人的故事仍然在酒吧里和山間的營火會上傳唱，那是礦工的民謠『約翰中國佬』：約翰中國佬，約翰中國佬/5年前，我歡迎你從廣州來——/現在我希望，不曾歡迎你。……」這樣的話，《遇見劫匪》之類的嘻哈歌曲，就是一百多年前排華歌曲的幽靈再現了。

　　我們能否徹底放心，能否確定排華的歷史絕不會重演呢？

　　朱學勤在《訪美五題》一文里寫道，波士頓的猶太大屠殺紀念碑旁有一塊花崗岩卧碑，刻有一位德國新教神父的話：「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我不說話；/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我不是猶太人，我不說話；/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不是工會成員，我繼續不說話；/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還是不說話；/最後，他們奔我而來，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這裡呈現的邏輯，完全可以用藉以形容「徙戎」問題。華人曾是「徙戎」的受害者，也仍可能再成為「徙戎」的受害者——不論是在北美，還是在東南亞，是在美國，還是在印尼。當別人是「戎」的時候，我們不抱有同情；到我們成為「戎」的時候，也不配得到同情了。

　　明清以來的中國史，既是中國文明被西洋文明反超的歷史，也是中國人向全球遷徙/離散的歷史（大體來說，黑人是被動的，華人是主動的）。正是跟中國人移民世界這一背景有關，西洋世界對黃種人生出虛幻的恐懼心，遂產生所謂「黃禍論」；正如在今日，穆斯林移民潮也觸發了西洋世界的伊斯蘭威脅論——這種伊斯蘭威脅論，相當程度上恰是「黃禍論」的翻版，可名之曰「綠禍論」。可以說，過去中國移民所經歷的，也正是今日穆斯林移民所經歷的。這樣，過去被西洋人屈枉為「黃禍」的我們，還好去附和今日西洋人的「綠禍論」嗎？（或者有人會說，不應將當年的華人移民跟今天的穆斯林移民一視同仁，華人不是恐怖分子呀！但別忘了，在當日西洋人的眼中，打著「滅洋」旗號的義和團就是恐怖主義，而華人移民也有黑社會。）

　　美國人的先祖，是被宗奉國教的英格蘭驅逐到北美的清教徒，當清教徒在新大陸站穩腳跟之後，就反客為主，轉而驅逐土著的印第安人，後來又驅逐有色的墨西哥人、中國人、日本人。愛爾蘭人是受英格蘭壓迫的，猶太人更是受歐洲列國壓迫的，當他們來到新世界，憑藉其白人身份，也參與到排華的集體狂熱之中。當時《紐約時報》的評論直言：「加利福尼亞反對華人的主要勢力來自於愛爾蘭人。愛爾蘭人聲稱，他們逃亡到美國是為了逃避英國人的迫害；在美國，他們總是迫不及待地加入壓迫者的隊伍。」那麼，當「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之後，我們也要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反過來驅逐外鄉人嗎？要繼續充當這個種族主義驅逐鏈的新的一環，要繼續維持這個「徙戎」的循環嗎？

　　反對「徙戎」，反對「強制遷徙」，無須高尚的理由，無須「政治正確」，甚至無須種族平等之類的堂皇說辭，只要付諸自私的動機就夠了——我們也不希望成為被徙的「戎」。要做到這一點，需要遵守的只是最基本的道德規條：「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孔夫子說的；「假如別人做的某些事情是我們所譴責的，我們自己決不去做。」古希臘泰勒斯說的。

　　還應當說明一下，《驅逐》一書將「美國排華」稱為「戰爭」，當然只是一種修辭；而視為「被遺忘」，也不免有點誇張。至少在中國語境中，在官方支持的華僑史研究中，排華問題其實向來是論說的重點。排華的歷史，既是作為中國人所受侵略和壓迫的道德控訴來編纂的，也是作為反帝國主義尤其是反美的政治話語來編纂的。故任何一部華僑史，無不突出排華的內容。專門以排華為主題的專著，我手頭也有一本，美籍華人沈已堯的《海外排華百年史》，分章敘述了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越南、南非的排華痛史。

　　不過，近二三十年來，排華史確也變得邊緣化了。一方面，隨著作為「官學」的華僑史研究風光不再，排華史的編纂也成了明日黃花；一方面，隨著自由主義主旋律的高唱入雲，美國作為自由國家的樣板又正是當時得令（這構成了對內部政治現實的隱性批判，當然值得肯定）。在這樣的知識背景下，美國之惡就被遮蔽了，美國對中國人的歷史債務就被忽略了。當此之際，《驅逐》的引入，也算對國內知識界一個適時的提醒；尤其此書出自白人學者之手，更應刺激我們在歷史編纂上做出新的回應。

　　我想，過去那種僵化的反帝意識形態自然應該拋棄，但不能因此就抹掉排華的記憶；我們承認美國的好處，但不能因此就忘了美國對我們的壞。

　　從大歷史來看，排華是古典式「徙戎」的重演，也是現代式「強制遷徙」的前奏。這是人類陰暗面的一個歷史例證。排華史不應局限於一國一族的範疇，不應僅僅作為中國人的受害史來書寫，而應作為種族主義譜系的一環、作為種族歧視/迫害史的一部分來書寫。這樣，排華史的意義，就不僅是為我們的先人作見證，也是為所有被歧視的「非我族類」者作見證，為所有被徙的「戎」作見證。當然，對於過去、現在、將來所有族群的暴力排外行為，這也是一個歷史的起訴。

　　(原標題：《再談作為現代史問題的「徙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