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麻雀的劫難與人的悲劇

　　雷頤 文史天地

　　

　　不是「過來人」可能很難想象，在20世紀50年代曾興起過一場轟轟烈烈的消滅麻雀全民運動；而「過來人」對這個「運動」的詳情大多也不甚了了，更不知道其中一些人物的命運。麻雀遭劫，最終導致人的劫難。

　　1955年，毛澤東在組織起草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即《農業十七條》時，決定將麻雀與老鼠、蒼蠅、蚊子一起列為必除的「四害」。1956年元月經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最高國務會議正式通過的《綱要草案》第27條規定，從1956年起分別在5年、7年或12年內基本上消滅包括麻雀在內的「四害」。於是，消滅麻雀的運動正式興起。1956年1月6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富平縣九萬青少年兩天內消滅七萬多隻麻雀」的新華社消息：「青年團陝西省委員會已經號召全省五百萬青年和少年開展一個『消滅麻雀運動月』，要求1956年內把全省的麻雀全部消滅。」兩天後，《人民日報》又發表了「北京市最近一周內將基本消滅麻雀」的報道，報道中說，「火器營鄉的麻雀就是在八天內被基本消滅了的」。　

　　在這種形勢下，許多科學家仍頂住巨大的壓力，坦陳麻雀不是害蟲，不應消滅。1956年秋，在青島舉行的中國動物學會第二屆全國會員代表大會還專門召開了一次麻雀問題討論會。雖然不少人因為消滅麻雀運動是領袖和中央的決策而不願意發言，但仍有幾位科學家公開提出不同意見。中科院實驗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員、副所長朱洗先生首先發言。他以歷史為例，說明消滅麻雀的危害。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非常討厭麻雀，在1744年下令懸賞消滅麻雀，一時間普魯士的麻雀幾乎絕跡。但不久就發生大規模蟲害，腓特烈大帝不得不收回成命，並從外國運來麻雀。隨後生物學家鄭作新、薛德焙、張孟聞、辛樹幟、丁漢波、張作人等都以自己的研究為堅實的基礎，公開反對消滅麻雀。他們退一步說，要定麻雀為害鳥起碼是證據不足，建議在沒有得到科學結論之前要暫緩殺麻雀（薛攀皋：《為麻雀翻案的艱難歷程》，《炎黃春秋》1998第12期）。　　

　　但這些生物學家的反對意見並未起作用，消滅麻雀依然成為「國策」。1957年1月18日《北京日報》發表了時任教育部副部長的生物學家周建人題為《麻雀顯然是害鳥》的文章，他斷定「麻雀為害鳥是無須懷疑的」，「害鳥應當撲滅，不必猶豫」。他寫道：「社會已經改變了，但舊社會的某些思想方法或觀點仍然會殘留著。過去時代不少人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界的順民，不敢有改造自然的想頭，當然也不敢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界的主人。」他還說，「還有叫做均衡論的見解，也妨礙人們改造自然的決心」，「均衡論只強調了靜止的一面，忽略了生物的歷史是一個過程」，「均衡論叫人害怕自然界如失掉均衡會鬧出亂子」。剛剛經歷過嚴酷的「思想改造」的科學家們，當然明白「舊社會的某些思想方法或觀點」、「均衡論」的大帽子意味著什麼，而且，《北京日報》的編者按明確指出發表這篇文章是針對朱洗等人的觀點的。　　

　　1958年3月至5月，毛澤東在幾次中央工作會議及八大二次會議上，都號召要消滅麻雀。在「大躍進」中，消滅麻雀的「群眾運動」也在全國進入高潮。從3月起，全國各地陸續成立了由地方主要領導擔任「總指揮」的「圍剿麻雀總指揮部」，各地都在「總指揮部」的指揮下發動了滅雀大戰役，各地報紙作了連篇累牘的報道，有時甚至是整版的宣傳報道，許多報紙還發了消滅麻雀的社論。這些報道的標題幾乎全是「軍事性」的：「調兵遣將、準備武器、摩拳擦掌：滅雀大軍待命總攻」、「全市金鼓齊鳴殺聲震天迫使麻雀紛紛落地」、「滅雀大軍戰果輝煌」、「準備武器、出動偵騎：三軍誓滅小東西大敵人」、「陣地密如網、崗哨密如林、小麻雀命在旦夕」……　　

　　4月19、20、21日，北京市發起了連續三天的滅雀大戰役，《人民日報》《北京日報》《北京晚報》多次作了詳細報道。從4月22日的《人民日報》對北京的報道，亦可看到全國情況：「這三天，首都全城沸騰，由三百多萬工人、農民、幹部、學生、戰士和居民組成的圍剿大軍連日向麻雀猛攻猛打。全市各個角落都布滿了手持『武器』的戰鬥崗哨。六七十歲的老太太和五六歲的孩子手裡也拿著各種響器敲打轟趕。」「根據麻雀飛行和耐餓力很弱的特點，首都人民採取轟、毒、打、掏的綜合戰術，安排了作戰的具體步驟和時間，每天清晨和下午四時到七時半，趁麻雀出窩覓食和回窩的時機，全市統一行動，集中轟趕。麻雀到處不能落腳，吃不著食喝不到水，累得暈頭轉向，疲憊而死。大批的麻雀被趕到『安靜』的毒餌區和火槍殲滅區，都中毒、中彈死亡。傍晚以後，漏網的麻雀進了窩，由突擊隊進行掏窩、堵窩。」三天殲滅麻雀40萬隻。4月24日的《人民日報》又刊登了題為《一場轟轟烈烈的殲滅戰》的報道，描述更加詳細，文章最後寫道：「這是一樁豪邁偉大的行動。它再一次證明：在黨的領導下，群眾的力量無比強大，因此在短時期內，就創造出了這樣動人的奇迹。」4月21日的《北京晚報》發表了郭沫若作的「咒麻雀」詩一首：「麻雀麻雀氣太官，天垮下來你不管。麻雀麻雀氣太闊，吃起米來如風刮。麻雀麻雀氣太暮，光是偷懶沒事做。麻雀麻雀氣太傲，既怕紅來又怕鬧。麻雀麻雀氣太嬌，雖有翅膀飛不高。你真是個混蛋鳥，五氣俱全到處跳。犯下罪惡幾千年，今天和你總清算。毒打轟掏齊進攻，最後方使烈火烘。連同武器齊燒空，四害俱無天下同。」

　　

　　▲「滿載而歸」的人們

　　當時還是中學生、家住北大的楊炳章回憶道：「有天下午我放學回來，正在『紅湖』附近玩耍。北大學生則在打麻雀，所有的高處，山頂上，亭子頂上，都站著人。五彩繽紛的旗幟，鑼鼓聲和吶喊聲，搞得非常熱鬧。據說北大佔地遼闊，外面許多麻雀都跑北大后湖來了，於是得在後湖『追窮寇』，其戰略思想就是說麻雀總是要飛的，不要讓它有任何落足之地，就會給它活活累死。」（楊炳章：《從北大到哈佛》，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46頁）舒蕪先生此時在人民出版社剛被定案為右派第四類，留在機關監督使用，分派給他的任務是到機關大樓房頂坐著，有麻雀飛過便敲盆擊碗，搖旗吶喊。後來停止打麻雀了，他「暗中還有些可惜，想來以後不會再有『守空待雀』這樣輕鬆的活兒了」。（舒蕪：《戴段錢王之妙》，2000年9月19日《中國圖書商報》）

　　上海的《解放日報》4月26日發表了《全民動員圍殲麻雀》的社論，號召說：「全市城鄉各路的指戰員們，一場偉大的戰鬥就要開始了，讓我們立即動員起來，做好思想上、組織上、物質上的一切準備，萬眾一心，英勇、機智、沉著地為保護莊稼、消滅麻雀而戰鬥吧!」據4月28日《解放日報》報道，上海僅27日一天就「殲敵」25萬。而12月13、14兩日，上海再次發動「滅雀大戰」。《解放日報》12月12日又發表了《給麻雀以殲滅性的打擊》的社論，這兩天共滅雀44萬隻。12月13日是全市第二次統一打麻雀開始的日子，從凌晨起，全市的大街小巷紅旗招展，房頂上、庭院里、空地上、馬路上和農村的田野上布滿無數崗哨和假人，大中小學生、機關幹部、工人、農民、解放軍戰士此起彼伏地吶喊。一般由青壯年負責捕、毒、打，老人和小孩守住轟趕崗位，在公園、公墓、苗圃等處設了150個火槍區。沙葉新當時正隨華東師大中文系在郊區農村進行「教育革命」，那天他和同學「分別爬在公路兩邊的一些大樹上，不停地敲著鑼鼓、臉盆和一切能發出響聲的東西，使疲於奔命、驚魂未定的麻雀繞樹三匝，無枝可依，然後紛紛墜地身亡……」　　

　　全國各地都大同小異，相當多的地方都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濟南市圍剿麻雀總指揮部」發布的「總攻擊動員令」「特向全市人民發布戰鬥命令」：「各區指揮部暨全體指戰員，必須整裝待命，服從指揮，準時進入陣地，展開戰鬥。」「這次圍殲麻雀的戰役，是決定我市今年能否徹底殲滅的關鍵，為此要求我全體指揮員、戰鬥員和我全市人民，人人奮勇，個個爭先，猛打猛衝，不獲全勝，決不收兵!」（1958年5月9日《濟南日報》）據不完全統計，從3月到11月上旬，8個月的時間中全國捕殺麻雀19.6億隻！為此，《人民日報》還專門發文熱情謳歌。不過，「懲罰」自然之後，必然要受自然的「報復」。1959年春，上海等一些大城市樹木發生嚴重蟲災，有些地方人行道樹上的樹葉幾乎全被害蟲吃光。在這種情況下，生物學家更強烈地要求為麻雀「平反」。

　　然而，1959年7月10日下午在廬山會議的一次講話中，毛澤東再次提到麻雀問題，他不無情緒地說：「有人提除四害不行了，放鬆了。麻雀現在成了大問題，還是要除。」　　

　　面對廬山會議后強大的「反右傾」浪潮，朱洗、鄭作新、馮德培、張香桐等幾位科學家仍無所畏懼，繼續為麻雀鳴冤翻案。中國科學院生物化學研究所的理論生物物理學家徐京華研究員十分天真地說，為麻雀翻案，比為曹操翻案重要得多。他不知道，此時史學界、文學界正鬧得沸沸揚揚的為「曹操翻案」，並非發思古之幽情，而是大有深意。

　　所幸的是，他們的強烈反對意見此時得到中科院領導的支持，院方十分策略地決定以黨組書記張勁夫的名義，以反映科學家不同意見的方式寫了《關於麻雀益害問題向主席的報告》，經胡喬木轉報毛澤東，隨《報告》還附送了一份《有關麻雀益害問題的一些資料》。《資料》共三個部分：一、外國關於麻雀問題的幾個歷史事例；二、目前國外科學家的一些看法；三、我國科學家的一些看法。扼要介紹了朱洗、馮德培、張香桐和鄭作新四位生物學家反對消滅麻雀的意見。毛澤東很快看到報告，這份附有大量科學依據和分析的報告終於打動了他，這個報告後來作為中央杭州會議文件散發給與會者。毛澤東在1960年3月18日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衛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蟲，口號是『除掉老鼠、臭蟲、蒼蠅、蚊子』。」當然，表面上並不能說打麻雀打錯了。4月6日，譚震林在二屆人大二次會議所作關於農業問題的報告對此十分委婉地說道：「麻雀已經打得差不多了，糧食逐年增產了，麻雀對糧食生產的危害已經大大減輕；同時林木果樹的面積大大發展了，麻雀是林木果樹害蟲的『天敵』。因此，以後不要再打麻雀了……」（《為麻雀翻案的艱難歷程》）但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輯的《中共黨史大事年表》記載：「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調運糧食的緊急指示》，指出，『近兩個月來，北京、天津、上海和遼寧省調入的糧食都不夠銷售，庫存已幾乎挖空了，如果不馬上突擊趕運一批糧食去接濟，就有脫銷的危險。』為了解決日益嚴重的市場供應緊張問題，中共中央除多次發出指示，緊急調運糧食以支援最困難地區外，還採取了減少民用的平均定量，降低城鄉的口糧標準和食油定量，並提倡採集和製造代食品等多種應急措施。」（《中共黨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305頁）對此，朱正先生評論說：「那時的情況就是這樣：每一粒糧食都是多麼寶貴啊！譚震林作報告的時候，正好在中共中央這一指示說的『這兩個月』之中，正是糧食最緊張，庫存都幾乎挖空的時候，作為中共中央書記處分管農業的書記，他不會不了解情況。了解情況還要說『糧食逐年增產了』，是為了給赦免麻雀尋找出一個站得住的『說法』，有他的不得已吧。」（朱正：《赦免麻雀的「說法」》，《隨筆》2000年第4期）　

　　

　　▲人們在清點「戰果」

　　這種不能直接承認消滅麻雀決策錯誤、不能不採取這種「不得已」的「說法」堪稱巧妙，也是中國悠久的「政治文化」使然。不管怎樣，麻雀的劫難終於結束，值得稱道。但是，在幾年後開始的「文革」之中，卻開始了人的劫難。這些科學家被扣上利用麻雀做文章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大躍進」，反對最高指示等種種罪名，受到殘酷迫害。鄭作新的罪名是為麻雀評功擺好，利用麻雀做文章，反對偉大領袖，反對最高指示，因此長期被關入「牛棚」，經常挨批挨斗，直到「文革」結束后才被徹底「平反」。朱洗先生雖在1962年已經病逝，但此時仍被扣上把偉大領袖毛主席同普魯士腓特烈大帝相提並論、公開反對毛主席的罪狀，因此，竟受到砸碑掘墳、曝其屍骨的「嚴懲」！

　　面對他們的悲劇，不能不使人想到為麻雀翻案的艱難歷程，想到在這之後的人的悲劇命運……其中值得反省之處很多很多——為什麼會做出這種明顯違反科學的決策？為麻雀「平反」與政治基本無涉，但其道路為何仍如此曲折？這反映出決策、糾錯機制的什麼問題？這些科學家在「文革」中為何會受到如此迫害?是何種教育、思想灌輸使那些原來的「普通人」能做出對死者鞭屍揚灰這種令人髮指之事卻還自以為非常「正義」？他們的悲劇，更使人想到，那些在艱苦條件下創造輝煌業績、建立偉大功勛的科學家現在終於得到了應有的榮譽和崇敬，而那些不顧個人安危防止災難產生或擴大的科學家，其實也應得到同樣的榮譽和崇敬，也應被後世永遠紀念。當然，他們當年「犯顏直諫」並未想過個人名利，但歷史不應將他們遺忘。更重要的是，那種為真理不畏強權的嶙峋風骨，應該成為我們民族精神、文化的基柱，成為我們民族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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