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奶奶殺孫女慘劇與工具化的中國人

　　周健：人本身的善沒有成為人行動的目的，而是把人當成實現某種目的的工具。「甘願為奴」往往是人自己打造的。

　　

　　北京感恩公益基金會發起人 周健

　　百年的衙門，千年的奴性，人的奴性不是別人給的，是自帶的。

　　「吃人」皆由工具來

　　江蘇南通老太太張愛芬做水產生意，家道殷實。因兒媳第一胎生下孫女，遂以獎勵一套房子相誘惑，鼓勵小兩口生二胎，心想該是個孫子。沒料到，重賞之下，二胎也是孫女。惱羞成怒的老太太，竟將出生僅4天的孫女，用腳活活踩死在醫院的牆角。案發後，張愛芬的丈夫、兒子、兒媳及親家都對她的行為表示了諒解，鄰里多人向法院聯名請求對她從寬處罰。2016年11月，南通中級法院一審以故意殺人罪判處張愛芬有期徒刑十年。

　　不知道張愛芬在踩死自己親孫女之後，有沒有回去為她自己的奶奶燒香拜佛發紅包，感激當年「不殺之恩」？

　　我努力想勾勒出這一類人共同的畫像：如吃喝不愁，則把孩子看作傳宗接代的工具，男人女人必須努力生育，生下一名男嬰，才能完成人生的任務。即使一貧如洗，也要多生孩子，從小給其灌輸二十四孝圖，告訴孩子長大有出息了要對老子好，坐征子女的養育紅利。

　　這就是中國式的奴性，從生命開始那一天，人就被定義為一個工具。只有在這個邏輯之下，你才能夠理解，當「賤婢」熬成「主子」的時候，為何會把自己曾經反對的百般折磨千般凌辱轉而施加於新的「賤婢」；只有這樣，你才能理解「殺人放火求招安」，只是為了上位后更好地奴役別人；只有這樣，你才能理解「互殘互害」模式之後，是相互利用為工具，以求自己人生的「勝出」。

　　人本身的善沒有成為人行動的目的，而是把人當成實現某種目的的工具，「甘願為奴」往往不是環境逼的，而是人自己打造的。

　　《狂人日記》說：「古來時常吃人」，不單是小說家之言。從《漢書》到《清史稿》，大凡遇上災荒之年，「吃人」的事情史書都有記載，尤其北方人，「易子相食」更為盛行。吃掉一個兒童，救活一家人的性命，吃掉一個「工具」你會難受么？更何況，佛家還有因果輪迴、早死早超生這樣的說法，為「下毒手者」解決道德負擔。桑德爾的「電車難題」在這樣的文化之下，不會是「困境」：壓死一個，挽救五個，也許還會成為救人的「義士」。這就是魯迅所言，用仁義道德「吃人」的歷史。

　　只需要輕描淡寫一句「表示諒解」，那個只有四天生命的女嬰，本應該撅著粉嘟嘟的小嘴望著媽媽臉蛋的小女兒，就這麼殘忍地被親生奶奶踩踏致死。誰聽見了她臨死之前痛苦的哭喊？她的父母竟然可以諒解？竟然還有很多人表示要從輕處罰？他們獲得了寬容大度的美名，可是活人有什麼資格替死人說「諒解」呢？！

　　我在想，如果這個孫女不是4天而是4歲、14歲或者24歲呢？難道你們還會「表示諒解」么？4天女嬰被「用腳活活踩死」，不是女嬰有罪，而是她還沒有出生就被認定為應該是一個傳宗接代的工具。既然她不具備這個功能，如此弱小之時，殺死又何妨？

　　不要驚嘆這是父母嗎，這是人嗎？只要人內心把人當作工具，什麼時候，什麼人都有可能死於非命，這難道不是我們生存的環境么？

　　自甘做工具與受教育程度無關

　　聶樹斌案不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嗎？二十幾年前，在基本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就敢判人死刑，十年之後，檢察機關卻拚命為真正的殺人犯脫罪，而殺人犯則拚命證明自己才是真兇。看起來很複雜的劇情，實際上不過是聶樹斌的人命，被當做公安機關「從嚴、從重、從快」打擊刑事犯罪分子的一個工具、一個對象，一個達成社會穩定、安撫被害人家庭的手段。既然聶樹斌只是一個工具，二十年前做「嚴打」的工具，二十年後做「昭雪」的工具，「嚴打」和「昭雪」又都是為群眾情緒穩定，這又有什麼奇怪的呢？

　　人成為工具，首先受到威脅的是人的自由。事實上，當人從小就把自己當作工具來看待的時候，自由對他們而言，就只是一個麻木不仁的抽象概念，甚至其中一些人會覺得，自由是可恥的、被人利用的，是不符合國情的，由自由衍生出來的法治，也會變異成政治生活中「人整人」的工具。

　　對於張愛芬，也許有人認為，把「工具論」的帽子帶在她的頭上有點吹毛求疵，但事實上，一個人是否忠於自己的意志，是否把自己當工具，只和利益有關，和受教育程度沒有直接聯繫。在聶樹斌案中，王書金就是典型的「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的角色。他姦殺多名婦女，把女人當著泄憤的工具。但當他被抓之後，無懼酷刑，也沒有被給女朋友和孩子吃低保等利益誘惑，拒絕成為把聶樹斌案辦成鐵案的工具，而一直為自己的「意志」在堅守。

　　權利優於道德

　　很多人追求的某種「德性」，也是他們自甘墮落為工具的誘因，就像那個被「愛國行為」迷惑的熱血青年蔡洋，用一記U型鎖砸穿了同胞李建利的頭顱。在最近的羅爾事件中，很多批評羅爾的人說，他用女兒的病情、中產階級岌岌可危的社會認同、賣文換打賞自強不息的姿勢，把別人的「善良」變成自己斂財的工具。然而，那些給羅爾捐錢並表示真假無所謂、只管自己做了善事的人，和要求把羅爾以詐騙罪抓起來的人，大多數也是把「善良」當工具的人，他們的行為不是追求善，只是追求自己是個善人。這些人，簡單粗暴地認為自己捐錢之後，就離天堂的大門又近了一步。他們不願意明白，真正的慈善公益包含著對社會公平公正的追求，然而那樣做更複雜，風險更大。

　　在一個社會中，人彼此互為工具利用的時候，道德互撕往往會被各方發展到極致。面對這樣的困境，孔子認為「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什麼意思呢？就是我們應該去幫助其中真正有心行善的人遠離這樣的場合，而不是沉溺於其中的道德紛爭。

　　如何讓人遠離工具化的陷阱？從社會層面來說，我們需要迴避道德先行的原則。在公共事件的討論中，如果道德批判的聲音遠遠大過探討權利和規則的聲音，經常就會陷入彼此互為工具利用的困境，對事情本身的改善毫無助益。

　　在康德和羅爾斯看來，任何追求良善生活的公平理論，都是與人的自由衝突的，都存在把某些人的價值觀強加給他人，把他人淪為傳播某種價值觀的工具的傾向。對於一個獨立、自由的人而言，需要的是一個中立於各種目的、在各種道德爭論中不偏袒任何一方的、讓社會公眾自由選擇各種價值觀的權利框架。

　　一個中立性的框架的好處是，它拒絕說哪個生活方式和價值觀更為美好，而只是保護和鼓勵「人自由選擇自己的目的」。做到這一點，我們首先需要遵循一個原則，那就是「權利優於道德」，而約定人們義務和權利的原則，應該是事先的、在無限接近「無知之幕」下設計出來的，而且是所有公眾知曉如何執行的原則。簡單說，法庭上的辯護律師制度就是基於「權利優於道德」原則設計出來的：一個犯罪之人，也有為自己辯護的權利。

　　一個好的社會的民眾，應該按照自己的權利、社會的規則，去規劃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以某些人的善為依據，去強行改變自己的生活。就像，我們不會每個人都按照岳飛、文天祥、雷鋒、張海迪的生活方式行動，我們只有按照我們自己理解的善去改變我們的生活，這才是真正的自由。

　　羅爾事件中的道德與規則

　　在羅爾事件中，深圳社保局、民政局的介入，事實上有些站隊的意味，對社會而言並沒有太多積極意義。當然作為官方的一個政治姿態，有助於平息輿情，並為自己解除行政管理責任多提供一種說辭。

　　而涉事最深的微信平台，在羅爾事件中發出過兩次聲明，都沒有參與到社會公眾的道德爭論中，而只是對羅爾事件做了規則性解釋。在第一篇《關於「羅某笑事件」的說明》中，說了三件事：1、承認超過上限5萬的打賞是由系統bug造成的；2、說明《羅一笑，你給我站住》沒提出募捐需求，是用戶自發讚賞，不存在違規，所以不處理；3、《耶穌，請別讓我做你敵人》一文，涉嫌誘導分享，已被刪除。在第二篇《關於「羅某笑事件」讚賞資金的說明》中，微信團隊是根據四方溝通結果，由羅爾、劉俠風提議，本人寫出書面聲明后，把相關的打賞金額原路退回。

　　有網友跟帖說：「平台做的是處理違規，但不能做道德審判。微信做得對。」在一個雞湯盛行、許多人放棄批判性思考的環境之中，微信平台能夠不被那些噴薄欲出的道德欲迷惑，而是堅守自己的規則，去保護任何人在規則之下行事的合理性，這是值得讚賞的。

　　不講規則的最大風險則是，民眾不會在一個制度框架下去設計追求自身利益的路徑和方法，而是以他人為工具，以自己為工具，在彼此競爭的不確定性中尋生存。在人淪為工具的情況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的承諾：「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權。這個權利應受法律保護。不得任意剝奪任何人的生命。」就是一紙空文。做奶奶的親手殺死自己的孫女，也可成為一件得到人們原諒的事。

　　註：作者是北京感恩公益基金會發起人，曾用名「才讓多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