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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東陸 愛思想網

胡適(1891-1962)
時東陸,愛思想網專欄學者。 美國馬薩諸塞大學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t Amherst) 物理碩士,工學博士。現任美國辛辛那提大學終身正教授。曾任美國阿貢國家實驗室研究員8年。目前擔任NANO-LIFE 主編,Materials Science & Engineering: C 和 Journal of Nanomaterials 副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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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先生的大名與白話文緊密相連。而他1917年在《新青年》發表的文章《文學改良謅議》,雖然不是學術論著,在影響上卻遠遠超過他的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目前關於 "五四" 以及白話文運動的論著浩如煙海,亦不是本文的目的。筆者希望探討胡適時代的文言文,以及文言文向白話文的轉折和演變。更有趣者,胡適先生的文言文如何?他是否具備嫻熟撰寫文言文的能力?既然他撰文大肆評擊文言寫作,宣揚白話文在文學以及文化上的深遠意義,那麼,我們不妨好奇他寫《文學改良謅議》時(1917 年)白話文的水平。讓我們走近胡適先生,看看這位中國近代絕頂名人到底是如何精彩。
我們先來分析一下關於文言文的寫作。哪些人具備文言文書寫的能力,尤其可以嫻熟的書寫文言文?搞文字的人有體會,無論寫什麼文字,必須有一種基本文字做基礎。比如雖然母語為英文的人,如果要寫好英語,最好有拉丁文的基礎,因為大約有30%的英文源自於拉丁文。對於中國人,如果英文好,中文也應該不錯。因為無論什麼語種,在語言結構,組織,語氣,辭彙,選詞,詞義,溝通等許多方面上是相通的。因此,如果我們把白話文比擬做現代英文,而文言文當作其基礎的拉丁文,我們甚至可以做這樣的結論,如果要書寫上乘的白話文,必須有很好的文言文訓練。因為詞必達意,最為精鍊的文字來自文言文。現代文字里很多辭彙都來自古代文言文,它們在中文裡具有十分精準的字意和典故。
歷代各王朝為了撰寫詔書,告示,法典,條文,記錄,必須雇傭專職的文人寫手。他們經過嚴格的文字書寫訓練之後,方可以文言文寫作具有結構嚴謹,含義清晰,行文規範的文字(當然還包括書法)。而文字的繁體化(繁瑣化)正是歷代王朝壟斷權力的獨特手段。他們甚至雇傭文人,專門把漢字結構設計的更加複雜,從而使得民眾無法輕易掌握,致使中國歷史上僅僅十分少數的人可以識字,以此達到壟斷的目的。而雇傭文人,往往聽命皇室,附庸權勢,進而把文字,文言弄得幾乎無人可識。舊時代的科舉和私塾的目的因而也十分明了:仕途。因為皇室和官府需要具備文言文寫作能力的官宦,所以私塾的基礎課便是文言文與書法。而科舉的所謂"三級四試"一定是以文言為書寫形式的。一級為院試,考中為秀才;二級為鄉試,考中為舉人;三級為會試和殿試,考中為進士(進士第一名既是狀元)。而仕途最基本的表現形式,不僅僅是做官。因為即便沒有考上官,而是只要考中了秀才,就可以脫離平民階層。這就是舊時代中國教育的主要目的。
民國初年的文字從現在的眼光分析,很可能發生了一種混亂,那就是文白混餚,文不文,白不白,就連文化大師胡適本人都難於倖免。他在那篇著名文章《文學改良謅議》,里說:
"當是時,中國之文學最近言交合一,白話幾成文學的語言矣。使此趨勢不受阻遏,則中國幾有一'活文學'出現,而但丁、路得之偉業, (歐洲中古時,各國皆有俚語,而以拉丁文為文言,凡著作書籍皆用之,如吾國之以文言著書也。其後義大利有但丁諸文豪,始以其國俚語著作,諸國踵興,國語亦代起。路得創新教,始以德文譯'舊約'、'新約',遂開德文學之先。英、法諸國亦復如是。今世通用之英文'新舊約'乃一六一一年譯本,距今才三百年耳。故今日歐洲諸國之文學,在當日皆為俚語。迨諸文豪興,始以'活文學'代拉丁之死文學;有活文學而後有言文合一之國語也。) 幾發生於神州。"
現在"國語"這個詞經常與"普通話"混餚。但是胡適先生在100年前已經為 "國語" 定義: "言文合一之國語也" 。這裡的 "言" 字意指 "白話語言" 的 "言" ,有 "講話" 或者 "口語" 的意思在裡面。而 "文" 字即文言文的 "文" ,有 "書寫" 和 "文章" 的含義。當時的文學小說就是白話文,而官樣文章使用的則為文言文。但是,《文學改良謅議》的書寫風格是典型的言文合一(又說:文白合一)。文中的描述,有些近似今天的現代語言,比如: "不摹仿古人," "不作無病之呻吟。" 但是該文通篇之乎者也:"廣義之典非吾所謂典也,"" 今人猶有鄙夷白話小說為文學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吳趼人皆文學正宗,而駢文律詩乃真小道耳。吾知必有聞此言而卻走者矣。"
眾所周知,白話的書寫形式早已用於古典中文小說中,比如《水滸》,《西遊記》,《紅樓夢》,《拍案驚奇》,《二十年目睹之怪狀》。紅樓夢裡面的文字,平鋪直敘,通俗易讀,同時又文采斐然,幽默風趣。
《紅樓夢》節選:
"黛玉因問: '這也是舊年的雨水?'妙玉冷笑道: '你這麼個人, 竟是大俗人, 連水也嘗不出來. 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著, 收的梅花上的雪, 共得了那一鬼臉青的花瓮一瓮, 總捨不得吃, 埋在地下, 今年夏天才開了. 我只吃過一回, 這是第二回了. 你怎麼嘗不出來? 隔年蠲的雨水那有這樣輕浮, 如何吃得'。"
曹雪芹先生的時代比胡適先生的早一百多年。奇怪之事:既然胡適先生如此推廣白話文,反對鄙視曹雪芹等文學小說作家,為何此文不以白話為主?如果《文學改良謅議》完全以白話文書寫,豈不可以作為白話文的典範供世人效仿?難道那時的胡先生不會像曹雪芹那樣用白話文寫作,還是因為必須附庸潮流,以"言文合一"的形式寫作?或者,胡適先生文言文,白話文兩者都不嫻熟。可以推測,胡適先生是在1917年回國之後才逐步開始 "學著"用白話文寫作的。因為那個時代,能嫻熟地以白話文寫作的人也應該不多。
中國歷史上小說不入流,因為是官運不佳的文人而為,比如施耐庵,羅貫中,曹雪芹。沒有官位,他們就不需要以文言寫作。小說都是以白話在民間流傳。文言文是官場的文字,為士大夫所用。而白話文是民間的文字,它們都由文人創作。區別是前者官運享通,後者官場不得志。白話文為官宦文人不齒,因為白話文是失敗者與草民用的文字。因此,一個人的文字,也是他的地位象徵。一個有官爵的人何以用白話寫作,豈不降低身份?
文言文在學術界的定義分為深文言和淺文言兩種。前者以先秦的上古漢語做基礎,而後者則依魏晉時期的中古漢語為準則,一直延續到清末。對於早期的深文言,筆者認為可以定義其為"古典文言文"比如像《淮南子》這樣的文字。而清朝末年的淺文言則可定義為"近代文言文。"因為無論從書寫語氣到用詞結構,兩者都有明顯不同。而"近代文言文,"已經日趨淺顯,甚至"白話化。"
清末時的"近代文言文"可以從當時的《申報》窺見一斑。1874年2月26日,《申報》所選錄的《華字日報》有名為《將軍澳罷市》一文:
"距港之東有將軍澳者,一小村也。土人負販其間,漸成市廛,近來諸物雲屯,頗稱暢旺,朝廷立有營汛於此。設官守土,職有專司,邇日粵海關部派有巡船至此緝查。蓋以防商舶估帆,道經其地者,或有偷漏也。是亦重國課之一道。"
非常有趣的是,同時期的申報所登廣告卻已經十分白話:"本館刊印告白第一日每字取錢五文第二日至第七日按日每字取錢三文第八日起按日每字取錢二文半結算字數先以五十字之處為率多則以十字遞加此啟。"看來,廣告必須廣而告之,文字則需要淺顯易懂,沒必要舞文弄墨的寫文言官樣文章。通過此我們也可以知道,文言文的讀著大多是官宦和文人。而廣告白話文的讀者多為可以"識字"的平頭百姓。
而戰國時代的"古典文言文"與清代的"近代文言文"區別明顯。比如墨子寫的《公輸》。
"。。。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4)。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5)。公輸盤詘(6),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
翻看上世紀初的書報,比如當時著名的《大公報》文字,雖依然文言兮兮,風格卻相似胡適《文學改良謅議》那種所謂"言文合一"的"國語,"現代人不需要翻譯,基本可以讀懂。1903 年1 月13 日,創刊僅僅半年的《大公報》刊登"來稿",專論世界人類之分種:
"十九世紀之時局,白種競爭之時局; 二十世紀之時局,白種與各色種族競爭之時局。時代不同,故言論不同。今勝於古,有定然也。今日之時局,天演學大明之世界也。昔以皮色骨法分人種,但僅分人種之區別,無所謂高下; 今以文野之程度定高下,則又天演發達之時代不得不然者也。"
筆者認為,這種日趨"白話化"的"近代文言文"寫法是當時書面文字的主流形式,也代表一種從文言到白話的演變過程。果然,才不出十幾年,大公報的語言形式已近現代白話。
1917年1月10日,《大公報》在報頭顯著位置刊出《本報特辟教育實業專欄預告》:
"本報同人以為今日救國大計惟在教民、富民,故教育實業乃國家存亡的關鍵。擬即日於本報特辟教育實業專欄,廣搜名家論著介紹、調查報告,披露各種成績,以供愛讀諸君參考。……"
再過20年,抗戰爆發,《大公報》的文字已經和今天幾乎沒有區別。1937年7月《大公報》刊登《蘆溝橋畔》:"八日夜間,陰森的永定河面,隱蔽了數百衛國英雄之潛行,一剎之間,雪亮的大刀從皮靴中解脫,但是聽喊聲與刀聲交響於永定河上。。。"
這種從文言到白話的演變可謂與胡適先生的推動不無關係。但是,文言文絕不是像胡適否定的那種"死文學,"而其之美妙在民國初年的小學作文里躍然紙上。以下是民國初年高小學生的文言文作文,文字上妙趣叢生,甚是可愛,寓意上也頗為獨到(文字大約寫於20-30年代,摘自1946年再版《中學生文選》)。
"某月某日,校中放假。課餘在家,殊無聊賴。聞街外有賣花之聲,遂知春日已至。披衣出外,不覺步至山下,牧童三五,坐牛背上,吹笛唱歌。再前行,青山綠水,白鳥紅花,楊柳垂綠,桃梅堆錦。仰望白雲如絮,俯視碧草如氈。見有茅亭,乃入座。未幾,炊煙四起,紅輪欲墜,乃步行而回。就燈下而記之。" (廣東番禺三區南田小學 盧焯坡)
"星期之日,偕友某君作公園之游。時則春風和煦,園花盛開,草木青蔥,群鳥飛鳴,遊目騁懷,至足樂也。至音樂亭畔,聞有樂歌之聲,自放音機出,因與某君駐足聽之。既而環遊公園,乃知音機之設,遍於園中。公園之大,一人歌之,千萬人得而聽之。與民同樂,其斯之謂歟?游罷歸來,因為之記之。" (廣東番禺三區南田小學 黎壽泉)
"某星期日,學校放假。吾謂友曰:"時當春日,江水清澈,而江邊之景又可玩賞。吾友可往江邊垂釣否?"友曰:"可!"乃持竿而行。沿途縱觀春景,時則桃紅柳碧,草長鶯飛,顧而樂之。不覺已至江邊矣,余與友乃於垂陽下,選釣魚磯而坐。則見浪花四散,水天一色,真奇觀也。友乃以手持竿,垂於江中。未幾,釣線一動,手舉竿,遂得一魚,魚屢躍而不得脫。余見友得魚甚喜,余又持竿釣之,終日不獲一魚。友笑謂余曰:"事必學而後能,垂釣亦猶是也!"余曰:"然!當靜心以學之。"余遂歸,乃留友於吾家宿,遂將魚烹而食之,味甚鮮美。吾因謂友曰:"今日得魚之時,魚躍亦可憐否?"友曰:"彼貪餌而來,是自取也!然貪餌而致死者,豈獨一魚也哉?" (四川郫縣縣立第四小學 劉在鎔)
《新撰國文教科書》第七冊課文《水仙花》更是精彩:
早春時,窗下置水仙一盆。父命二子,各作短文記之。兄之文曰:"水仙為多年生之草。葉細長,有并行脈。莖生於葉叢之間。花為傘形,其色白,別有杯形之副冠,色黃。其地下莖為塊狀。 "弟之文曰: "今有仙子,姿態楚楚。帶裊,裙長,凌波無語。名曰水仙,真無愧也!"父見之曰:"兄所作,科學家之文,弟所作,文學家之文也。 "
以上高小生的文言習作,筆者認為應該定義為"現代文言文。"因為產生的年代(20年代)對應於世界的現代主義時期。雖然文鄒鄒,但也言兮兮,幾近通俗。這些"現代文言文"生機勃勃,豐富多彩,寓意深厚,文風古樸,韻味無窮,是現代與古典文字的珠聯璧合,一點也沒有"死文學"的八股味道。但是,一場白話文運動斷送了中國的現代文言文。
從以上各種文言文的結構分析,我們發現從"古典文言文" (比如《公輸》)演變到"近代文言文"(比如《將軍澳罷市》),再發展到現代文言文(比如《水仙花》)是一個正常的文字蛻變過程。這些文字形式承前啟後,古今對仗,運應時代,相互貫聯。我們因此發現,到了上世紀初的現代主義時期,中國的文言文在結構與文法上已經相當成熟,無論在文學創作還是媒介交流上都可以不斷發展,進而普及推廣,自如運用。同時,現代文言文在寫作風格與文學創作上也可以富於很大的想像與創造空間。
正是因為百年前一場五四運動,讓今天大多數小學生,中學生,大學生再無此文言寫作能力。否則,如果今天的人們能夠用"現代文言文"寫作,創作,將是一種中國文學,文化何種燦爛的情景。試想,如果今天選擇某些學校,把文言文作為國文系的必修課與寫作課,一定可以培養出國學深厚的學者,並可以創作出更為具有中國文化內涵的文字和文學。其實白話文已經與文言文共存千年,兼收並蓄,相輔相成,完全應該同時并行。
一個胡適,讓其夭折,實為可惜,中國現代文學文字之巨大損失也,嗚呼!
胡適先生在《文學改良謅議》文章里說: "故今日歐洲諸國之文學,在當日皆為俚語。迨諸文豪興,始以"活文學"代拉丁之死文學;有活文學而後有言文合一之國語也。"
其實,當今各西語種,並非俚語,它們有十分正式的官方寫法。甚至有人認為,越正式的書面英文,包涵拉丁文的成分越多。有趣的是,在日本與韓國,也有類似的說法。即在學術論文,尤其歷史論著里包涵的漢字越多,越具有深度和分量。
而當今西方語言學界公認,拉丁文從來沒有"死亡,"而僅僅是發展和演變成 "Romance Languages," 包括葡萄牙語,法語,西班牙語,義大利語,羅馬尼亞語。或者可以說以上這些語言就是現代拉丁文的表現形式。同時,許多拉丁文又存活於當代英文。西方很多學校要求拉丁文為必修課。而拉丁文不僅是今天梵蒂岡的官方語言,也是醫藥學,生物學的主要術語。
英語從古英文(Old English),到中古英文(Middle English),再到16世紀后的文藝復興英文(English Renaissance) 都是一個語言發展的演變過程。中古英文聽上去很像德文,而到了莎士比亞時代的英文,幾乎可以與現代人對話了。我們無法說,因為我們今天講的不是中古英文(央格魯-撒克遜英文)所以判定它已經"死亡了。" 語言就是文化,而文化只能在發展中推演, 變異。
那麼胡適先生的文言文與白話文水平又如何呢?
我們首先回顧一下胡適先生的生平。據中文維基百科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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