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提拔的四位帥哥部長結局：劉慶棠處分最重

　　水煮歷史

　　江青在文革期間提拔四位帥哥當部長：錢浩梁與劉慶棠官至文化部副部長、庄則棟當過國家體委主任、于會泳是文化部部長。劉慶棠是江青提拔的幾位帥哥部長中處分最重的，因為他的罪行更重態度最差，而且與四人幫有過秘密活動，本文摘自2013年2月8日金汕博客，原題為《江青提拔的幾位帥哥部長的結局》。

　　

　　從左到右依次為錢浩梁、庄則棟、劉慶棠和于會泳

　　很多沒有經歷過文革的人驚嘆江青權力之大，提拔幾個帥哥當部長如履平地。也有些人覺得這幾個人業務上畢竟很過硬，如果不是江青提拔而是改革開放后提拔絕對前途無量。這個假設是對的，幾位帥哥部長其實就是提拔的「點兒」不對（當然個人品質也決定他行使權力時整人的輕重），而僅憑覺悟很難抵禦時代洶湧而來的大潮。他們的結局不禁令人感慨萬端，也提醒熱衷從政的人不要在亂世中急於求成。

　　

　　「李玉和」錢浩梁今年已經79歲，即使今天虎落平陽也難以讓人們把他和李玉和割裂開來，儘管京劇李玉和的首演是李少春大師。江青賞識錢浩梁時說姓「錢」不好，並為她改名為「浩亮」，江青倒台他也被隔離，而出來后馬上需要恢復被迫改掉的原名——錢浩梁。錢浩梁從演員到文化部副部長雖有「直升飛機」之嫌，但他確實是青年演員中的尖子，政治上要求進步，為人謙虛敦厚，文革前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京劇大師李少春對自己能有這樣一個學生而感到高興，并力推錢浩梁作為B角在《紅燈記》的演出中頻頻亮相。但在他開始走紅的1965年，他在張春橋、姚文元的陣地《文匯報》上刊登了他的《為無產階級英雄立傳》一文，文章當時在京劇界就有很大議論，錢浩梁畢竟只是B角而且是老師李少春提攜，怎能隻字不提李少春呢？其實錢浩梁文革中做的很多事人們已逐漸淡化，但對於拋棄恩師卻是中國傳統文化所不容，錢浩梁真該趁健在解釋一下究竟是兩位超級文痞不讓提還是他自己就不想提，否則負面影響太大。

　　1969年4月，錢浩梁「當選」為中共「九大」代表。起先，江青準備讓他當中央委員，找周恩來說了好幾次，但周恩來拒絕了江青的要求，但還是順利地「當選」為中共「九大」代表。後來周恩來讓錢浩梁正確對待，錢浩梁也表示「一切聽黨安排」。1970年5月，浩亮開始參與國務院文化組對全國文藝的領導工作。1975年四屆人大后不久，浩亮被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副部長。

　　1976年10月的春雷把浩亮從天上轟進地獄，1981年，經過長達五年的隔離審查，浩亮被定為「犯有嚴重政治錯誤，免於起訴。年底，浩亮恢復了錢浩梁的名字，懷揣著一張「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開除黨籍，降一級工資」的「組織決定」，回到了中國京劇院的家——魏公村一幢筒子樓的兩間背陰小屋。作為把京劇視為生命的藝術家，當然希望儘快從事老本行，但「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實際上還是個枷鎖，因為本質是敵人，寬大后才是人民。誰要是重用敵人就要承擔責任，加上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錢浩梁也有意無意地整了不少人，所以想在舞台再度輝煌已是奢望。後來一位喜愛京劇藝術的河北省副省長把錢浩梁調到了石家莊市的河北省藝術學校教書，他很敬業，編寫了《戲曲基本造型十五功》的教材，為學生教授並排練了蓋（叫天）派劇目《一箭仇》、《雁盪山》。錢浩梁平時從不談文革的特殊經歷，無奈講起來也是檢討自己。但文革的走紅也讓他不斷付出代價，在評高級講師職稱時報到省里后卻未獲批准，其實論他的藝術水準和資歷，哪怕在中國戲曲學院也應該評為教授，還是那位副省長明確表示：「錢浩梁的職稱應該批，他是難得的人才，要用人所長，我們要把黨的政策落到實處。」這些坎坷也影響了身體，就在1992年1月錢浩梁應邀到濟南出演《龍鳳呈祥》《甘露寺》《回荊州》等劇時，錢浩梁得了腦血栓。他憑藉頑強的意志，一點點地恢復了說話、走路、吃飯的功能，1998年前後奇迹般地基本康復。之後，錢浩梁和妻子曲素英偶爾演出，總會遇到老票友起身像年輕人一樣高喊：「《紅燈記》！《紅燈記》！《紅燈記》！……」。

　　錢浩梁晚年還算安逸，獨生女錢紅南在美國留學，畢業后在那兒找到了一份工作。錢浩梁雖然熱愛京劇，因年齡也很難登台了。至於做人則依然低調，不希望提起大紅大紫的年月，只希望人們忘記他。

　　

　　當過十大中央委員、國家體委主任的庄則棟50年前的知名度和人氣比今天的姚明、劉翔、孫揚都高，因為那時候能拿世界冠軍的只有乒乓球，而庄則棟是無可爭議的頭號選手。1971年作為一個運動員，庄則棟還做了一件遠遠超越乒乓球運動的大事，也就是毛澤東所說的「小球推動大球」，他第一個做了中美交往的牽線人。其實毛澤東、周恩來都很欣賞他，江青曾經給庄則棟講過一段往事，就是1961年在北京舉辦世乒賽，中國和日本決賽打得緊張萬分，正看直播的毛澤東對著電視機屏幕里的庄則棟說：「我的小祖宗，你快給我拿下來吧！」

　　文革中江青也極力提拔他，到了後期他與四人幫走得近了些。庄則棟在四人幫被粉碎后也經歷了幾年隔離審查，受了處分后恢復自由，起初在山西乒乓球隊當教練，后回到北京沒有一個專業隊敢用他，而按業務能力庄則棟做國家隊教練都綽綽有餘。北京市給他安排在北京少年宮當老師，其實也是一份很穩定安逸的工作，雖然拿不到國家隊的豐厚獎金，但憑藉極大的知名度和演說能力及上乘的書法，日子過得也很滋潤。加上夫人佐佐木墩子對他生活的精心照料，晚年很充實。非常不幸的是，2008年68歲的庄則棟查出癌症后，幾年間做了近10次手術，與病魔進行頑強的抗爭。在病情惡化時，他也想過用有尊嚴的安樂死解脫，但家人和他最終還是選擇了繼續抗爭。體育總局和乒羽中心當時各拿出5萬元用於治療，從2009年起，乒羽中心每月拿出4千元補貼，用來僱人照顧庄老。財政部批了每年80萬專項經費額度（用於化療的自費葯部分），從總局體育基金會專項基金支出。目前庄則棟病情不樂觀，我們共同為他祈禱吧。至於他政治上有過一段曲折，30多年的時間過去，人們也會更客觀地看待。那時他才30出頭，把一個不大懂政治的運動員扔進政治的漩渦，他怎麼可能把握准？況且很多事情是偉大領袖指示讓做的。

　　

　　劉慶棠是江青提拔的幾位帥哥部長中處分最重的，因為他的罪行更重態度最差，而且與四人幫有過秘密活動，1975年10月，劉慶棠到上海，參與江青親信王洪文、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的密談。王洪文對他們說：「鄧小平這麼大膽子是有總理、葉副主席、李副總理支持。」回京后劉慶棠積極傳達部署。這位官至文化部副部長、中共十大主席團成員、第四屆全國人大主席團成員的「芭蕾王子」於1976年10月後被隔離審查。1983年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積極參加反革命集團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和誣告陷害罪判處劉慶棠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由於劉慶棠得勢時太「花」，受夠了氣的他的妻子決定與他離婚，他的子女也與他脫離了關係。後來患了肝硬化的劉慶棠獲準保外就醫回到老家遼寧蓋縣寄居。回鄉不久，做人落魄、經濟拮据的劉慶棠在大連遇見了原來文工團的戰友沙音，這位女性接納了還在刑期而且身患重病的劉慶棠。劉慶棠在沙音家幾次發病，危在旦夕，這位女性一次次拯救了他的性命。後來劉慶棠刑滿釋放成為自由公民，文化部落實政策給了劉慶棠北京一套住房，他與沙音一刀兩段，因為他又攀上北京一位乾的很紅火的女性。劉慶棠與錢浩梁、庄則棟不評論文革不一樣，他直言不諱地向記者們回憶江青干過的一些好事，他還醞釀創作芭蕾舞劇《岳飛》，但未能實現便離開人世。

　　

　　于會泳是江青提拔的帥哥部長中職務最高的，從藝術成就衡量他也高於錢浩梁和劉慶棠，如果他活著稱之為「音樂大師」也不為過。人們回憶于會泳上了賊船的確執行了江青的很多指示，但在做人上與劉慶棠有不同。劉慶棠上去后無論對老領導、老師都六親不認，而于會泳對恩師賀綠汀（《我們都是神槍手》的作者）還是收斂的。「文革」中賀綠汀受到批鬥，于會泳曾想利用自己的影響把賀作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受害者」加以「解放」，被張春橋斥責為有「糊塗」觀點。張春橋還特意安排于會泳主持第二次批鬥賀綠汀的「電視鬥爭會」在全市轉播，人們發現於會泳主持這次批鬥大會時，說話並不聲色俱厲，而賀綠汀在會場上說話擲地有聲，也展露出於會泳內心矛盾的心理。

　　1976年10月中旬，中央派出工作組進駐文化部，于會泳被定為「江青反革命集團」成員而隔離審查。于會泳被隔離后曾經深刻懺悔，寫了多達17萬字的檢查和交代材料。于會泳起初覺得自己有罪而沒大罪，文化部部長被撤總可以回上海音樂學院教書，哪怕回膠東老家的縣文化館或縣劇團搞搞文藝工作。但不久中共十一大的政治報告中直接點了他的名，這意味著自己被列入「永世不可翻案」之列，他精神垮了。1977年8月28日上午，于會泳提筆給母親、妻子和女兒寫下遺書：「我跟著『四人幫』犯了罪，對不起華主席，對不起黨，對不起人民，我的結局是罪有應得，只有一死才能贖罪……我恨透了『四人幫』，也恨透了自己；消除舊的于會泳……希望你們永遠緊跟英明領袖華主席和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革命到底。」晚8點左右，他把拘留散步時撿來的「來蘇水」喝了下去。被人發現后馬上送到阜外醫院搶救，醫院雖然採取了搶救措施，仍然沒有挽回他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