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20日,希拉里•柯林頓總統(President Hillary Clinton)或唐納德•特朗普總統(President Donald Trump)將繼承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的政治遺產——在奧巴馬本人還在以小布希(George W Bush)的任期為參考的時候。籠統說來,奧巴馬的外交政策拋棄了在他看來前任所奉行的強勢激進主義和長期戰爭。
然而,下屆美國總統將帶頭挑起一場公眾拷問,不僅要審視奧巴馬的政策是否創造了由敵對勢力填補的真空,更要審視美國是否應該——以及如何——實施外部干預。今年4月,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公布,57%的美國人認為,美國應該「處理自己的問題」,同時「讓其他國家盡其所能地處理他們自己的問題」。
其他人們認為可能會在希拉里政府擔任要職的人也在全球範圍內受到尊敬,例如米歇爾•弗盧努瓦(Michele Flournoy)、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比爾•伯恩斯(Bill Burns)和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希拉里還可能會請出一位前高級軍官,例如已退役的吉姆•斯塔夫里迪斯(Jim Stavridis)上將,他現在擔任塔夫斯大學(Tufts University)弗萊徹法律與外交學院(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院長。
美國與中國的商業關係緊張。在2012年尼克松訪華40周年之際,希拉里在美國和平研究所(US Institute of Peace)發表的演講透露了她可能採取的對華政策,這種政策的基礎是加強美國與盟友的關係。除非希拉里總統可以找到重新支持《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簡稱TPP)的辦法,否則她的亞洲政策將難以令人信服。
歐洲的問題大概將被留給歐洲人去解決,不過如果希拉里擔任總統,她將尊重北約的義務並對俄羅斯採取強硬但不具挑釁性的行動。特朗普奇怪地被普京吸引,還支持歐洲的民粹主義-民族主義運動。他似乎對一直以來在歐洲一體化方面的投資以及美國對歐美安全的保證不屑一顧。與商談陷入停滯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的現代化貿易標準相比,美國與歐洲發生稅務衝突的情況更有可能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