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新舊之「中庸」

　　撰文：高全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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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年2月24日，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胡適主持該院第五次院士會議時驟然離世，蔣介石得此惡耗后，寫下一副輓聯以示哀悼：

　　「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2月27日，蔣介石又送來挽額，上書「智德兼隆」四個大字。3月1日，蔣介石親臨弔唁現場，瞻仰胡適遺容，與遺體告別。6月27日，蔣介石又頒布「國民政府」褒揚令，表彰胡適一生對國家民族的貢獻，有蓋棺論定之意，頌詞如下：

　　「中央研究院院長鬍適，沈潛道義，浚瀹新知。學識宏通，令聞卓著。首倡國語文學，對於普及教育，發揚民智，收次甚宏。嗣講學於寇深患急之地，團結學人，危身明志，正氣凜然。抗戰軍興，特膺駐美大使之命，竭慮殫精，折衝壇坫，勛猷懋著，誠信孔昭。勝利還都以後，仍以治學育才為職志，並膺選國民大會代表，弼成憲政，獻替良多。近年受命出掌中央研究院，鞠躬盡瘁，罔自顧惜。遽聞溘逝，震悼殊深！綜其平生，忠於謀國，孝以事親，恕以待人，嚴以律己，誠以治學，愷悌勞謙，貞堅不拔，洵為新文化中舊道德之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之師表。應予明令褒揚，用示政府篤念耆碩之至意。此令。」

　　自1932年蔣介石與胡適在武漢相識，至1962年胡適在台灣去世，兩人之間的交往存續了三十年。悠悠半甲子，兩個志向旨趣殊為不同的人，經歷了相知相助，其間也有隔閡與嫌惡；但三十年風風雨雨下來，也算得上互相知根知底了。就胡適而言，他既不像革命家似的與當局有一種不共戴天的敵意，更不像投機者那樣給人以曲意逢迎、依阿取容的嫌疑；從蔣介石來看，他能夠結交胡適這樣的諍友，能夠一聽對方的諷諫，也很難得。這一切，都是當代知識分子未曾經歷、也很難理解的事情。所以蔣介石緬悼胡適的輓聯，也算得上一位故知最後的知人之論了。

　　

　　蔣的輓聯本身採用工整的對仗——「新文化」對「舊倫理」，「舊道德」對「新思想」，「楷模」對「師表」——體現的是舊式的形式。這本來並不稀奇，蔣在生活習慣上是一個很傳統守舊的人；但就實際義涵而言，蔣介石卻別出心裁，輓聯的筆法遣詞完全是白話，用新式的辭彙附和舊的形式，體現的是一種新精神。這一內容上完全新式的表述在形式對仗上又極為講究：

　　「文化與倫理偏於古今傳承的形式，道德與思想著重精髓；「師表」是傳統士人的崇尚，「楷模」是現代世俗的標榜；所以在「舊倫理」中才稱道「師表」， 「新文化」中是要講「楷模」； 「舊倫理」中做「舊道德」的「師表」， 「新文化」中做「新思想」的「楷模」，都不稀奇；稀奇的是在「舊倫理」中做「新思想」的「師表」， 在「新文化」中做「舊道德」的「楷模」！ 」

　　挽額「智德兼隆」倍贊「思想」與「道德」兼弘，那麼思想與道德是否可以各分新舊呢，「新道德」與「舊思想」之說法是否成立呢？揆諸蔣介石的心性，考訂胡適的生平事迹，我們應當認為，「智」或者「思想」就是指新思想，「德」或者「道德」就是指「舊道德」，因為「新文化」的精髓就在於「新思想」，「舊倫理」的精髓就在於「舊道德」。蔣介石的輓聯本身，從形式到義涵，都是一種恰如其分的雕琢——在新舊的折中狀態中找出其綜合，所謂「智德兼隆」就是說新舊傳承與結合的完人。這一輓聯本身就是一種傳統智慧的表達！

　　實際上胡適和蔣私人之間一度是有很大衝突的，尤其是自1946年胡適歸國力促國共和談以訖1960年「雷震案」發，這一點在近年公開的蔣介石日記中多有揭露。另一方面，在1949年胡適去美后大陸方面也沒有完全放棄爭取他。只不過相比於大陸方面的「多壯志」和「換新天」，蔣尊重中國傳統並且顧及文人的顏面，所以最後胡適在蔣和共產黨之間還是選擇蔣，在遊盪美國有年後還是選擇定居台灣，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這未必見得是胡適完全認同蔣政權，而是一個身處亂世、心懷國家而又力求保持溫雅平和的才子文人，在不能兩全時一種免受屈辱的艱難抉擇。胡適在新舊兩種理念和潮流之間多少是亦新亦舊，他在新舊之間維持這麼一種平衡與連續性也是艱難而煞費心機的。反過來說，輓聯和「褒揚令」之事也讓我們能認識蔣介石個人，無論他在私下對胡適的「書生意氣」是如何不屑與忿惱，最後還是能夠「克己敬人」，給了胡適一個隆重的「蓋棺」之論定——這一點絕非做作！

　　平心靜氣，反觀自身，知識分子，特別是中國歷史中的文人，如何處置自家面對學術與政治時的那種緊張，恐怕是一個永恆的事情。就此而言，蔣、胡之間這一「君臣關係」已經做到極致：既是敵人，又是朋友，各自不喪失自己的立場，而又不把對方消滅之而後快。這一「君臣關係」，起碼在二十世紀國共兩黨對壘的陣營中無出其右，此前不見一對，此後也不見一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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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適逝后葬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對面的山坡上，與董作賓墓、董同龢墓以及吳大猷紀念碑為伍，胡適墓園一帶後來闢為胡適公園。胡適墓的墓志銘由門下弟子毛子水——毛子水與胡適本人、與北京大學、與蔣介石皆淵源極深——撰文，由金石名家王壯為（漸翁）書寫：

　　「這是胡適先生的墓，生於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十一年，卒於中華民國五十一年。這個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為民族的尊榮，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勞神以致身死的人，現在在這裡安息了！我們相信形骸終要化滅，陵谷也會變易，但現在墓中這位哲人所給予世界的光明，將永遠存在。」

　　胡適生前在美國時曾立下遺囑，指定在美國的楊聯陞和在台灣的毛子水為自己死後的「遺囑執行人」。在胡適逝世后，毛子水寫過許多紀念文章，其中有一篇《胡適之先生給我們的遺產》，談到胡適「對中國文化的貢獻」。這一貢獻計六個方面：

　　第一，胡適提倡的白話文運動，不但對國民教育大有好處，而且還使我們的文學有了健康的身體與健康的精神。

　　第二，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為大家提供了一種新的科學的研究方法，從而改變了中國傳統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治學道路。

　　第三，胡適介紹的實驗主義教人要懂得懷疑，不要盲目迷信現成答案。

　　第四，胡適提倡的「社會不朽論」，是為了讓每一個人明白自己對於國家、社會以及人類文明的責任。

　　第五，胡適提倡的理性，是指無論討論或處理什麼事情，都要依據事實或證據才能作決定。

　　第六，胡適崇尚民主，是因為「民主是人類在政治上最進步的方式」；胡適崇尚自由，是因為「自由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原動力」。正因為如此，他認為民主和自由是人類幸福的源泉，我們建立國家，就是為了實行民主、擁護自由、增進人民的幸福。

　　毛子水對胡適一生貢獻的這一綜述，最為中肯。毛子水以白話文為恩師胡適的墓志銘撰文，這一做法按照中國的舊式文人傳統頗有些「異端」色彩；但看毛子水總結歸納胡適「對中國文化的貢獻」，首一方面就是提倡發動白話文運動，這樣，以白話文撰寫墓志銘才是尊重和繼承乃師遺志，表彰先師的功績。

　　唐德剛在談及胡適的首要功績時也說：「白話文這個事情不是小事，茲事體大」。他用文言「茲事體大」來強調白話文在現代中國整個文化精神面貌基礎層次上的決定性變革。白話文不僅僅旨在「維新」，因為白話文與「新」和現代之間沒有必然關聯，自宋元以來，白話文的小說俗曲一類就一直在中國社會底層醞釀，只不過與君子大人的雅言之間有藩籬之隔。胡適之提倡白話文，仍然是強調中國式的東西和中國式的情懷，只不過在看似不經意間已然注入了「新」的嬗變——正如他在1918年白話文運動蓬勃興起時所提出的口號「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

　　毛子水的上述六條概括所歸納的胡適的功績，大致可分為三類：首先是第一、二兩條的「白話文」和「知其所以然」的治學方法，這主要是在學術和教育領域；其次是第三條的「實驗主義」和第五條的「理性」，這兩條主張既是治學方法，又是社會生活中的處事態度，還未嘗不是一種政治主張；最後是第四條的「社會不朽論」和第六條的自由與民主，這是典型的社會政治態度。還需注意的是，毛子水概括歸納胡適的貢獻，用的動詞多是「提倡」和「介紹」。確實，胡適一生的貢獻，既不存在於一部皇皇巨著，也不體現於一套博大精深的理論體系，更不是空想主義的「為帝王師」，而是在於他所提倡的實實在在的人生態度、學理方法和政治主張，以此在家國民族的一般風氣中造成一種溫文爾雅、敦風化俗的效果，盡量減少各種極端非常的行徑。

　　胡適的個人性格相當自信。他從最初在上海讀書起就非常自信，他要涉獵什麼，會很迅速地進入，成為風頭浪尖的人物。但自信歸自信，他卻從來不固執，倒是擅長因緣際會、就事逢時地展開多方事務，而不窮執於某一種理論、某一種主義。在「問題」與「主義」之爭中，胡適天性就趨向於實際問題的知與解。坊間常常傳說胡適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但胡適未曾深入研習過西方的政治法律理論，不曾掌握自由主義理論體系；他的自由主義毋寧是一種生活態度和學術態度。

　　胡適常自稱是一個「實驗主義者」（在中國往往以訛傳訛成「實用主義」）並受業於哲學家杜威，但他的實驗主義主張與嚴格的美國實驗主義哲學又相距甚遠，所謂「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不過也是一種學術和生活態度，以正輿論風向。胡適是「中國哲學」這一現代學科的開創者，並以《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最終拿到自己的博士學位，但倏忽即過，後來海峽兩岸的中國哲學研究分別宗的是熊十力和馮友蘭的道路。胡適亦曾領「新文學運動」的風氣之先，所寫的《嘗試集》是中國第一部白話詩集，但在文學運動轉向政治運動后便急流勇退，提倡「整理國故」，做起考據文章。1923-1924年發生「科學與玄學」論戰，胡適被認為是「科學派」丁文江等人的後台；但到1927年，胡適與「新月派」詩人們在上海創辦新月書店，提倡新格律詩，在他身上哪裡還有「科學派」的影子。

　　在新舊交替、世相變幻的大時代，胡適這樣一路隨機應變、與時俱進的走下來，學問涉獵不可謂不駁雜，應該當得上「雜家」的稱號。胡適在古典小說《紅樓夢》《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演義》《三俠五義》《海上花列傳》《兒女英雄傳》《官場現形記》《老殘遊記》等十二部小說的研究皆卓然有成，著述六十萬言，結集為《中國章回小說考證》出版。自1921年3月發表《紅樓夢考證》初稿，到1962年逝世，胡適終生關注紅學研究，逝世前留下的最後一封信，還是談《紅樓夢》的。圍繞著《紅樓夢》，胡適曾與顧頡剛、蔡元培、錢玄同、周汝昌等現代紅學各家有大量討論。

　　胡適寫有《中國禪宗史》，日本學者柳田聖山收集胡適的有關講詞、手稿、書信等編成《胡適禪學案》。基本上胡適的禪宗研究就是要肯定北宗神秀的「漸修」學說而否定南宗慧能的「頓悟」說，並且證明《壇經》里「五祖弘忍傳慧能法衣」的故事只是慧能的弟子神會為了和北宗爭奪皇室供養所編造出的神話。胡適專門辯護中國是有哲學的，這個實際上有意氣在裡面，這就有為文化找尊嚴的情緒在裡面，包括他寫禪的問題，他是對鈴木大拙寫禪的方式不滿的，他要找中國自己的一套論述，他還是要為中國人文化上的尊嚴和面子。1942年，胡適開始關注《水經注》研究，此後20年間，在《水經注》版本研究上花費了巨大的精力。胡適搜集了四十多種《水經注》的版本，用了千百個證據，推翻了「幾成定讞」的所謂戴震抄襲趙一清《水經注》校本的冤案，形成《戴東原的哲學》一書。

　　胡適的一生，與二十世紀中國的多舛命運交相參半；他的人生，在求學受教、婚戀家庭、治學授業、參政議政、休閑品味等各個不同的領域都經歷了新與舊之間的碰撞、裂變與融合，而他在絕大多數方面都做到了悠遊裕如和遊刃有餘，即在少數憾事上也不失君子的風雅之度。胡適原名嗣穈，學名洪騂，字希疆，后改名適，字適之。適與適之之名與字，從機緣上講，系取自當時盛行的天演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之說。但從解字的套路來看，「適」的本意是切合、相合、剛巧、恰好的意思，正合了中國傳統中所推重的「不偏不倚、無過不及」的「中庸」之道。胡適的一生，本身就是一種智慧的體現，如果用傳統的話來說，可以說是「極高明而道中庸」。

　　對於「中庸」本意，朱子在《四書章句集注》中釋為「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極高明而道中庸」一句名言，出自《中庸》第二十七章：「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朱注認為此章盡言人道，提出「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ix]的境界。朱子提出的這一境界偏於聖賢式的生活。固然，胡適不會自比聖賢，他是真正於生活中的大節小事處都持以「平常之理」，而做到了「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佛家講「平常心即是佛」，胡適是以「平常心」、「平常之理」來實踐人生，應對萬物。「平常心」不是和稀泥，而是將「高明」融貫或者說掩藏在「中庸」的洒掃應對之中。這難道不是「中庸」之道的「精微」展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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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來激蕩困擾中國的命運乃是「古今之變」。一個「變」字通古今、新舊之兩極。在百年來國人所熟悉的「革命」式話語訴說中，今與古、新與舊往往勢不兩立，不可調和，古與今、舊與新之間的嬗變往往訴諸於絕對的否定原則。然而，正本清源，就中國文化倫理與政治傳統而言，「革命」的原則卻不是絕對的否定，而是一種「中庸」式的變通。

　　在「易」之六十四卦中，「革」卦作為第四十九卦，下離上兌相疊，離為火、兌為澤，所謂澤火革。澤內有水，水在上而下澆，火在下而上升；火旺水干，水大火熄；二者相生亦相剋，必然出現變革。我們常常講「勢同水火」，就是講火旺水干，水大火熄，水火勢不兩立，不可調和的道理。今與古、新與舊之間的「革命」式對立，恰恰是「勢同水火」。如果「革」卦的意義僅在於此，那就談不上什麼智慧，更說不通它為什麼屬上上卦了。東漢經學大家鄭玄釋「革」字為「革，改也。水火相息而更用事，猶王者受命，改正朔，易服色，故謂之革也。」這也正是「湯武革命」的題中之意。但「湯武革命」不同於現代中國的「革命」的地方，還要從「革」卦的精義講起。「革」卦的真正要害在於一個「變」字，講求順天應人。這才是「革命」一詞在中國的本意。

　　在水火兩極之間的「變」中如何做到「順天應人」，這才是「革」卦之所以屬上上卦的精妙所在。這一精妙所在，恰是「中庸」的「極高明」之處。「中庸」崇尚的是一個「通」字，是兩「極」之間的相通。所謂「極到反而相通」，是說要打通兩極就要使對立雙方都達到極致，在兩極的極致處尋找到對立雙方的相通之處。這應該才是「極高明」的「高明」之處，而這種「高明」在旁人看來又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的「平常之理」，所以說是「中庸之道」。所以，「革」卦所要求的「順天應人」的精微就在於「中庸之道」和「平常之理」。 「中庸之道」雖無法排除「湯武革命」中「改正朔，易服色」的極端情形，卻力求在大多數情形下做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 以「復古」化解「革命」，以「平常」化解「非常」。所以，「革命」的中國原則不是絕對的否定，不是非常的對抗，而是「中庸」式的變通。

　　就胡適而言，他所面對的是舊的文化倫理傳統與新的文化道德思想之間的相生相剋之對立，以及家國天下各個領域間的相互扞格與縈纏繚繞。按照中國傳統的「立功立德立言」之「三不朽」的標準，胡適似乎沒有一條達標，而是遊離在「功、德、言」的不朽標杆之間。他不像康有為和楊度那樣曾經預謀樞機，也不曾像熊十力那樣嘔心瀝血進行理論體系建構，又不曾像魯迅或者林語堂那樣以中文或英文文學功底見長，更不曾像陶希聖或郭沫若那樣在毀譽參半的人生之外留下後人無法忽視的史學創新。

　　現在我們再次考察胡適逝世后蔣介石以「國民政府」名義致悼的「褒揚令」。該文開頭先是概括評價胡適，接著按歷史生平來讚揚胡適的一生功績，最後以總結的手法謚頌其德，嘉以悼慰。其中按胡適生平讚揚的功績共有五句話，實是胡適於國於民的五大功績：一是「首倡國語文學，對於普及教育，發揚民智，收次甚宏」；二是「嗣講學於寇深患急之地，團結學人，危身明志，正氣凜然」；三是「抗戰軍興，特膺駐美大使之命，竭慮殫精，折衝壇坫，勛猷懋著，誠信孔昭」；四是「勝利還都以後，仍以治學育才為職志，並膺選國民大會代表，弼成憲政，獻替良多」；五是「近年受命出掌中央研究院，鞠躬盡瘁，罔自顧惜」。這五條箴贊之辭，真正扣住了胡適一生遊離於政、學、言各領域之間，超乎「功、德、言」之上的「不朽」之處。

　　當然這種意義上的「不朽」最終還是跟人的性格有關。某種意義上來說，胡適的性格中，還是有原則與尺度，但是並不偏執；然後觸類也未盡旁通，還是有一手之道，能得心應手；為人不尖刻，不執拗，比較溫潤敦厚。胡適不是聖賢，他只是一個帶著傳統的印記而走入現代的中國人，活出了自己生命的真實，以「庸常」的生活態度和主張見證了現代中國在「血雨腥風」的大半個世紀中的歷史軌跡。

　　胡適以他的人生軌跡向我們證明了，今與古、新與舊之間可以不是彼此的絕對否定，而是可以有一種順應式的、中庸式的、帶有「平常心」的通變。「革」卦講求的「變」字不是守舊。像胡適這樣層次的人，又怎麼會愚昧頑固地去守舊？他看出了，舊的文化倫理何以能夠是有生命力的真傳統；他看出了傳統本身所包含的凝聚力，人心、禮儀、道德、秩序乃至邏輯都在傳統中結合在一起；他也看出了中國傳統本身所特有的生命力，即舊中有新，由「變通」而出新。在胡適的眼裡，新的文化道德思想不是與「舊中有新」的真傳統勢不兩立，真正的「新」是從「舊」中像蛹化蝴蝶般的蛻變出來。所以，就「中國問題」而言，今與古、新與舊之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舊」的生命力在於開新，「新」的生命邏輯在於某種程度上的「復古」。

　　胡適作為一個「極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國人，他的魅力就在於，從日常生活的小處到家國天下的大事，都達到了新舊、古今之間折中通變的綜合狀態。我們今天追憶胡適，冥冥中就感覺他像我們的楷模一樣，就能夠感到傳統文明中比較微妙的東西、比較好的東西——在我們這個時代仍能感受到鮮活生命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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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堂先生王國維三十歲時曾寫道：「……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王國維是一個少年老成、了觀南柯而又即入即出、即立即破的人，所發的感慨都是侘傺式的箴言，有著先知般的明覺。談及古今之變，感慨萬千之餘，不由得系之於王國維的這句話。就今日中國的古今糾葛而言，似乎傳統者可愛而不可信，而新事物又可信卻不可愛，大有不可兩全之憾。

　　傳統最溫情最可愛；但是純粹古典的東西已經不可能了，純粹的像與世隔絕的風景沒有人欣賞，在那裡生活的人很痛苦。但是完全現代的東西，完全西方式的物質財富和制度設計，又無法挽回我們失魂落魄的心靈。從我們的觀察，從人類的情感來說，要回到人性，我們最後總要對這種自己過了一輩子的經歷，有一種回味無窮的東西才行。這方面，胡適的一生，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五千年傳統文化在現代到當今生活中給我們展示的一個最有溫情、最有價值的東西。他的個人經歷與生平軼事，其實可以對當下中國的「窮天人之際，究古今之變」來做一個註釋。

　　胡適的一生，方方面面，色彩斑斕，上文我們已經擇要提舉了他的為學和文化活動。下面我們談一點他的人情交往，以及婚戀軼事。關於胡適的人情交往，我們簡單談一下他的學生。胡適的學問駁雜，再加上他在交遊方面樂此不疲，在將攜後進方面不遺餘力，所以能夠稱得上門下弟子的，三教九流，成百上千，學問立場各不相同。他的學生有教無類，他的學生也做舊學問做得很好的，像顧頡剛這樣的遺古派。

　　一般人知道胡適與蔣介石關係深厚，卻鮮知胡適與毛澤東的淵源在時間上遠早於與蔣的關係。胡適與蔣介石初次見面是在1932年11月，與毛澤東卻在「五四」運動時就已相識。胡適後來還曾在文章中稱毛澤東是他「從前的學生」。1918年秋，毛澤東在湖南師範畢業後到了北京，進入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他和五個青年上書胡適，遂得到胡適的接見，就此結識。在這期間，毛澤東不失時機地抽空旁聽胡適的課。

　　1919年，毛澤東在回湖南的前夕，曾專程前去拜訪胡適，目的是「想爭取他支持湖南學生的鬥爭」，胡適欣然表示儘力給予支持。毛澤東回到長沙后創辦《湘江評論》，胡適在北京的報章上立即予以高度評介。此時的胡適已經發表了《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可卻對充滿反叛精神的《湘江評論》給予這樣高度的評價，也反映了當年名滿天下的新派教授胡適對青年毛澤東的器重。毛澤東在長沙創辦「自修大學」就是受了胡適的影響，毛澤東在給朋友的信中說，自修大學「這個名字是胡適之先生造的」。

　　胡適後來在日記中追憶了這件事：「毛澤東依據了我在1920的『一個自修大學』的講演，擬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學章程』，拿到我家來，要我審定改正。他說，他要回長沙去，用船山學社作為『自修大學』的地址。過了幾天，他來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南去了。」後來毛澤東還根據時局進展向胡適寫信，報告討伐湖南督軍張敬堯的情況。1949年山河巨變之後，昔日的師生已處於對壘的陣營，雙方因著情勢而各有好惡，但胡適作為一個中國文人的率真與平和之心仍在。據唐德剛《胡適口述自傳》記載，胡適曾說過：「共產黨里白話文寫得最好的還是毛澤東！」

　　胡適的舊式包辦婚姻，在求「新」的人看來，可能就是一個時代悲劇。但他對原配夫人最後還是不離不棄，但是他也要追求新思想新生活，也有過新式戀愛，有過紅顏知己什麼的。胡適與結髮妻子江冬秀的婚姻是他母親一手包辦的，在胡適13歲時訂婚，正式結婚要到1917年胡適留學歸來了。胡適1910年到美國留學后，遵從母親「男女交際尤須留心」的叮囑，有四年的時光不與女同學交往。

　　可是在1914年6月的一次機緣，他卻認識了青年畫家韋蓮司小姐，並且成為與他交往48年的紅顏知己。胡適與韋蓮司當年之所以未能如願，其原因一是母親的叮囑限制了他的勇氣；二是韋蓮司的母親反對異國通婚。韋蓮司感情生活一度不順，後來乾脆終身未婚，他們像柏拉圖的精神戀愛那樣，將魚雁的往還作為延續感情聯繫的紐帶。


　　胡適生命里的另外一個女人是表妹曹誠英。胡適與曹誠英第一次見面是在他與江冬秀的婚禮上，曹誠英是被請來為江冬秀做伴娘的。1923年，胡適到杭州遊玩，與正在杭州上學的曹誠英陷入熱戀，兩人乾脆在煙霞洞租了房同居一室。三個月後，胡適回到北平，向江冬秀提出離婚。江冬秀以殺死兩個兒子相威脅，胡適便只有委曲求全，不敢再提離婚之事。曹誠英也只好將她與胡適的愛情結晶墮胎。1934年曹誠英經胡適安排赴康奈爾大學留學，胡適還特地給韋蓮司寫信，請她多多關照他的小表妹。1936年胡適赴美造訪韋蓮司，終於被韋蓮司發現了他與曹誠英的曖昧關係。1937年曹誠英回國在安徽大學任教，經朋友介紹認識了一位大學教授。不料江冬秀從中作梗，拆散了這樁婚姻。曹誠英因此悲觀絕望，從此再沒有嫁人。胡適可謂一生不盡女人緣，除上述紅顏知己外，另外還有數次擦出戀愛火花的事迹，不過因為胡適能夠把握分寸，沒有更多肝腸寸斷的故事。胡適處於新舊交替之際，在感情婚姻方面一度也是新舊倫理交替。他雖然留下了很多遺憾和委曲求全，但也或主觀或客觀地避免了衝動急進所可能造成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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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最後考察胡適在政治社會參與中的個人認同。抽象地說，他既參與政治，又不入於政治，他永遠做批評者，但是他又不是那種激烈的激進的批評者。不過這樣抽象的歸納，裡面還是體現不出「中庸」之道的高明；我們非要進入胡適的人生軌跡和具體的歷史處境，才能揣摩得到那種「庸常」的活動參與之中的脈脈溫情。

　　胡適早年是經由參與「新文化運動」而進入歷史前台的。但是參與「新文化運動」的那一批中國文人，基本都是抱著「救國救民」的弘志而來從事文化活動的，都以不同方式憧憬著一個獨立、富強、民主的祖國。可以說，胡適早年的政治認同確實是一個簡單的強大中國的概念。

　　因著此，胡適在二三十年代對於蘇俄的成長壯大有著高度欣賞。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的消息傳到北美，正在忙於博士論文的胡適的判斷是——「吾意俄國或終成民主耳。此近來第一大快心事，不可不記」，興奮之餘填了一首詞——《沁園春？新俄萬歲》。詞曰：

　　客子何思，凍雪層冰，北國名都。

　　看烏衣藍帽，軒昂年少，指揮殺賊，萬眾歡呼。

　　去獨夫「沙」，張自由幟.此意如今果不虛。

　　論代價，有百年文字，多少頭顱。

　　冰天十萬囚徒，一萬里飛來大赦書。

　　本為自由來，今同他去；與民賊戰，畢竟誰輸？

　　拍手高歌：「新俄萬歲！」狂笑君休笑老胡。

　　從今後，看這般快事，後起誰歟？

　　可惜的是，二月革命很快讓位給十月革命，蘇俄走上以專政集權實踐共產主義理想的道路。胡適對於輝煌的前景是沒興趣的，對馬列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不贊成的，但是他出於實驗主義的態度，認為蘇俄建立一個新國家的試驗是值得關注的，所以不在意它為了實現這個理想而付出的一片血海。一方面是當時很多為十月革命叫好的中國知識分子對俄國「紅色恐怖」的傳言將信將疑，另一方面是胡適看重國家建設和發展的能力。三十年代時，胡適認為，蘇聯二十年就完成工業化，解決了強大國家建構的問題，出現了奇迹。到了四十年代，隨著國共政爭的加劇，胡適逐步對於蘇俄道路有了一個了斷。

　　可以說，在政治上，胡適從來就遠離激進主義，但又不乏對熱血事件的深切同情。1936年12月的西安事變，使胡適深感震驚。他一方面譴責張學良，認為「這禍真闖得不小！漢卿為人有小聰明，而根基太壞，到如今還不曾成熟，就為小人所誤」；另一方面他也強調，「蔣若遭害，國家民族應得一教訓：獨裁之不可恃。」

　　在對日抗戰問題上，胡適也不是鐵血「憤青」。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后，蔣介石召開廬山談話會。會上胡適最關心的問題有兩個：一是國防教育，二是對日外交。對於後者，他主張在正式宣戰之前，不要放棄爭取和平的外交努力。此後，胡適與中央日報社社長程滄波、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蔣介石侍從室第二處副主任周佛海等官員，以及張伯苓、蔣夢麟、陶希聖等學界人士多有探討，互相視為「低調同志」，認為中國國力不足以軍事對抗日本，希望國民政府不放棄對日和談的可能。但到9月與蔣介石私人談話后，胡適接受了駐美全權大使的任命，赴美爭取援助，為國效力。

　　抗戰前期擔任駐美全權大使，是胡適一生唯一直接當官的經歷。從1937年盧溝橋事變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的四年裡，中國一直在苦苦支撐，獨自抵禦日本的擴張戰爭。在英法等國對日本綏靖妥協而美國公眾又抱持孤立主義的中立政策的歷史局面下，如何說服美國公眾和美國政府來援助中國的抗戰，斷非易事。所以蔣介石才要啟用胡適來擔任駐美大使，藉助胡適在美國的人脈和宣傳才能，保證美國支持中國的抗戰。胡適在國家困厄大難之際，奔走全美，上下活動。直到日本偷襲珍珠港，美日開戰，胡適的外交使命到這個時候終於達成，再加上他因為工作勞累而發生心臟病，所以1942年提出了辭呈並獲得蔣的同意，交卸了駐美大使的差事。

　　胡適離任以後，在美國賦閑達四年之久，因為當時沒有給他新的任命，蔣介石沒有安排，所以胡適就一直在美國。抗戰勝利，西南聯大三校分別回到平津各自復校，胡適回國擔任北京大學校長。1946年底，胡適參加了「制憲國民大會」。他不僅擔任大會主席，還被推舉為「決議案整理委員會」委員，為大會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貢獻很大。1947年初，蔣介石要改組政府，想請胡適出任國民政府委員兼考試院院長，委託傅斯年、王世傑等人說項。經過兩次長談以後，胡適在信中對王世傑說：

　　今日分別後細細想過，終覺得我不應該參加政府。考試院長決不敢就，國府委員也不敢就。理由無他，仍是要請政府為國家留一兩個獨立說話的人，在要緊關頭究竟有點用處。我決不是愛惜羽毛的人，前次做外交官，此次出席國大，都可證明。但我不願意放棄我獨往獨來的自由。我出席國大，是獨往獨來的。若我今日加入國府，則與青年黨、國社黨有何分別？國府委員而兼北大，尤為不可。當日北大同人要孟鄰辭去北大校長，是依據孟鄰自定的「大學組織法」。我決不能解釋國府委員不是官而兼北大校長。……聽說郭沫若要辦七個副刊來打胡適。我並不怕「打」，但不願政府供給他們子彈，也不遠我自己供給他們子彈。總而言之，我請求蔣先生容許我留在此地為國家做點有用的事。

　　他在致傅斯年的信中也表示，如果接受「蔣先生的厚意」，不但「結果是毀了我三十年養成的獨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為」，還會「連我們說公平話的地位也取消了」。後來，胡適在面見蔣介石時，當面表達不願為官的意願，終於打消蔣的念頭。1947年底，鑒於國內戰爭的嚴峻形勢，蔣介石在胡適56歲生日前夕單獨宴請胡適，想讓他再次出任駐美大使，也遭到委婉拒絕。

　　1948年是開始施行「憲政」的一年。這一年年初，李宗仁宣布要競選副總統，胡適寫信表示敬佩。蔣介石認為，按照憲法規定，總統沒有多大權力，如果他擔任總統，將會受到很大約束，不能發揮更大作用。所以他考慮再三，覺得讓胡適擔任總統，自己擔任行政院長更為合適。蔣通過王世傑向胡適表達意願時，胡適堅辭不就。後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全會多數人反對蔣如此安排，蔣只能作罷。

　　我們從胡適四十年代的經歷可以約略看出他的一些心跡，他終歸還是將自己視為一個學者文人，而與政治保持一個微妙的距離。在國共和談期間，胡適以一個知識分子的赤忱，多方呼籲並且殷切期盼和平建國和自由民主能夠實現。在和談破裂、國共開戰之後，胡適又留在當時的合法政府一邊，但這不表示他認同國民黨。在心跡深處，他是把國家、國家領袖和掌握國家權力的政黨三個要素割裂對待的。而真正到了1949年決斷的時候，他的選擇非常清楚，這時候他不能接受一黨專政，對共產黨黨國和國民黨黨國他都反感，他寫文章鮮明地表態，在黨國當中我更不欣賞共產黨黨國。所以他對國共兩黨黨國都失望的時候，又選擇了再次滯留美國。五十年代大陸方面還是願意爭取胡適的，也曾派人去美國找他溝通，但是到了大陸知識分子風雨飄搖的1957年，他還是接受了蔣介石的任命，擔任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並於1958年4月下決心去了台灣。這是他的第二次政治決斷——如果說1949年去美是他的第一次政治決斷的話。使美或留美，兩次去國、歸國的選擇，這顯示了胡適真正的政治認同。

　　儘管在中國還是西方的選擇中胡適選擇了中國台灣，但他自始至終並未認同國民黨及其黨化國家。他回台灣遭到好的境遇了嗎？也沒有，政治上仍然是委屈淡泊以求「庸」，這就關係到後來在台灣影響頗大的「雷震案」。

　　根據《中華民國憲法》規定，到1960年蔣介石的兩屆總統任期屆滿，誰是下一屆總統成了大家最關心的問題。當時，社會上盛傳蔣介石為了連任要修改憲法，甚至有人在報端刊登「勸進」電報。1959年11月15日，胡適請「總統府」秘書長張群向蔣介石轉達如下意見：第一，在明年的國民大會上，憲法將受到真正的考驗；第二，為了國家的前途，希望蔣總統為大家樹立一個合法而和平地轉移政權的風範；第三，為了蔣先生的千秋萬世盛名，盼望他能公開表示不擔任下一屆總統。第四，所謂「勸進」不僅是對蔣先生、也是對國民黨和老百姓的一種侮辱，千萬不可接受。

　　國民大會第三次會議是在1960年2月召開的。會議前夕，當局已經明確表示「繼承人應由黨內決定」，準備修改「憲法」為蔣介石第三次連任鋪路。2月5日，在「行政院長」陳誠邀集的政學兩界私人宴會上，胡適指斥支持修改「憲法」的陶希聖，說「我有一個北大的學生荒謬絕倫」。此後胡適態度比較消極，很少對外界發表談話。會議期間，胡適在接受《公論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我僅有一句話，就是堅決反對總統連任。」不過，他在接受《徵信新聞》的採訪時，卻把這個話題改成「我堅決反對修憲」了。

　　蔣介石第三次連任總統以後，《自由中國》雜誌發行人雷震邀請民社黨、青年黨和許多無黨派報刊的發行人召開「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許多人提出組織一個強有力的反對黨，以推動政黨政治和民主政治的進程。

　　雷震曾多次拜訪胡適，請他出面擔任新黨領袖，均被胡適婉拒。但是胡適對成立反對黨是贊成和支持的。蔣介石不能容忍雷震的行為，於9月4日以「涉嫌叛亂」的罪名將雷震逮捕。當時胡適尚在國外，陳誠用電報向他通報這一情況后，他在複電中列舉了「政府此舉不甚明智」的理由：

　　第一，國內外輿論一定會認為這是「政府畏懼並摧殘反對黨運動」；第二，政府必將承擔摧殘言論自由的惡名；第三，給批評政府與成立反對黨扣上叛亂的罪名，會貽笑於世界；第四，會對台灣的旅遊和外來投資造成不利影響。他還敦促政府應該通過正常司法程序，而不是通過軍事法庭來審理這一案件。9月下旬，胡適在接見外國記者時，一方面盛讚「雷震為爭取言論自由而付出的犧牲精神，實在可佩可嘉，對得住自己、朋友，也對得住國家」；一方面表示「在這個天翻地覆的時候，我覺得要組織在野黨要更加慎重」。

　　在軍事法庭判處雷震做十年徒刑后，1961年雷震的六十五歲生日，胡適想念獄中的雷震，手書南宋詩人楊萬里的《桂源鋪》相贈：「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胡適手書贈詩這件事，曾經感動過經歷夢魘的一代中國知識分子。但胡適借這首詩所抒發的詩史情懷，卻不見得每個人都懂，思想單純而受熱血激動的人怕是要嗤之為過氣的陳年古董。因為這一詩史情懷，非是一個在中國歷史中經歷了崢嶸歲月和蹉跎幻夢的老人則不能品味。

　　青年讀胡適，多有感情層面的回憶，而心智上則無異於朝聖；中年讀胡適，知識上頗不以為然，甚至於感情上也多齟齬；老年讀胡適，始覺「極高明而道中庸」，多少糾結與頓挫，不過化為回首一笑，又有多少情懷盡在不言中！胡適先生真是高人——這個人七十年來遊走於學術與政治，奔走於太平洋兩岸，在那樣嚴酷的條件下，做到極致了！

　　6

　　在古今大變局之下，長期以來，在近現代中國佔主導的是一個激進主義的現代性模式，應該指出，這個現代性對於中國人來說並非完全自發，而是漸被激發。我們的數次變法與建國，其發生機制、社會基礎、內在精神、思想觀念和價值體系，無不受到西方激進主義的重大影響。中國近現代的知識精英和政治精英，在一些關鍵的歷史時刻選擇了源出於西方的激進主義現代性道路，從而決定了百年中國的社會走向，以致未能拓展出一條更為健康理性和清明的道路。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中國人對這樣一種激進的整體變革方式情有獨鍾呢？為什麼忽略了那些在最庸常之處卻最值得溫情的東西呢？

　　當然，近現代以來百年中國的屈辱史和失敗史所衍生出的民族悲情可以部分地提供解釋。中國的知識精英和政治精英，或主動或被動地被裹挾其中，進而激發出一種激進的變法圖強的變革乃至革命觀念，企圖在技藝、制度乃至文明以及生活方式的改造之中「畢其功於一役」，求得與西方列強相抗衡，以擺脫被壓迫、被奴役的困厄命運。處於此種悲情之下的有關中國現代性的構建就很難有一種從容優如的心態去遴選有關方案。

　　但是，在更深的層面，這未嘗不與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缺乏通融權變的心態和性格有關。因為缺乏通融權變的心態和性格，我們的知識精英和政治精英總是抱有整體性思維，總是過度關注宏觀的主義敘事，總是希求大破大立、希求「畢其功於一役」，從而總是以對抗性思維割裂古今，也忽視了生活本身所能給予我們的溫情和希望。

　　誠然，在古典中國與現代中國之間確實有重大的斷裂，確實需要一場滌盪舊世界的革命，祛除舊制度舊法統的污泥濁水，而那些依附於傳統王朝的舊世界的禮俗制度、法律文化、生活方式、道德觀念等等，要轉變為現代性中國之建設性的力量，並不能完全從傳統自身開闢出來。這其中確有一根西方世界現代性的拐杖在起作用，完全忽略西方對中國現代性的激發既不客觀也不現實。

　　但是，好的現代性應該是一種守護，不是「敢教日月換新天」，它所構建的生活方式及其背後的現代性價值，應該向傳統敞開。這種向傳統敞開的現代性並不是以舊有的綱常法統為依歸，而是以現代變革所構建的新的現代性制度及其生活價值為依歸，其對待傳統的態度是對話、吸納和融匯，追求古今之會通。固然我們要對現代性的「新」給予褒揚，頌其光榮，但更關鍵的是要對傳統加以安頓，由此來抵消激進主義的戾氣和虛無主義。只有從這樣的邏輯出發探討中國百餘年的政治之變遷和社會文化之生長，才能得到真正理性而健康甚至富有光榮氣質的中國現代性的解讀。

　　真正的屬於人世間，或者我們嚮往的現代性，就是這樣一種蘊含著古典的現代性，這才是「既可愛又可信」的東西。古典的現代性，這樣一種概念實際上是有很多生活經驗可佐證的，我們現在周遊寰宇，縱橫四大洲五大洋，但是何處是吾鄉呢？最能打動我們、最親切的，恐怕還是這樣一種人世間的、觀照自身傳統的「可愛又可信」的東西。古典的現代性並不意味著是一種傳統中國王朝政治及其生活秩序在新的現代中國的簡單延續，傳統中國的若干變法也並不具有現代性的意義——古典的現代性便與這種舊制度、舊道統和舊學統判然有別。英美的傳統自由主義，對現代性這個觀念從來是不接受的。他們接受現代政治，但並不接受現代性政治；接受現代社會，但不接受現代性社會以及後現代社會。據此，古典的現代性是一種克服現代性並且存續著傳統的現代性景觀，是一種化解了古今中西之對立格局的、屬於現代中國人的現代性景觀。

　　未來的晦暗不明並不等於弱化或者祛除古典所堅守的核心要義，恰恰相反，正是因為人類理性的有限性，因為人類未來前景的不確定性，對於現代人來說，持守已有的傳統，確立憲政制度和自由經濟以及文明社會的基本規則，恰恰纔是人類這個有限的生物所能做的也應該去做的事情，這樣或許才能夠避免覆轍於未來的風暴。這就是古典的現代性意義上的「中庸」之「審慎」。

　　從這個意義上講，胡適的一生，是五千年傳統文化在現代到當今生活中給我們提供的一個最值得溫情的東西，最有價值的東西，某種意義上說是中國文明的表徵。胡適的這種「中庸」的高明之處，就在於不著痕迹，未以一種長處稱名於眾人，卻在「不顯山、不露水」之際成就一種個性，成就一段人情，化出一種現代中國人的獨特風骨。

　　胡適一生行狀，七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不同的人見仁見智，或許還存有爭議。比方在文化意義上，台灣新儒家反對他，認為胡適否定儒家，覺得他不夠格傳統文化。其實，胡適否定儒家的時候，他還是要挽救傳統，他就到小傳統、非主流裡面找傳統，包括胡適自己去做名學、墨家這種東西，這就是一種情緒和意志在後面起作用的。胡適少年的時候，是讀四書五經、學儒的，在美國以及到後來參與到新文化運動中就開始反儒。另一種說法，他到晚年的時候對儒家態度又有所改變，稱禮重仁。所以有人說他有著否定之否定的變化。他臨終的時候說過這樣的話，我們的老祖宗孔夫子還是很近人情的，問題出在後來纏足、科舉、八股文，這是走錯了路。恰恰是這個「近人情」，最能顯示出胡適一生的「極高而道中庸」之所在！

　　或曰：少不讀三國，老不讀水滸。又或曰：少不讀魯迅，老不讀胡適。其實這些都只是傳言。待到踏雪無痕時，六道輪迴，天龍八部，各有其輕重。到那時，讀三國是三國，讀水滸是水滸，讀魯迅是魯迅，讀胡適是胡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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