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死得不早不晚，「挑選」了一個最敏感的時刻：在姚文元病逝前不久——2005年11月10日，是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上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四十周年的日子。正是這篇「宏文」，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姚文元去世之後不久，迎來了「文革」四十周年祭。姚文元之死，喚醒了眾多中國人對於「文革」的記憶。 |
姚文元（1931年12月11日－2005年12月23日），文化大革命時期「四人幫」之一（資料圖）
本文摘自《「四人幫」興亡》，葉永烈著，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
1981年1月25日上午，莊嚴的時刻到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開庭，公審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十名主犯。 作為主犯之一，姚文元被押上了歷史的審判台。在十名主犯之中，惟獨姚文元不忘在胸前別了一支自來水筆——他依然保持著「筆杆子」的形象。 對於姚文元的審判，大致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開庭審判姚文元概況表 日期 被告人 庭審主要內容 1980年11月20日 「四人幫」 宣讀起訴書。 1980年11月24日 姚文元 「長沙告狀」。 姚文元污衊鄧小平是天安門 「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總後台。」 1980年12月8日 姚文元 進行反革命宣傳；誣陷中共上海市委和陳丕顯、曹荻秋； 支持濟南「五·七」武鬥事件。 1980年12月10日 姚文元 指使魯瑛派記者搜集誣陷黨政軍領導幹部的材料； 誣陷南京人民群眾，指使魯瑛派人到 天安門廣場搜集革命群眾的言行，誣陷群眾是「反革命」。 1980年12月19日 姚文元 法庭辯論。 1981年1月25日 「四人幫」 法庭宣判。 姚文元死得不早不晚，「挑選」了一個最敏感的時刻：在姚文元病逝前不久——2005年11月10日，是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上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四十周年的日子。正是這篇「宏文」，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姚文元去世之後不久，迎來了「文革」四十周年祭。姚文元之死，喚醒了眾多中國人對於「文革」的記憶。 |
被審判的姚文元（資料圖） 嚴肅的法庭，偶然也有令人忍俊不禁的幽默。 法官審問姚文元：「1974年10月18日，王洪文到長沙，向正在那裡養病的毛主席誣告鄧小平同志。在王洪文離開北京前一天晚上，你和江青、張春橋一起，跟王洪文商量怎樣誣告鄧小平。姚文元你交代，當時說過哪些誣陷鄧小平同志的話？」 姚文元思索了一下，答道：「我說過攻擊鄧小平同志的話，我現在認識到這些話是錯了。」 這位「輿論總管」出於職業習慣，很注意咬文嚼字，特意把「誣陷」換成了「攻擊」：「誣陷」，乃捏造罪狀陷害人，自然要比「攻擊」嚴重得多。 法官又問：「姚文元，你具體交代講了哪些誣陷鄧小平同志的話？」 姚文元眨著金魚眼，欲言又止，抬起頭來問法官：「我現在可以把這些話說出來嗎？」 看著姚文元這番「秀才」本色表演，旁聽席上差一點爆發出笑聲。 他，終於罪有應得，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他，四十五歲入獄；1996年他刑滿時，六十五歲。 他的妻子金英仍住在上海。徵得有關部門的同意，我訪問了金英。 姚家不再住在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宿舍里了。在上海東南方一條稍為偏僻的街道，我按地址找到一幢普普通通的居民樓。姚家住在二樓的一間。夏日的中午，二時半，我敲響了房門。 姚文元的三女兒給我開門。她是個中學生，正準備去上學。聽說我要訪問她的母親，便帶我走過小小的灶間，步入卧室。灶間里放著一大碗燒熟的梭子蟹。 聽見敲門聲之後，金英剛從午睡中醒來，臉頰上有著枕席的深深的痕印。 她與二女兒、三女兒住在一起。大女兒已經出嫁了。 她，一頭短髮，臉色白皙，右眉尖有一顆痣，穿一件短袖細咖啡條子上衣。 她家共兩間屋。書櫥里堆滿書。床上鋪著竹席。傢具很簡單。我和金英坐在小方桌旁談著，桌上正放著一份當天的上海《文匯報》。 她不斷地唉聲嘆氣，幾度想哭。她的手，不斷地摸著方桌玻璃台板的邊緣。 她早已不在原單位工作，已經調到一個很不起眼的工作單位，只是挂名而已，從未上班。她長期請病假在家。 她很少外出。在姚文元宣判之後，她獲准前往北京秦城監獄探監，見到了姚文元。 姚文元的母親周修文也健在。1986年，周修文向有關部門提出，她能否繼承姚蓬子遺產？ 姚蓬子原本在上海陝西南路的中國人民銀行里存了一筆錢。「文革」前，姚蓬子作為上海師院代課教師，每月有一百元工資。「文革」開始之後，「停課鬧革命」，姚蓬子也就無課可教，代課工資沒有了，靠這筆存款維持生活。1968年6月，當周修文到銀行取款時，營業員風聞姚蓬子是叛徒，見到周修文所持戶口冊上姚蓬子的身份乃上海師院代課教師，即打電話給上海師院「革委會」。師院答覆說，姚蓬子確系叛徒。按照「文革」中的「規定」，凡牛鬼蛇神的存款一律凍結。叛徒當在牛鬼蛇神之列，姚蓬子的存款被凍結了。 姚蓬子急了，讓妻子到上海師院交涉。師院總算開了證明，准許姚蓬子每月領取三十元存款。 三十元怎夠一家子的生活開銷？何況，姚蓬子正生病。這事情鬧到「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專家辦公室」。市裡倒好說話，因為姚文元乃「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第一副主任」。看在姚文元的面上，市裡下達了姚蓬子存款解凍的「指示」，於是姚蓬子一家總算有了生活來源。 姚蓬子死後，這筆存款便供周修文維持生活。 周修文提出要繼承的姚蓬子遺產，則是另一筆款子。姚蓬子的「作家書屋」在接受「資本主義改造」之後，姚蓬子作為資本家，每年領取定息。但是，從1958年下半年開始至1966年9月，他沒有領取。在去世前，姚蓬子曾對家人說過，這筆定息上交國家。 姚蓬子只是口頭說說而已，並未辦理過正式上交手續。根據現行政策，原工商業者本人死亡，倘若家屬要求領取定息，可予發還。於是，周修文提出了繼承遺產的要求。 根據繼承法規，除周修文及女兒姚文華之外，姚文元也是姚蓬子遺產的法定繼承人。 在秦城監獄，姚文元談了關於姚蓬子遺產的三點意見： 一、在「文革」的歷史條件下，父親上交定息是對的。現在母親和妹妹對父親的遺產提出繼承要求，請依照繼承法給予滿足； 二、我個人對父親遺產沒有想過繼承問題。對於母親，我長期未盡贍養義務； 三、我接受父親遺產中屬於我的部分。在我服刑期間，我應繼承的份額由妻子代管，作為家屬去探望的費用、妻子治病和子女學習的費用。 在「四人幫」之中，最後一個離開人世的是姚文元。那是在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因糖尿病去世，終年七十四歲。 姚文元去世的消息，是在姚文元病故之後半個月，由新華社披露的。2006年1月6日，新華社用簡短的篇幅報道姚文元之死：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姚文元因患糖尿病，於2005年12月23日病亡。姚文元，男，74歲，於1976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有期徒刑20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1996年10月刑滿釋放。 香港媒體披露說： 新華社的此條消息是姚惟一的官方訃聞，不過港台報刊和國外媒體卻多有報道。曾為「四人幫」成員逐一撰寫傳記的某上海作家說：「新華社消息出來后，美國《洛杉磯時報》等七八家媒體都有打電話來，我沒有接到國內媒體的一個採訪電話。」他認為，官方訃聞的發布是特意選擇了周五的下午時間，因為接下來是雙休日，以此避開海內外媒體的注意力。 不言而喻，內中提及的「曾為『四人幫』成員逐一撰寫傳記的某上海作家」，顯然是指在下。 跟張春橋之死一樣，姚文元的離去也引起海外的一陣議論。我在2006年香港《開放》雜誌發表文章指出： 姚文元死得不早不晚，「挑選」了一個最敏感的時刻：在姚文元病逝前不久——2005年11月10日，是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上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四十周年的日子。正是這篇「宏文」，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姚文元去世之後不久，迎來了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祭，粉碎「四人幫」三十周年慶。姚文元之死，喚醒了眾多中國人對於「文革」的記憶。 然而，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病亡，中國諸多年輕人竟然不知姚文元為何許人，問「姚文元是誰」？也有的年輕人聽說姚文元是「四人幫」中的一個，便問：「『四人幫』是哪四個人？」在網上，還可以見到年輕人的種種奇談怪論：「姚老走好！」「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死得默默無聞啊！」甚至有人在網上我的一篇關於姚文元的文章上留言：「我黨偉大出人才！」 姚文元之死引發的一系列怪現象，凸現了中國也有「教科書問題」：儘管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徹底地否定了「文革」，但是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之後，有人對「文革」諱莫如深，有人甚至主張「淡化文革」，使年輕一代不知「文革」。 其實，記住「文革」，研究「文革」，如同巴金所言，是為了防止這樣的浩劫在中國重演，是為了中國不再產生「張春橋笫二」、「姚文元笫二」以及各種各樣的「小張春橋」、「小姚文元」。時至今日，中國並沒有徹底剷除「文革」重演的「左」的土壤。1983年那極左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席捲中國大地之時，連巴金都驚呼「文革」又來了！幸虧胡耀邦及時制止，才使這場「後文革」運動半途而終。 姚文元之死，為《「四人幫」興亡》畫上了句點。「四人幫」俱亡，這四顆災星，永遠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文革」，永遠值得反思；「文革」的深刻教訓，永遠值得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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