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晉：從毛澤東評史看「出主意 用幹部」

　　

　　

　　編者按：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開拓者，是近代以來中國偉大的愛國者和民族英雄，是領導中國人民徹底改變自己命運和國家面貌的一代偉人。他功勛卓越、彪炳史冊，在其諸多豐功偉績中，一個重要的方面是，努力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特別是中國歷史文化實際即中國傳統文化有機結合起來，實現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性轉化，讓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更好地為中國社會主義事業服務。今天是毛澤東逝世紀念日，我們選發幾篇他科學對待中國傳統文化、靈活運用中國歷史文化智慧於治國理政的文章，以為紀念。

　　做領導應該幹什麼事，毛澤東和鄧小平說過兩句極為相似的話。毛澤東說：「領導者的責任，歸結起來，主要的是出主意、用幹部兩件事。」鄧小平說：「我的抓法就是抓頭頭，抓方針。」

　　出主意，就是抓方針；用幹部，就是抓頭頭。抓住了這兩條，也就抓住了做領導的根本。道理不難懂，做起來卻非易事。歷史上一些領導集團在這個問題上的成敗得失，很值得玩味。毛澤東讀史，多注意此道。如何「出主意」

　　領導出主意，最常見的是在一些重大決策上發揮關鍵作用。提出主意的快慢和好壞，體現決策水平和謀斷能力的高下。毛澤東在1959年3月的鄭州會議上，曾比較三國時期幾個主要集團勢力核心人物在這個問題上的差別，認為曹操多謀善斷，最厲害；劉備也很厲害，卻稍遜一籌，「事情出來了，不能一眼看出就抓到，慢一點」；袁紹則根本就是「見事遲，得計遲」，屬不稱職的領導。

　　見事早，得計早，是提出好主意的一個前提。為了具體地說明這個問題，毛澤東還曾舉了蔣介石在遼瀋戰役中的一個例子。他說：「蔣介石就是見事遲，得計遲。形勢已經出來了，他還沒有看見，等到看見了又不好得計。比如遼瀋戰役時他對衛立煌的部隊，總是猶豫不決，最後才下決心，強迫他去熱河、到北平。如果早一點，我們圍攻錦州的炮一響就讓他馬上走，我們就沒有辦法，只能切他一個尾巴。如果在我們還沒有打錦州時，就把瀋陽、錦州統統放棄，集中於平津，跟傅作義搞在一起，我們也不太好辦。」這個評點，符合遼瀋戰役的戰場實際，指出了國共雙方統帥部的決策快慢之別。

　　見事早、得計早的謀斷力，總是在實踐中包括總結失誤的經驗教訓中積累和增長起來的。一個成熟的領導者，對有的事情可能見事早，得計早，對有的事情則未必。毛澤東曾經坦言，新中國成立后，對有些事情自己也沒有料到。1959年4月在上海召開的八屆七中全會上，他總結了這樣幾件事：「沒有預料到1957年出現這麼大一個風潮，右派進攻。此外，還有兩件事沒有預料到，一個是反斯大林的大風潮，全世界的共產黨跟著倒霉，連我們也無光彩，蘇聯共產黨也沒有光彩。再一件就是沒有預料到經濟指標定高了。1月上旬我召集的那個小會，陳雲同志講估計完不成，這種話應該聽。」反思在見事、得計問題上的不足，本質上就是總結經驗，以便更好地出主意。所以毛澤東1941年就講到，「善於總結經驗，就是領導者的任務」。鄧小平晚年也說，他最關心的事，「一個總結經驗，一個使用人才」。可見，總結經驗也是「出主意」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最終提出好主意的重要認識基礎。

　　出主意、做決策不是一個人的事，通常情況下要有一個聽取別人意見、汲取別人智慧的謀斷過程。按毛澤東的說法，要「多召集幾個會議商量，然後才能有斷，所斷便是善斷」。劉邦被毛澤東視為「從諫如流」的一個歷史典型，在1964年1月7日的一次談話中，毛澤東詳細講了劉邦納諫善斷的幾件事情：一是聽張良勸說，把已處於舉足輕重地位的韓信封為齊王；一是楚漢劃界鴻溝后，聽張良、陳平之勸，乘勝追擊引兵東向的項羽；一是劉邦稱帝后欲建都洛陽，聽齊人劉敬建議，定都關中長安。這些見事早、得計早的主意，雖然不是劉邦提出來的，但他能及時採納決斷，作出明智選擇。更重要的是，在關鍵時刻總有人給他獻計，改變或完善他的想法，不能不說與他平時注意營造「出主意」的氛圍有關。毛澤東在讀《史記·高祖本紀》的批註中，說「項王非政治家。漢王則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這個判斷的依據，恐怕與劉邦在「出主意」這個問題上遠遠超出項羽緊密相關。

　　在歷史上，還有一個人的謀斷決策方式引起毛澤東的關注，這就是後唐庄宗李存勖。《通鑒紀事本末·後唐滅梁》記載，李存勖把部屬康延孝叫到家裡諮詢滅梁之事，康延孝認為，梁兵目前聚集在一起，我們不能硬打，只能等到他們分兵合擊我們時，每處兵力就減少了，那時可「率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李存勖依此計等待時機，果然奪取了鄆州。還有一次，李存勖屯兵朝城，梁朝幾路大軍合圍壓境，而李存勖卻糧草匱乏，難以支撐，於是召集諸將開會想辦法。結果大家都提出退兵求和的主張，李存勖不悅：「如此，吾無葬地也。」隨後，他單獨找部將郭崇韜商量，郭崇韜建議，部署一些兵將留守朝城，由李存勖親率精兵「長驅入汴，彼城中既空虛，必望風自潰」，並說這個主意他曾經和康延孝仔細商量過。李存勖依計而行，果然取勝。毛澤東讀到這些事，批道：「康延孝之謀，李存勖之斷，郭崇韜之助，此三人者，可謂識時務之俊傑。」「已成摧枯之勢，猶獻退兵之謀，世局往往有如此者。此時審機獨斷，往往成功。」從李存勖滅梁和毛澤東的批語看，有四點值得玩味：一是決策之前，李存勖總是主動謀於人，一謀不行，換一個範圍再謀。此為多謀、善謀。二是謀於人但並不被別人的意見牽著走，胸中有基本的判斷和方向，因此他沒有採納諸將退兵求和的主張。此為能斷、善斷的前提。三是郭崇韜、康延孝的高明之處，是不被表面困難所嚇倒，看出不利形勢背後潛藏的機會，提出精兵奔襲之策，屬大智大謀。四是李存勖在關鍵時刻有「審機獨斷」之舉，凸顯出作為團隊核心人物的決策魄力。以上四點，比較具體地展示了「出主意」的領導方法和謀斷過程。

　　最重要的出主意，當然是確立路線方針。對執政者而言，尤其如此。西漢初年，劉邦、蕭何推行黃老之術的「無為而治」、「與民休養」等政策，是符合大亂之後基本國情的聰明選擇。繼任者曹參的政治智慧體現在他能夠確認這條路線，並且不顧非議堅持下來。正是「蕭規曹隨」，打下了「文景之治」的基礎。此後漢武帝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改行以法家之術為主的積極進取的執政方略。他的孫子漢宣帝堅持這一執政路線，但漢宣帝的太子（即後來的漢元帝）卻勸宣帝改變這一執政方略，多用儒生，以行德教仁柔之道。宣帝很不高興，罵道：「亂我家者，太子也！」毛澤東很注意漢宣帝父子的這場爭論。1966年3月，在杭州的一次談話中，毛澤東提到：漢元帝用《詩經》治國，「儒學」治國，漢宣帝對他說，漢朝要亡在你的手啊！西漢一代，也確實是從漢元帝手上出現衰變的。由此看出，執政者確定的路線方針這個大主意，是如何鮮明地直接影響著社會的盛衰。

　　怎樣「用幹部」

　　漢宣帝父子關於執政方略的爭論，事實上已經涉及「出主意」與「用幹部」的密切關聯：行德教仁柔之道，必然要多用儒生治國；以霸王道雜之，自然要多用名法之士。對二者的關係，毛澤東1938年有過另一種提綱挈領的表述：「如果是賢明皇帝，就會是忠臣當朝，用人在賢；如果是昏君，必有奸臣當朝，用人在親，狐群狗黨，弄得一塌糊塗。中國曆朝以來的組織路線，即幹部政策，都是隨著政治路線改變的。」用幹部的關鍵，就是選擇什麼樣的人貫徹實施既定的路線方針政策。毛澤東說的「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這句名言，道出此中真諦。提出主意后，用贊成者、不贊成者、模稜兩可者、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根本就糊裡糊塗者，結果會很不一樣。

　　劉備集團用關羽駐守荊州，就是一個教訓。諸葛亮為關羽定的方針是「北拒曹操，東聯孫吳」，但關羽無論是在性格氣度上還是思想認識上，都不足以擔此大任。他好意氣用事，一會兒吵著要入川同馬超比試武藝，一會兒又不願同「老卒」黃忠為伍受封「五虎上將」。在內部鬧鬧倒也罷了，要命的是他把這種狹隘意識用在對待孫吳集團的態度上面。孫權派人為兒子向關羽女兒求婚，此舉很吻合聯吳抗曹方針，關羽卻破口大罵：「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甚至威脅要斬殺來使。如此不顧大局，怎能不促使孫劉聯盟瓦解，失守荊州？對此，毛澤東在多種場合說道：讓關羽守荊州是一著錯誤，他從思想上看不起東吳，不能認真貫徹執行「聯吳抗曹」的戰略方針，從根本上否定了諸葛亮的戰略意圖，結果失掉了荊州這個根據地。還說：關雲長大體上是不懂統一戰線的，此人並不高明，對待同盟軍搞關門主義，不講政策。

　　毛澤東認為劉備集團在用幹部的問題上也不是乏善可陳。1957年3月，他對身邊工作人員講：「儘管劉備比曹操見事略遲，但劉備這個人會用人，能團結人，終成大事。」這年7月在上海乾部會議上又說：「劉備得了孔明，說是『如魚得水』，確有其事，不僅小說上那麼寫，歷史上也那麼寫。群眾就是孔明，領導者就是劉備。」勢單力薄的劉備集團能闖出一番局面，確與納人用人政策有關。但劉備死後，諸葛亮在識人用人上卻失誤多多。馬謖失守街亭即是一例。馬謖是智囊型人才，劉備生前曾說他有些夸夸其談，適宜放在帷幄之中使用，諸葛亮卻偏偏放他出去做領兵主將，結果是害了他。諸葛亮晚年也沒有培養出什麼人才，好不容易找了一個姜維，終因在蜀國幹部隊伍中缺乏根底，難以大展其才。反觀孫權集團，毛澤東認為其用幹部的特點是善於拔識和培養人才，經常舉的例子，是赤壁大戰時讓「共青團員」周瑜挂帥，以及孫權勸呂蒙多讀書，從而使呂蒙繼周瑜之後成長為軍事統帥等。

　　在用幹部的問題上，同一個人也常有前賢后昏的變化。一時英武有成的南朝梁武帝和唐明皇，便是此類典型。關於梁武帝，毛澤東讀《南史》曾引唐朝羅隱的詩句批註：「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早期的梁武帝，政治頭腦清楚，目標明確，也頗知軍機，故帳下韋睿、曹景宗、陳慶之一班英才輩出。但其晚年卻敗得一塌糊塗，竟餓死於叛臣侯景的囚室。原因是他一心向佛，以佛陀心腸來施行領導行為，對親貴大臣的種種不法惡行放縱寬容。毛澤東在這些記載文句旁逐一圈點，批註說：「予智自雄，小人日進，良佐自遠，以至滅亡，不亦宜乎？」「『專聽生奸，獨任成亂』，梁武有焉。」「專聽」、「獨任」的用人之法，必然生奸成亂。梁武帝由盛而衰，根本上是不再有遠大的進取目標，從「天地皆同力」到「英雄不自由」，也就勢所必然。

　　唐明皇初登大位，於亂局之中澄清吏治，賞罰分明，先後任用姚崇、宋璟、張九齡一班賢相，造就開元盛世。晚年卻內由權奸李林甫、楊國忠當道，外縱邊將安祿山、史思明驕橫，終釀成安史之亂。所以毛澤東說，「唐明皇不會做皇帝，前半輩會做，後半輩不會做」。

　　「小人日進，良佐自遠」，並非「良佐」們不再有價值，而是領導者不再有胸懷，或者說胸懷變了，目標變了，主意變了。依然是毛澤東說的：「中國曆朝以來的組織路線，即幹部政策，都是隨著政治路線改變的。」

　　【來源：《黨的文獻》；作者：陳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