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維爾法則與當前中國社會政治形勢

　　

　　

　　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 (1805-1859)

　　1. 統治的藝術

　　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考察了二戰後20年間全世界範圍內發生的政治動蕩——政變、革命、流血事件等——后，重提「托克維爾法則」：

　　在統治人類社會的法則中，有一條最明確清晰的法則：如果人們想保持其文明或希望變得文明的話，那麼，他們必須提高並改善處理相互關係的藝術，而這種提高和改善的速度必須和提高地位平等的速度相同。

　　這段話里的「地位平等」，法語原文為égalité des conditions，又譯作「身份平等」，由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首次提出，托克維爾在基督教歐洲的整個歷史中，觀察到「身份平等」一個世紀接著一個世紀地向前推進，一切都顯得它是一場無法抗拒的甚至是符合神意的運動。在「身份平等」的歷史進程中，只要人們進行社會交往，同質化運動就無可阻擋，於是，一個又一個新的社會階層參與到公共事務中來，也就是進入政治生活。不過，當「統治藝術」跟不上「身份平等」推進的歷史進程時，新的社會階層已經在公共空間浮現，卻又不能被有效統治，就必然顛覆先前的政治秩序，帶來政治動蕩。因此，「統治藝術」與「身份平等」的不匹配，在亨廷頓看來，是戰後所有政治動蕩的根源。

　　亨廷頓所給出的解決方案，是從「統治藝術」的角度討論如何避免政治動蕩，也就是說，亨廷頓談論的是如何「生產」政治秩序。正如討論經濟秩序時，計劃經濟從生產出發、市場經濟從需求出發一樣，討論政治秩序，除了從政治秩序的生產角度，還有另外一個研究進路，即通過檢驗「身份平等」的發展狀態，來確定人們對「統治藝術」的需求。進而，根據需求去發展與「身份平等」相適應的「統治藝術」，以保證「統治藝術」總能適應「身份平等」發展變化。

　　因此，在我們顛覆了亨廷頓思維方向的「需求側」思考中，考察「身份平等」歷史進程的即時狀態，將成為一切「統治藝術」的必備功課。

　　托克維爾所說的「身份平等」，是人們在公共領域中的身份平等，人們在進入共同體的公共領域之前，彼此疏離，沒有可比較性，也就既談不上平等，也談不上不平等，只有人們進入到共同體中參與公共事務時，才存在身份的平等或不平等，因此，「身份平等」的歷史進程，也是人們參與公共事務的歷史進程。

　　2. 從「匹夫有責」到「匹夫有權」：我們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的確切位置

　　從整個中國文化傳統中的「身份平等」歷史進程看，我們處於什麼位置？

　　無論是中國傳統，即以「天人合一」看待傳統歷史文化發展，還是西方傳統，即以人的精神發展狀況看待文明進程，都可以回到對「人」的理解深化中確定我們在「身份平等」歷史進程中的位置。

　　從詩時代受天命的「人」從「民」中分化出來開始，參與公共事務的就是「人」而非「民」。「民」這種身份被排除在公共事務之外，因此孔子說「天下有道，庶民不議」；「民」被排除在歷史記憶之外，這是為什麼《史記》記載的只有帝王將相英雄烈士而沒有平民的原因。

　　在中國傳統中，只有成為「人」，才能出現在作為集體記憶的歷史中，「人」意味著參與公共事務的身份。如何理解「人」？誰才算得上是「人」？對這些問題解釋權的爭奪，也是對公共事務控制權的爭奪，在歷史上每一個時期都異常激烈。從漢代到底是「天人合一」還是「天君合一」的不同理解帶來的人君衝突，到宋代士大夫「先天下之憂而憂」而與天子共治天下，「人」的內涵不斷擴展，納入了越來越多的受教育階層。隨著平民接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到了清代，在平民參與公共事務問題上，儒家實現了大反轉，認為平民有責任參與公共事務，這個提議一經顧炎武提出，很快就成為天下共識。平民一旦有責任參與公共事務，「民」與「人」二字就合而為一成為「人民」。

　　「匹夫有責」四個字的總結，由梁啟超在1915年提出，正值新文化運動興起的前夜。從顧炎武到梁啟超，「匹夫有責」既是歷史的絕大進步，同時也帶來了新的問題，即：匹夫有責，卻無權。權責不對應，給平民參與公共事務帶來了極大的混亂。平民以「匹夫有責」方式參與公共事務，在清代，前有太平天國運動，後有義和團運動。都以混亂和災難告終。

　　

　　梁啟超（1873-1929）

　　「匹夫有責」最終成熟於毛式「群眾運動」。群眾運動的特點在於，個體只是「群眾」這個類的成員，類成員意味著如同動物那樣，個體的生死不重要，只有種群的延續重要，個體沒有權利只有對種群繁衍生存的責任，因此，「群眾」只有責任沒有權利。通過這種方式，毛在平民沒有個人權利的情況下，竟然奇迹般地實現了「匹夫有責」。這種模式的群眾運動在充斥於整個毛時代，但是，「匹夫有責卻無權」的群眾運動的後果是，毛死後，超過1億人認為自己受到政治冤屈或牽連，這是對權責不對應的控訴。在要求平反的巨大壓力下，「群眾運動」的統治效率降到了最低點，權責不對應的「統治藝術」無法繼續維持。

　　正是在那時，體制無法解決數百萬回城知青的就業，只好任其自生自滅，由此催生了城市個體戶，個體有了體制外生存空間。也是從那時起，從財產權開始，「匹夫有權」漸成時代主題。整個「改革開放」時代的發展，都受益於承認平民有（財）產權的「匹夫有權」。正如經濟學解釋的界定產權可以帶來經濟繁榮，中國三十多年的經濟發展，僅僅是因為呼應了「匹夫有權」的歷史進程。

　　然而，權利不只是財產權利，從「匹夫有責」到「匹夫有權」的歷史階段，是我們在三千年社會轉型中——以「身份平等」歷史進程為實質內容——的精確位置，這一歷史進程還遠遠沒有結束，且還將佔據著當代史的核心。

　　3.  「統治藝術」面對「身份平等」歷史進程的失措

　　「統治藝術」的發展狀態，是以統治者的意圖轉化為被統治者意圖的效率來衡量的。在中國特定的語境下，「公信力」一度指示了這種轉化效率。

　　如果我們回首近年發生在公共空間的一系列事件，那麼，不僅「身份平等」的歷史進程清晰可見，以「公信力」為指示器的「統治藝術」變化軌跡也同樣明晰可尋。

　　2008年初，當「公信力」剛開始成為媒體熱詞的時候，大概很少有人會察覺到，那很可能就是「官方」與「公信力」分道揚鑣的最初徵象。此前，「官方」就是「公信力」，不分彼此，實在不需要兩個詞來指稱，所以，在「華南虎照片事件」中，2007年10月30日，關克就曾以「陝西省林業廳信息宣傳中心主任」的官方身份表示：關於華南虎照片的所有質疑，都來自民間，從來就沒有官方的質疑。關克以此來強調華南虎照片不容置疑的公信力。

　　可見在那個時候，關克還可以不假思索地認為官方就是公信力，公信力就是官方，既然如此，民間當然不具備公信力。如果確實如此，那麼，「統治藝術」與「身份平等」歷史進程就是相匹配的。

　　可是，關克的斷語一出，立刻遭到鋪天蓋地的反擊。當天中午，中國最大的攝影網站《色影無忌》專門開設了「華南虎事件臨時論壇」，顯示出民間並非一片混亂，也可以有序辯論；有了舞台，技術派馬上登場，網友「老編」隨即推出「色差分析鑒別法」，網友「桑丘」緊跟著推出「透視變換分析法」，均以專業權威的技術分析力壓關克；網友QQTV聯繫國際上的權威老虎基金會，更有人聯繫國際權威學術雜誌《科學》，尋求權威意見。很快，官民公信力爭奪大戰就見了分曉。11月3日晚，關克應陝西電視台《今晚播報》之邀，以「平民主播」身份出現在公眾面前。連幾天前公開表示民間不具備公信力的關克，也實現了戲劇性的角色大反轉，轉而以「平民」的民間身份發表意見，以此昭示其公信力。

　　公信力由官方到民間的轉移，在這五天之內，可謂一目了然。同時，自宋代以來形成的官民兩分等級結構——在人們的觀念深處——顯示出崩解跡象。

　　接下來，同樣是在《色影無忌》論壇，08年2月中旬的「藏羚羊照片造假事件」中，造假者儘管屢獲官方殊榮，還是拋棄了一切官方靠山，不顧一切地為自己找了個「保護藏羚羊」的民間身份。從那時起，民間比官方更具公信力就成了不可逆轉的現實，成為一種不自覺地習慣性觀念。所以，等到反CNN的四月青年們憤起的時候，即使是官方的意思，也一定要以民間的身份說出來，非此不能有公信力。於是，零八年以後，蟄伏已久的「網評員」順勢崛起，官方要使自己的意見可信，必要花錢僱人假扮民間身份來加持。很不幸的是，並不太久，網評員的身份就被識破了，這之後，自干五們閃亮登場。自干五即「自帶乾糧的五毛」，其含意在於強調「我的民間身份是真的，不是花錢雇的」。隨著不具自主性的（autonome）言論在這些身份中的流轉，這些身份迅速遭到了污染，以致於，所有可用的體面與不體面身份都用壞了，最後只好「犯罪嫌疑人」自己到央視鏡頭前自證其罪，看上去只有「犯罪嫌疑人」的話才是可以讓公眾相信的。諾大的中國，難道只有「犯罪嫌疑人」才有公信力？要用他們口中說出的話，才能去平息舉世的質疑？

　　最近維權律師案中的重頭戲，在萬眾矚目下發表談話的，不是官方、不是民間、不是專業人士、也不是五毛，甚至不是自干五，而是代表「境內敵對勢力」的「犯罪嫌疑人」，一個前無古人突破是，甚至他們在央視認罪都不夠公信力了，這次靠的是一貫被視為「境外敵對勢力」的「外媒」：《南華早報》和《東網》。就這樣，公信力消失得比霾都的藍天還快，不到十年時間，全中國都找不到公信力了。

　　失去公信力，對執政者來說，到底有多可怕？在法國「舊制度與大革命」過渡的年代，就有鮮活的例子。史學家葛尼菲（Patrice Gueniffey）曾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在從瓦雷納（Varennes）回巴黎的路上，路易十六沒有發表任何演說」。葛尼菲所提到的，是1791年6月法國大革命期間，國王路易十六齣逃，在瓦雷納被革命派截回巴黎，那時，沿途民眾聽到有人劫持國王的傳言，不分男女老幼，紛紛帶著他們所能找到的「武器」，無論是長槍還是農具，一路護送國王回巴黎，自發隨扈他們所愛戴國王的民眾不計其數，一路上，「國王萬歲」的喊聲不絕於耳。可是，為什麼說葛尼菲這句話意味深長？要知道，兩年之前爆發的法國大革命，正是由記者德穆蘭（Camille Desmoulins）跳到皇家宮殿花園外一間咖啡館的桌子上，向民眾發表演說而策動的；羅伯斯比爾，丹東起先都只是律師而已，無一不是依靠著向公眾發表演說而成為革命領袖的。在歐洲啟蒙運動的高潮中，盧梭1762年發表《社會契約論》，把政治合法性來源從神的意志轉變到人民的意志之後，不到三十年時間，政治合法性的內涵徹底改變了。政治合法性要通過公信力（légitimités,「合法性」的複數形式，即具體形式）來獲得。任何人，取得公信力的唯一方式，就是把你的意見告訴人民，讓他們來決定你是否能代表他們的意志。向公眾演說，就成了這一時期獲取公信力必不可少的手段。而法國國王的政治合法性一向來自「君權神授」，並不需要向公眾發表演說。政治合法性內涵已經劇烈變化，這種變化發生在每一個人的內心深處，「身份平等」的意識深入人心，「身份平等」的歷史進程已經前進了一大步，然而，最為嚴苛的言論審查，蒙住了國王自己的眼睛。路易十六失去了政治合法性，他本人竟然毫無察覺，否則，他本最有機會，向著那麼愛戴他的民眾發表演說，重建公信力、獲取政治合法性，但他毫無吝惜地浪費了這些機會。回到巴黎后，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斷頭台。

　　

　　路易十六被推上斷頭台

　　路易十六的遭遇並沒有逃脫「托克維爾法則」，當「統治藝術」跟不上「身份平等」的歷史進程時，政治動蕩就隨時可能以任何意想不到的方式發生。

　　零八年以後，在中國，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興旺，至少佐證了官民兩分結構的崩解，公共生活中的等級權威正在被歷史拋棄。「身份平等」的歷史進程一浪高過一浪，從改革開放時代人們要求財產權利的「匹夫有權」，到后改革開放時代人們要求個體權利的「匹夫有權」，權利與責任匹配的進程，看不到任何可以被阻擋的可能，即便是「自干五」，也以強調自主自願為特徵，與沒有個人意志的群眾不同，也是「匹夫有權」進程在特定心智人群中的表現。

　　4. 結論：發展能正視「匹夫有權」的「統治藝術」

　　在古今之變中，在三千年從未有過的大變局中，今日中國處於從「匹夫有責」到「匹夫有權」的社會大轉型過程中。無論稱之為「群己權界」，還是稱之為「個人權利」，都是歷史進程所強加給我們這個時代的主題，既無可逃避，也不可逆轉，可謂「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

　　面對這樣一種歷史進程，認真對待「托克維爾法則」，不僅因為它既是托克維爾思考「舊制度與大革命」命題的精髓所在、也是諸如亨廷頓等政治學家一切政治理論的根基和出發點，還因為它為時代最迫在眉睫的危險提供了直截了當的解決方案：發展能正視「匹夫有權」的「統治藝術」。這個時代一切有效政治行動的實質內容，無論是以改革、革命或其他任何樣貌出現，都將只能是自個體權利而始，至個體權利而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