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為何穿上學袍？

　　毛壽龍：思想和思想家都是危險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或許我們應該希望學者穿上學袍，為學術贏得一片天地。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毛壽龍

　　美國大法官布雷耶即使不開庭，在辦公室也穿著法袍。他認為：「穿上法袍就與政治絕緣了！」（斯蒂芬·布雷耶：《法官能為民主做什麼》）可見，法官不理政治，與政治保持距離，這是法治的重要元素。正是法官的謙虛，使得他們能夠在政治上居於中性的位置，並使得法治居於中道，而且擁有公共的力量。也許正是由於這一原因，法官也能夠免於政治的干預，而確保自己在法治中的「國王」位置。

　　可惜的是，學者沒有這樣的學袍。學者在學術的王國里，也許可以說是自己的「國王」。在一些情況下，象牙塔里的力量也會讓人感覺到有自然而然的權力，直接影響到政治的生態。在這些情況下，象牙塔里的國王，在現實中就會被看成是「哲學王」，被認為對政治有著實際的影響，乃至威脅。伊曼努爾·康德就是一個例子。

　　康德是古典時代德國的一位偉大哲學家。他的生活單調乏味，經歷簡單，但他的思想卻異常豐富。他的「三大批判」使他成為公認的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但是他有關理性範圍內的宗教的言論，以及討論其他問題的文章，卻讓國王很不高興。於是宗教與司法部長韋爾納奉「國王陛下的特別命令」，寫了封申斥信寄送給康德，信中寫道：

　　「我們的陛下很久以來就懷著很大的不滿，看出你怎樣濫用自己的哲學，去歪曲和貶低聖經和基督教的一些主要的、基本的學說，看出你尤其在你的《單純理性界限內的宗教》一書和其他短篇著作中怎樣做過這類事情。我們一直期待你做出某種改正，因為你本人必定清楚，你的這種作為怎樣不負責任地違背了你作為青年導師的職責，違背了你清楚地知道的我們國君的旨意。我們要求你儘快做出十分認真的辯白，並且為了避免失去我們陛下的恩寵，期望你今後不要再犯諸如此類的過錯，而是要按照你的職責，運用你的聲望和才能，使我們國君的意向日益得到實現；否則，你執拗不改，肯定會招致不愉快的處置。」（轉引自梁志學《當康德遭遇國王警告》，《博覽群書》，2004年第11期。）

　　康德給國王寫了回信，說自己沒有違背國王的旨意，認為自己那些受到指摘的著作，不過是在學術界內部對宗教所作的一種哲學考察，旨在確定宗教怎樣才能純潔而又有力地注入人們的心靈。不過，康德知道，在國王面前，學術不是借口，也不能是擋箭牌，於是他在信里發誓：「作為陛下的忠實臣民，為了避免嫌疑，我將絕對保證完全放棄一切有關宗教題目的公開學術活動。」不過，康德很幸運，過了一段時間，國王去世了。康德認為國王去世了，國王對他的禁令也隨之失效了，就又開始公開討論宗教問題。

　　和布雷耶大法官相比，康德是不幸的，雖然貴為當時最有影響力的學者，卻因為沒有「學袍」，即使是純粹的學術探討，其言論自由權也很容易受到國王及其大臣的干預和限制。不過他也是很幸運的，比國王活得長，在有生之年終於又可以不受對國王的誓言的限制，重新撿回言論自由權，再次公開討論當時很熱門的宗教問題。

　　和康德相比，還有更不幸的。那就是古希臘大學者亞里士多德。他是著名的國王亞歷山大大帝的老師，從亞歷山大13歲開始就教他。不過亞里士多德和亞歷山大政見不合，亞里士多德於是離開亞歷山大，回到雅典教書，寫作，寫了很多書。亞歷山大沒有強留亞里士多德，還給亞里士多德很多資金，資助其老師做研究。據說國家設立社科基金資助學者研究，就是從這裡首開先河的。

　　亞歷山大大帝有生之年沒有給亞里士多德帶來麻煩，但他死後，亞里士多德卻遇到了政治上的麻煩。雅典人因為痛恨亞歷山大，亞里士多德不得不外逃避難，一年之後在逃亡的途中得病而死。亞里士多德沒有受害於專制君主亞歷山大大帝，卻因與專制君主的師生關係而被民主的雅典所害。與康德比，他不是受其思想所累，而是受其政治關係所害。亞里士多德是大學者，不過是當了亞歷山大的老師，並接受了亞歷山大的資助，他的思想卻是自由的。但他因政治關係而受害，而且是民主的害，這顯然和後世的托克維爾所講的多數人的暴政是有關係的。這說明，沒有學袍，即使不受國王的害，也會受民主的害。

　　受民主暴政之害最深的學者，還不是亞里士多德，而是古希臘的另外一個學者蘇格拉底。蘇格拉底是思想家，卻被人認為對年輕人有毒害。雅典的法庭用票決法判定蘇格拉底有罪並處死刑。蘇格拉底認為這一判決是不公正的，他本來有機會逃跑，卻沒有逃跑，因為他認為如果逃跑了就意味著破壞了雅典的法制。於是他飲毒汁而死，享年70歲。不過蘇格拉底即使像亞里士多德那樣逃跑了，因年事已高，也許沒跑出多遠就受了風寒，一病不起。後人大為蘇格拉底沒有逃跑而惋惜，其實逃與不逃，又有啥區別呢？

　　不過，逃與不逃，對中國古代的學者孔子，卻大有區別。他在戰國時期是著名的思想家，很多國家都很看重他。魯國國王一看孔子那麼吃香，肥水不流外人田，也重用起孔子來。孔子當了官后急於改革，得罪了實力派，被迫離開魯國去流浪。他帶了學生，流亡到衛國，衛國的美麗妃子南子名聲不好，但很喜歡孔子，很敬重孔子的學問，但孔子看到了衛國政治的風險，很快離開了衛國。後來他走來走去，到過很多國家，也同樣遇到了各種政治風險。在外遊歷14年後，受魯國國君邀請，終於回到家鄉，從此被敬為大師，但沒有任官職。孔子此後專心教育，不問政治，遂成一代宗師，收弟子三千，賢者七十二。後來還被歷代帝王封為「素王「」。可見，專心學術，少摻和政治，乃學者的學袍。

　　現代學者總體上來說沒有古代學者來得風光。古代學者動不動就有國王寫信來，動不動就有國王給資助，和國王對談，現代學者往往是依靠寫作來與政治家對話，當然大部分時間是與自己的筆對話，或者與學生對話。古代學者寥寥無幾，現代學者成千上萬。在擴展的市場秩序和擴展的國家公共服務秩序中，學者和千千萬各行各業的工作者一樣，只是腦力勞動者而已。

　　不過，現代學者「哲學王」的貴氣依然存在，就如大英帝國的經濟學家凱恩斯勛爵在其著名的《通論》結尾處所說：「經濟學家以及政治哲學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實上統治世界者，就只是這些思想而已。許多實行家自以為不受任何學理之影響，卻往往當了某個已故經濟學家之奴隸。狂人執政，自以為得天啟示，實則其狂想之來，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個學人。我很確信，既得利益之勢力，未免被人過分誇大，實在遠不如思想之逐漸侵蝕力之大。這當然不是在即刻，而是在經過一段時間以後；理由是，在經濟哲學以及政治哲學這方面，一個人到了 25 歲或 30 歲以後，很少再會接受新說，故公務員、政客、甚至鼓動家應用於當前時局之種種理論往往不是最近的。然而早些晚些，不論是好是壞，危險的倒不是既得權益，而是思想。」

　　學者的貴氣也許是學者的狂妄，不過統治者感受到的思想的危險卻是實實在在的。思想是危險的，思想家自然也是危險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思想家是危險的，這是對政治家來說的。對政治家來說危險的思想和思想家，參與政治也會變得危險，而這是對思想或者思想家來說的。這對於學者來說，可是大大的不妙。因為政治家可是動刀動槍的，學者只是動動口、動動筆，口誅筆伐只是比喻，真刀真槍殺將過來，學者如果不俯首稱臣，立馬一命歸西。

　　如果思想家主動穿上學袍呢？如果他們把自己的思想藏在袍子里，讓凱撒的歸凱撒，讓思想歸象牙塔呢？或許我們應該希望學者能夠穿上學袍，就像布雷耶法官穿上法袍那樣，給自己一個不干預政治的證明，然後給自己的學術贏得一片天地，至少有一個塔，在哪裡可以慢慢研究，慢慢思想，與世無爭。

　　註：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公共財政與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