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吳征鎰院士：原本山川 極命草木

　　發表於2016年7月12日

　　編者按：

　　他是一名世界知名的植物學家，但在自己家裡卻沒有任何一株植物。這顆星球上生長的所有有根生物幾乎全部印在了他的腦子裡，世上可能再也沒有人像他一樣痴迷植物。雖然他已經帶著這種情懷離開了我們，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地上的征鎰麻、征鎰冬青、征鎰衛矛，以及天上的吳征鎰星，都還在默默守候著他所摯愛的這片土地。在吳征鎰院士百年誕辰之際，讓我們一起重溫往事，緬懷這位與草木結緣一生的植物大家。

　　作者：呂春朝（中科院昆明植物所）

　　

　　吳征鎰院士（圖片來源：中國科學報）

　　如果世界上有人能說出每一種植物的名字、了解每一種植物的習性，那麼吳征鎰一定是其中一個。

　　如果世界上有人能聽懂每一種植物的語言、理解每一種植物的情感，吳征鎰也是其中一個。

　　曆數中國的植物學家，吳征鎰是發現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一位。由他定名或參與定名的植物分類群達到1766個，以他為代表的三代中國植物學家徹底改變了中國植物主要由外國人命名的歷史。

　　「原本山川，極命草木。」這句話語出西漢時著名的辭賦家枚乘的《七發》，意思是說：陳說山川之本源，盡名草木之所出。這是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的奠基銘，也是中國植物學者的畢生追求。如今，吳征鎰題寫的這八個字正靜靜躺在植物所足球場邊的一塊清石上，而這八個字，或許也恰恰是對他最好的褒獎吧。結緣草木

　　吳征鎰出生於1916年6月13日，那時他的祖父吳筠孫在江西任潯陽道尹。吳征鎰周歲時，這位曾是光緒甲午年間傳臚的潯陽道尹，突發腦淤血而故。從此，家道中落，屢遭大故，舉家遷揚州號稱「九十九間半」的吳道台宅第。吳征鎰的童年在這裡度過。

　　幼年吳征鎰性格孤單內向，不大願意與兄弟們一起玩，喜歡一個人在家裡種滿花草樹木的蕪園裡玩耍，看各種各樣的花草樹木，蕪園成了吳征鎰的「兒童樂園」。

　　他8歲進家塾，開始讀四書五經、古文觀止和唐詩三百首，練就了博聞強記功底。

　　10-12歲，閱覽父親帶回家裡的《植物名實圖考》和《日本植物圖鑑》，在蕪園裡「看圖識字」，初識花草樹木，發現蕪園裡植物與書上植物有許多很相似，便逐一記下它們的名字。

　　春天雨後，他趴在蕪園孟宗竹林旁，專心致志地看春筍露尖頭、拔節放籜簌簌有聲，半天功夫，長得和他一樣高了，感到驚奇得很。人們哪裡會想到，就是這個小時候喜歡琢磨花花草草的孩子，後來竟成了中國發現和命名植物最多的大植物學家。矢志植物學

　　在揚州中學讀初、高中期間，得唐壽、唐燿和吳伯遐等老師教誨和鼓勵，吳征鎰學會了採集植物標本和解剖花果的技能。

　　假日他常與同學集伴郊遊，採集植物標本，自采標本有二百餘份。二哥吳征鑑請來南京金陵大學教植物的焦啟源先生幫助鑒定植物標本。

　　高中生物老師唐燿發現吳征鎰對植物很有天賦，鼓勵並幫助他在班級上舉辦一次標本展覽，對吳征鎰心靈影響很深。

　　高中畢業時，吳征鎰堅定報考清華大學生物系，立志專攻植物學。1933年，17歲吳征鎰如願考取清華大學生物系，開啟自己與植物的一生情緣。宏圖大願

　　1933年至1937年，「弱冠之年」的吳征鎰靠五哥吳征鎧半薪資助和清寒獎學金完成學業。

　　清華大學推行「通才教育」，理學院學生要學通史，文學院學生要學生物。大學一年級基礎課程由名師擔任，朱自清教國文、葉公超教英文、薩本棟教物理、高崇熙教化學。生物系二年級學植物、動物、生理、土壤等，在植物方面藻、菌、苔蘚、蕨類和種子植物的個體發育、世代交替全學，並且由留美歸來的吳蘊珍教授授課，講的是當時最新教材。

　　三年級吳征鎰入生物系植物組，從華北植物入門，學習植物分類學。吳蘊珍教授親自帶學生到北平郊區、小五台山、易縣等地做森林群落實際調查，並繪製植物花果解剖精圖，結合實地植物講授。還將Hutchinson所繪單、雙子葉系統樹，從「條條」結合「塊塊」（大類群）來講述各科或科以上大類群的系統演化趨勢（evoelutionary tendencies）。這些知識的獲得和積累，對吳征鎰後來的被子植物「八綱系統」和植物區系「多系-多期-多域」起源理論的形成有著師傳承繼的淵源關係。

　　李繼侗教授為植物組開設植物生理學和植物生態學必修課，講述當時國際上初創的植物生長素（auxin）研究情況，李繼侗教授結合森林群落實際調查，介紹群落學和植物地理學基本概念和野外觀察方法。對吳征鎰印象深刻的是應用記名樣方或樣帶，將生態學的野外調查建立在認識植物生境及其地理分異的基礎上，這種植物生態學結合群落區系成分結構、組成的研究思路讓吳征鎰受益匪淺、享用終身。

　　2005年我在收集整理吳征鎰學術資料時，發現吳征鎰一些課堂筆記，竟然是用英文記錄學習植物生理、化學和土壤的筆記，讓我感到十分驚訝。試想，當今國內大學生有如此能力者，恐怕為數不多。

　　1937年，吳征鎰大學畢業，留校任助教。他用第一個月的薪水，自費參加段繩武「移民實邊」的「西北科學考察團」，赴河套地區、賀蘭山調查採集，初步認識草原半荒漠、荒漠植物和景觀。

　　八月二十三日，北平淪陷，考察團無果而散。待吳征鎰輾轉回到揚州，接到李繼侗老師要他速去長沙，參加清華、北大和南開三校組成的

　　長沙臨時大學行列。吳征鎰來到長沙，加入清華農科所在嶽麓和衡山的採集調查。接著長沙臨時大學醞釀南遷昆明。1938年1月，三校合組西南聯合大學，吳征鎰加入從長沙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團」，步行昆明。行進中，在李繼侗老師帶領下，吳征鎰每日觀察沿途植物和植被情況，採集小標本，一日不漏記下日記。湘黔滇一路行來，使得吳征鎰對華中至西南的植物有了實際感知。

　　到了昆明，吳征鎰與熊秉信一道在昆明附近考察，發現昆明一個縣的植物比河北一個省的植物還多，初感雲南植物的豐富性。此後，在張景鉞、吳蘊珍、李繼侗等率領下，赴賓川雞足山、大理蒼山和德宏瑞麗考察，取得亞高山針葉林、高山草甸灌叢的印象后，又目睹亞熱帶常綠闊葉林、熱帶雨林以及各式各樣次生植被等。他從大西北沿長江西上華中，又沿湘、黔、滇南行至滇南，一路的植物感受，促使時年22歲的吳征鎰給自己提出從弄清雲南植物種類入手，進而弄清全國植物種類的設想。雅號「摔跤冠軍」

　　「他是世界上最傑出的植物學家之一，是一位對中國乃至世界其他地方的植物有著廣博知識的真正學者。」一位美國科學院院士這樣評價吳征鎰。

　　與很多科學研究一樣，植物學研究離不開野外考察。吳征鎰認為研究中國植物、開發利用植物資，首先要過「區系關」。所謂過「區系關」，就是要把中國本土生長著多少種植物的家底搞清楚。

　　他的足跡遍布全國各地，即使到了花甲之齡，仍一次次到西藏、新疆等地考察。喜馬拉雅山的雪峰上留下了他的足跡，塔什庫爾干沙漠里的仙人掌與他說著只有他才懂的語言，植物王國雲南更是吳征鎰考察最頻繁的地區。

　　每逢雨季，雲南的紅土地讓這位植物學家可吃了不少苦頭，因為吳征鎰長了一雙平腳板，走路不穩，經常摔跟頭。昆明植物所原所長周俊院士曾講過這樣一個故事：有一次在文山考察時，吳征鎰在密林中摔了一跤，當他坐在地上的時候發現了一棵白色寄生植物，仔細一看就認出是「錫杖蘭」，這是中國植物分佈的新記錄。

　　大家給他送了個雅號叫「摔跤冠軍」，但是他滿不在乎，因為摔跤還給他帶來意外收穫。

　　在考察的基礎上，吳征鎰主編完成了《西藏植物志》《雲南植物志》等地區植物志，還主持或參與了《中國種子植物資料庫》《中國高等植物圖鑑》等編寫工作。這些積累和研究為現在生物多樣性、植物資源開發利用、分子進化與系統發育學等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國際植物學界產生了重要影響。

　　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起，吳征鎰先後參加和主持了《全國植被區劃》《中國植被》《中國植物志》等大型專著的編寫工作。他總是自己做最基礎的工作，從野外考察，到寫出名錄，再帶領大家分科分屬編寫。

　　除了植物的名稱，科、屬、種，定名人，發表日期，分佈區及用途外，他還詳細描述歷代植物文獻中的記載，一絲不苟。在擔任《中國植物志》主編的時候，凡是他看過的稿子，他都要仔細審核校對，在稿子上密密麻麻地修改，有時候審稿的意見比稿子本身字數還多。他不用查閱任何工具書，就能給每一篇稿子把好關。

　　《中國植物志》是三代植物學家集體結晶，是二十世紀世界植物學界卷冊最多的「巨著」，也是一把開啟中國植物資源寶庫的鑰匙。

　　吳征鎰在其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做出了特殊貢獻。

　　其一：1939-1948年間完成了中國植物卡片3萬多張，為後來編研《中國植物志》提供了基礎資料；

　　其二：他對中國植物有深厚功底和廣博知識，被譽為中國植物「活詞典」，領銜做一些大科、難科編研；

　　其三：他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查閱標本，核查鑒定，審閱稿件，組織聯合攻關，推進編研進度。在他任主編的17年裡，領導完成了《中國植物志》2/3以上卷冊的編研和出版。

　　2004年，《中國植物志》全部出版，此時吳征鎰的感悟是：「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吳征鎰是《中國植物志》的集大成者，當之無愧。中國植物「活辭典」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誕生，11月1日中國科學院成立，12月，吳征鎰奉命從清華大學調入中國科學院，加入建設新中國科學事業的行列。

　　有這樣一則小事，1983年，吳征鎰到英國考察，來到大英博物館。英國人安排請中國植物學家鑒定清朝時期駐華的英國大使在中國採集的一些至今未能鑒定的標本。

　　吳征鎰用放大鏡認真觀察了標本，然後用流利的英語說出了每一種植物的拉丁學名，它們的科、屬、種、地理分佈、曾經記錄過的文獻、資源開發的意義等等。他對植物研究的精深和超群的記憶力，令英國人讚嘆不已。

　　不管是在戰火紛飛的歲月中，還是面對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的艱難，他從來沒有放棄過植物學研究。

　　在西南聯大任職期間，他在茅草房裡創建了一間用破木箱和洋油筒建成的植物標本室，這個極為簡陋的標本室竟然擁有兩萬多號標本；他在雲南進行了大量的科考調查，和幾個年輕教師一起在昆明郊區的一個土地廟裡自畫自刻自印，歷時3年，出版了石印版的《滇南本草圖譜》。

　　他還用了整整十年時間，抄錄和整理了我國高等植物各種屬的文獻記載，以及這些植物的分佈，完成了一套3萬多張的中國植物卡片，這就是後來《中國植物志》最基本的資料之一。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他在「牛棚」中完成了《新華本草綱要》的初稿，對當時中草藥名物混亂的情況進行了大量校訂，為我國中草藥的規範化、科學化和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礎。

　　吳征鎰為我國植物資源學，特別是藥用植物和植物化學研究體系的形成做了卓有成效的戰略性和前瞻性工作。他明確回答了中國植物資源有效保護和合理利用的理論問題並用於指導實踐。保護區和種質資源庫提出者

　　在橡膠種植業發展和野生經濟植物綜合利用中，吳征鎰和一些專家發現，有的原生植被被破壞、部分野生物種生存受到威脅，意識到這種負面影響發展起來對國家生態環境和生物物種保護極其不利。

　　1956年10月25日，竺可楨副院長在北京主持華南熱帶資源小組討論會，吳征鎰在會議上做總結髮言時，提出「建議國家建立自然保護區」的意見。1958年9月，吳征鎰和壽振黃向中共雲南省委、雲南省政府提出在雲南省建立24個自然保護區的規劃和方案，得到中共雲南省委和省政府及時批複，指示各地（州、市）按建議規劃組織實施。

　　截止2010年，全國共建立各種類型、不同級別自然保護區2395個。雲南省建立自然保護區161處，其中國家級16處，省級45處，總面積298.5萬公頃，佔全省國土面積的7.6%。

　　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國家面臨著生態環境和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新挑戰。1999年，吳征鎰呈書總理，提出「建立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的建議。

　　國家重大科學工程項目中國西南野生生物資源種質資源庫於2007年在昆明植物研究所初步建成，2009年通過國家驗收。截止2015年底，共收集保存包括植物種子、植物離體材料、DNA、動物細胞系、微生物菌株等各類種質資源23568種，197084份（株）。其中，野生植物種子9129種（占我國野生植物物種30%以上），67869份，野生動物遺傳資源6435份。創立生物的「三維律動演化」

　　吳征鎰從事植物科學研究七十餘載，起步於植物分類學，進而擴展到植物資源合理利用、植被與群落、植物區系地理、生物多樣性保育和生態環境持續發展等諸方面。

　　吳征鎰認為在弄清國家植物家底的同時，還要進一步弄清中國植物的來龍去脈問題，即中國植物區系的起源、發生和演化問題。這正是他22歲時給自己立下的宏圖大願：立足雲南，放眼中國和世界植物，研究植物的時空發展規律和中國植物區系發生髮展變化規律。

　　吳征鎰創立生物的「三維律動演化」，提出的被子植物 「多系-多期-多域」起源理論（「被子植物的一個多期、多系、多域新分類系統總覽」，2002）和「八綱系統」的方案（「論木蘭植物門的一級分類——一個被子植物八綱的新方案」1998）。這是東方人在自己研究的基礎上，立足東亞，放眼世界提出的被子植物起源和演化的新理論。

　　吳征鎰提出中國植物區系的熱帶親緣、植物分佈區類型的劃分及其歷史來源、以及東亞植物區等一系列創新觀點。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學術體系和研究方法，標誌著吳征鎰植物區系思想體系的完善和中國植物區系地理學派的形成。90歲重出江湖編纂大典

　　2006年12月，《中華大典》主編任繼愈盛邀吳征鎰任《中華大典·生物學典》主編，認為中國只有吳老可以做這事。

　　吳老說：「我90歲了，想休息了」。任繼愈說：「我也是90歲了，我們90歲的兩個老頭子一起把國家重任做下去吧」。

　　得知這位與他同庚並在抗戰時期曾一道從長沙步行到昆明的清華校友，在國家圖書館館長任上退下后領銜編纂《中華大典》，吳征鎰對任老欽佩之心油然而生。

　　於是，兩位老先生作好了約定。而此時，吳征鎰的身體不好，眼疾已經非常嚴重了。

　　為此，吳征鎰花了兩年時間重讀清代《草木典》，看不清的就讓我念給他聽，並指導我進行了大量的資料整理工作。直到2012年春節前夕，吳征鎰因身體不適再度入院，卻仍記掛著手頭未完成的工作。躺在病床上的吳征鎰很遺憾，工作只開了個頭，沒能完成。他說：「希望你們能抓緊時間做完這項工作，讓我在有生之年能看到《中華大典·生物典》出版。」

　　在我國歷史上，編纂典籍是國家和時代興盛的重要標誌。與歷代編典顯著不同的特點是《中華大典》不僅包括社會科學的內容，更涵蓋自然科學的各項門類，故《中華大典》的編纂出版具有深遠歷史意義和重要的現實意義，也是中國科學家傳承中華科學文化知識義不容辭的歷史責任。

　　然而，編典仍是件陌生事，也是件不易事。

　　吳征鎰為此做了三件事：

　　一是撰寫了「學古文識古字與編《大典》」的文章，要求參加編典的人員要學點國學和歷史，要能讀懂古文，了解古籍中有關生物記載的內容；

　　二是主持編寫「《中華大典·生物學典·植物分典》暫定引用數目」，涉及古籍文獻數千種，編典查詢古籍有了大致範圍；

　　三是解讀《古今圖書集成·草木典》，對其中各部所涉植物做了科屬學名考訂，為編典做出示範。

　　任繼愈說：「《生物學典》還要標出各個物種的拉丁學名，讓外國人也能看懂我們的大典，這點也只有吳征鎰來把關」。

　　外國學者不一定要看懂中文古籍，但只要有動植物的學名，就可大概了解中國古籍動植物的種類和分佈。有了學名，《中華大典·生物學典》就可連接古今，貫通中外，這是《中華大典·生物學典》的創新之處。

　　如今，任老、吳老先後辭世。《中華大典·生物學典》的《動物分典》和《植物分典》已分別由中科院動物研究所和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主持編纂完稿，總字數1600餘萬字。

　　參加編典的各位同仁，無論是年老體弱的長者，還是年輕的後人，大家秉承任老和吳老思考深刻、治學嚴謹的精神，認真而努力地做好每一條目的編撰。在「家祭勿忘告乃翁」之時，我們可以告慰在天之靈的任老和吳老：歷時八年我們交出了一份問心無愧的答卷。《中華大典·生物學典》不日將出版問世。作者簡介：呂春朝（1939-），雲南石屏人。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原副所長、研究員，曾任吳征鎰院士辦公室主任、《中華大典·生物學典》副主編兼《植物分典》常務副主編，現任吳征鎰科學基金會辦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