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需要負責任的民族主義

　　薩默斯：英國退歐和特朗普贏得共和黨初選，這兩件事說明，條件反射式的國際主義需讓位給負責任的民族主義。

　　

美國前財長 勞倫斯•薩默斯

　　在英國脫歐公投和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共和黨初選階段勝出之後，顯而易見的是，選民們開始對二戰後在英美成為常態的相對開放的經濟政策產生反感。

　　在歐洲大陸的大片地區，反對國際融合的民粹主義情緒正在升溫，而在拉美，這種情緒一直是常態。目前的問題是，國際經濟政策的指導原則應該是什麼？我們這些人——相信二戰後全球體系的表現遠遠好於一戰後時期，而其主要原因在於更為開明的經濟政策——應當如何證明自己的觀點呢？

　　主流方法的起點是理性論證結合有關國際融合的經濟後果的誇大論證。有關方面發表研究報告，說明貿易協定創造工作崗位，以及移民的好處和限制的代價。在大多數情況下，總體的經濟好處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倡導方面也存在某種格雷欣法則(Gresham's Law)：更大膽的主張會驅逐更謹慎的主張。隨著時間的推移，融合的倡導者受到該法則的影響。

　　儘管有充分理由說明，相比《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如果被拒絕的情況，現在美國的日子更好過，但當初預測的最誇張好處並未兌現。同樣，可以公平地說，有關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將推動政治自由化的說法並未成為現實。眼下，人們似乎不再願意在專家們的威脅之下接受世界主義的結局。

　　主流方法的第二根支柱，是推行更強力政策，以抵制不平等、為動蕩提供緩衝、支持窮人和中產階層，然後主張：只要國內政策正確，抵制全球化的壓力將會減輕。這種邏輯是正確的，當然，像政府為房屋抵押貸款提供擔保和建設州際公路體系等措施，是允許美國支持開放全球體系的政治「套餐」的一部分。

　　但在過去8年裡，美國最終實施了全民醫療保險，擴展了大量針對窮人的支持項目，並把失業率下降至5%以內，而貿易卻變得更加不受歡迎。問題並不是強有力的國內政策對於支持全球融合是不必要的，而是這些政策的力度還不夠。

　　新辦法的起點必須是如下觀念，即政府的基本責任是推動公民福利最大化，而不是追求某些全球福祉的抽象概念。人們還希望感覺到，他們正在塑造自己身在其中的社會。技術的非人性力量力量和不斷變化的全球經濟環境或許必然產生深遠的影響，但當政府達成進一步向國際審裁庭交出控制權的協議，就會讓形勢雪上加霜。當出於法律或現實原因，企業在塑造全球協議時的影響力大得不成比例時，尤其會是這種情況。

　　如果義大利銀行系統的資本嚴重不足，而該國民選政府想用納稅人的錢為銀行補充資本，為何應當讓某些國際協議阻止這一舉動？那些認為基因改造作物有危險的政府，為何不應保護本國民眾遠離這類作物？有些國家希望限制資本流入，國際社會為何應當尋求阻止它們這麼做？所有這些例子中的關鍵都不是具體的利弊，而是干擾主權會有很高代價的原則。

　　我們需要的是一種負責任的民族主義——按照這種理念，各方都理解，國家應把增進本國公民的經濟福利作為首要目標，但在傷害其他國家公民利益的能力方面受到限制。對國際協議的衡量標準將不是一體化程度有多麼高，或者打破的壁壘有多少，而是公民是否被賦予了權力。

　　這並不意味著國際合作的空間被縮小。它或許意味著空間更大。例如，目前全球工人的稅務負擔為1萬億美元，高於如果我們擁有恰當國際合作體系——確認資本收入，防止在對資本收入徵稅方面發生逐底競爭——的情形。稅收只是逐底競爭與實現國家目標相抵觸的最明顯領域。其他領域包括勞動力與金融監管，以及環境標準。

　　條件反射式的國際主義需要讓位給負責任的民族主義，否則，我們只會看到更多令人痛苦的公投和民粹主義煽動者競選要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