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靜：一百年前的領導幹部

　　文| 柴靜

　　「如果世界上藝術精華，沒有客觀價值標準來保護，恐怕十之八九均會被後人在權勢易主之時，或趣味改向之時，毀損無餘。一個東方老國的城市，在建築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藝術特性，在文化表現及觀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

　　——《為什麼研究中國建築》 梁思成 19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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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草姐姐的紀錄片才知道，梁思成與林徽因的一生，與一個人關係巨大。

　　1928年，他們選了3月21日結婚，選這個日子，因為是宋代建築大匠李誡墓碑上刻上的日期。

　　慚愧，我只知魯班，不知李誡。

　　李誡的書《營造法式》是梁思成的父親梁啟超寄給他們的，信中寫「此一千年前有此傑作，可為吾族文化之光寵也。己朱桂辛校印莆竣贈我，此本遂以寄思成徽因俾永寶之」。

　　這本書影響梁林終身。

　　他倆回國后加入「營造學社」，梁是「法式部」主任，一大任務是研究此書。

　　他們的兒子叫「梁從誡」，意思是「師從李誡」的意思，這兩個字里有極深的寄望。粱從誡後來差兩分沒考上清華的建築系，當時他父親是系主任，「不置一詞」。梁從誡晚年時說起這事，臉上仍是羞慚「（我）沒出息」。

　　可見《營造法式》在這兩個人心裡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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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我這樣對建築無所知，對梁林往事只知八卦，模模糊糊猜-----營造學社？這是清華大學或者東北大學的吧？

　　看紀錄片才知道，這一研究完全是個私人機構。

　　創辦人就是梁啟超信中說的贈書者「朱桂辛」-----朱啟鈐。李誡的書失傳多年，也是由他發掘。

　　我沒太留意，以為也是象梁啟超一樣的知識分子。再看他的照片，穿長袍，一副老實樣子，眼睛下面掛著大眼袋，看上去是一個土氣的老頭兒。

　　紀錄片中說，這人是當時的內務總長，交通總長，國務總理。

　　咦？領導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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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紀錄片查資料，才發現朱啟鈐是個好玩的人。

　　他這人，用曹聚仁的話說，「會做官」，一輩子，從晚清，北洋政府，民國，新中國……都沒耽誤。

　　他舊學很好，外祖父是漢學大師的弟子，母親常把一些宋錦碎片綴合成荷包，祖父書畫的包頭用的是《紅樓夢》里寫過的寸金寸絲的緙絲，他後來對藝術的感情，一直有童年的這一縷纏綿。

　　他在湖南長大，正趕上清末鐵鏽的大門被嘎嘎推開，天風海雨，交織而來，湖南又是晚清牛人迸濺的地方。就算是官僚，象巡撫陳寶箴和學政江標，也氣象開闊。江標當主考，出的試題的題目都是《英人有公保二黨，中國將來是否有此氣象說》，《論自來改政之不易》《古今儀器考》……

　　小朱同學正年青，不憤青才怪，「往來吳會，頗復與其邦賢士大夫游，益憤切，喜改革說」。戊戌變法失敗后，維新派被絞殺，他在長沙仍然和章士釗「私購禁書，交相傳習，意氣未稍衰。」

　　但朱不是文人，他沒參加科舉，二十二歲從地方上的工程小官做起，一路幹活幹起來的，走的是經世致用的路子。

　　1905年，他在晚清創辦了「京師警察」制度，當時的警察什麼都得管，安全，交通，消防，衛生，社保，救濟……曹聚仁寫過「我們如今看來,警察算得什麼?在當時,卻是了不得的大事,也只有年輕有膽識敢作敢為的敢去推行。」

　　那是，你動一盞燈試試。

　　北京的晚上一直烏漆麻黑，朱啟鈐想在北京街上裝路燈，京師某御史以自家數世夜不燃燈為由，向皇帝彈劾控訴他。

　　曹聚仁說，「朱啟鈐還在外城大柵欄推行過單行道制,而敢違犯這規矩的乃是肅王善譽的福晉,他們有勇氣判罰那福晉銀元十元,真是冒犯權威,居然使肅王聽了折服,這才施行得很順利。」

　　一個率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帝國，有什麼公共生活可言？但朱老師才三十齣頭，決心動它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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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氏當國，1913年，朱啟鈐當了內務總長。中國的城市化是被資本的力量拱出來的，京奉京漢兩條鐵路一路修到了前門，兩邊商鋪雜立，首都第一次出現擁堵。

　　最堵的點就在正陽門，它取「聖主當陽，日至中天，萬國瞻仰」的意思，那是國門，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正陽門城樓與箭樓被燒毀，流亡西北的慈禧和光緒迴鑾的時候，都得在城門上臨時扎五間紙做的牌坊，來裝點門面。

　　要想治堵，就得在這麼個門上動土開洞，這是個扎手的事兒，朱寫「訾余為壞古制侵官物者有之，好土木恣娛樂者有之，謗書四齣，繼以談章，甚至為風水之說，聳動道路聽聞。」

　　而且政府說了，修路啊？挺好，但我沒錢。

　　朱找到鐵路，說，你看這也是為你們好，你們出錢吧，出了錢，回頭舊城的土你們還可以拉走墊路，留下點給我種草種花就成，就這樣，他把清理的費用都省下來了。

　　他把正陽門兩側打開兩個大洞，東進西出，又打通府右街、南長街與北長街、南池子與北池子，開通長安街南北方向的交通要道。

　　當時的美國公使芮恩施評價他，「作為一個建設者，他成了北京的奧斯曼男爵」

　　奧斯曼是法國塞納省行政長官，對巴黎有過大規模市政改革，建設新的給水和溝渠系統，建設新的寬廣的林蔭道，開闢公園。

　　不過我覺得這個比喻背後還隱隱有一層意思，是指朱啟鈐和奧斯曼都受到了先擔任總統后又稱帝的獨裁者的支持。

　　袁世凱為了支持他，送他一隻銀鎬，紅木銀箍，上面寫：「上鐫「內務朱總長啟鈐奉大總統命令修改正陽門，朱總長爰於一千九百一十五年六月十六日用此器拆去舊城第一磚，俾交通永便。」」

　　朱啟鈐在雨中敲落第一塊古老城牆上的磚。這被叫做「開啟民治北京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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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朱的改造並非大鎚一掄，通通砸碎。

　　他把正陽門瓮城正面箭樓，工築崇巍都保留了，讓德國工程師加以改良。芮恩施曾經提醒在中國的外國設計師如果不懂中國建築，最好不要輕易與朱啟鈐接觸，因為這人是個有很強文化自尊的人，「目睹公私建築，一唯歐風是尚，舊式法規，薪火不傳，行將湮沒，矍然引以為憂」，他第一個提出「修舊如舊」的概念，也第一個頒布「勝跡保護條例」。

　　草的片子里，有句話很可深想，「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皇朝更迭，成王敗寇。二千年來歷代革命成功者，莫不效法項王，咸陽宮室火三月不滅，以逞威風，破壞殊甚。」

　　還可以再往前追一點，用周有光的話說「其實一把火一點就是兩千年。英法聯軍能欺中國之弱，秦始皇焚書坑儒是立了功的」。

　　辛亥革命能免去這一把火，還是有人懂。胡適總結過新思潮的最大作用，就是「重估一切價值」。什麼叫重估？「要用科學的方法，作精確的考證，把古人的意義弄得明白清楚……各家都還他一個本來面目，各家都還他一個真價值」。

　　了解了什麼是真價值，才不會簡單地膜拜或者打倒，而是知道什麼要廢棄，什麼該去珍重寶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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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 年，梁思成林徽因在火車遇到一對美國夫婦，隨他們一起回中國「車頂上坐滿了搭霸王車的旅客。儘管這樣，雨水還是漏進來，滴在我們用報紙折成的帽子，淋濕了座位靠背上點著的蠟燭。就這樣到了北京，一個鼻孔里是晚香玉的味道，另一個鼻孔里是糞臭……」

　　不奇怪，1900年的時候，仲芳在《庚子紀事》里寫 「近來各界洋人，不許人在街巷出大小恭，潑倒凈桶……然俱建茅廁，尚稱方便……偶有在街上出恭，一經洋人撞見，百般毒打，受此凌辱者，不可計數」

　　中國城市最初公共衛生，居然是這麼開始的，看了讓人心裡說不出滋味。

　　一直到了民國，公共廁所是什麼樣子？徐城北寫過----當時京城最繁華的前門，大戲園子的右側，有一個非常大的露天尿池子，無論觀眾還是演員，一旦感到「內急」，都立刻跑向那裡，撩開褲子就向其中「直射水龍」。

　　當時的首都，廣渠門外墳墓荒草，沒有道路可言，沒有公園，沒有博物館。無風三尺土，有雨一街泥。

　　朱啟鈐當內務總長的時候兼京師市政督辦，整理北京街市溝渠，把那些「水道湮垢,民居昏墊,闤闠殷填,成苦不便,」的地方，為之「辟城門,開馳道,濬陂阪池,治積潦,塵壤壅戶者除之,敗垣侵路者削之,經界既正,百堵皆興。」

　　他在道路兩旁種上槐樹，沿護城河栽上楊柳，這才有春綠冬白，盛夏時我們頭頂的濃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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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的第一座公園也是朱啟鈐開闢，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園。

　　這裡原是皇家祭祀的社稷壇，清帝退了位，沒人管，壇里榛莽叢生，蛇鼠為患。守壇人在園內種了很多苜蓿，飼養豬羊。

　　朱啟鈐說想蓋個公園，北洋政府說行你干吧，但我還是沒錢。

　　他就自己個人干，先捐出一千元，成立一個董事會，對外募捐，說北京一向是首善之都，但「向無公共之園林，堪備四民之游息」。不到半年籌了四萬多元，捐的最多的徐世昌，黎元洪，楊度，和他自己，就這麼修成了。這裡沒有山水亭榭，他在於園中東面建來今雨軒、投壺亭，繪影樓、春明館……又建東西長廊，曲折往複，今天我最愛走還是那一彎，滿頭紫藤花。

　　「來今雨軒」這個名字取自杜甫的《秋述》的小序：「秋，杜子美卧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青苔及榻，常時車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取舊雨新朋，情義恆在的意思，這個地方去的多是政客。

　　朱啟鈐又出面與清宮交涉，又在公園與故宮之間開了扇門，把西華門內的武英殿闢為展室，展出皇家珍寶，起名「文物陳列所」。

　　這是中國第一個博物館，也是故宮博物院的前身。

　　學者文人就都來了，學者譚其驤回憶過「春明館是老先生們聚會的地方，我曾在那裡遇到林公鐸，座無他人，被拉坐下。他張口之乎者也，講幾句就夾上一句『譚君以為然否？』蒙文通、錢穆、湯用彤三人常坐在一桌。夏天坐公園可以從太陽剛下山時坐起，晚飯就在茶座上叫點心吃當一頓飯，繼續坐到半夜甚至後半夜一二點才起身，決不會有人來干涉你。」

　　園中千年古柏，多是金，元，明代的，由朱啟鈐一一造冊，養護，很多人愛這點青黛色。詩人林庚白和畫家林風眠在這兒賞雪斗詩，五古聯珠，一共聯到120多韻，轟動得很。程硯秋和新艷秋先後在「柏斯馨」旁邊雪地上排演《聶隱娘》戲中一段紫雲劍舞。有趣的是，清吟小班的妓女來公園必坐柏斯馨，因為這是西式茶點，吃杯「禮拜六」，要盤「咖喱餃」。呵呵，洋氣。

　　找資料時看到史學家謝興堯寫過的一段話：「凡是到過北平的人，哪個不深刻地懷念中山公園的茶館呢?……有許多曾經周遊過世界的中外朋友對我說：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北平，北平頂好的地方是公園。公園中最舒適的是茶座……可以把一切悲哀的事情暫時忘掉，此時此地，在一張木桌，一隻藤椅，一壺香茶上面，似乎得到了極大的安慰。」　

　　看了有點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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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是有心人，他當警察的時候，每日騎馬巡察，蹓蹓躂躂，對京城的宮殿、苑囿、城闕、衙署……一切有形無形的故跡一一都「周覽而謹識之」。

　　一個後來做到國務總理的官員，交往的人「頗有坊巷編氓。匠師耆宿」-----各種街頭巷尾的老工匠老師傅，聽到他們零聞片語都「寶若拱壁」。連清代《工程則例》之類的書也「無不細讀而審評之」。

　　中國讀書人一向瞧不起工匠，士大夫就算對建築有點興趣，也只是把玩，對技術無記載，匠人間也全靠口耳相傳。顧准說過「中國有許多好工藝，卻發展不到精密科學一樣。中國沒有唯理主義……中國有不成系統的經驗主義，一種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技藝傳統，這成不了「主義」，只成了傳統的因襲。」

　　朱啟鈐分析得更明白，為什麼官府也不記載這些技藝？「執筆寫文件的人，一看術語艱深，比例數字都繁複，寫到文件上怕上司詰問起來，自己說不清，乾脆就都刪汰了」。

　　他舉了個荒唐可笑的例子，大清會典中工程做法部分，只有薄薄幾十頁，怎麼做到的？所有的數字都被改成「若干」二字。

　　越這樣，當官的越不懂，「一切實權落入算房樣房之手」，想寫多少寫多少，「隱相欺瞞」。

　　而讀書人看不上這行當，對跟錢有關的事只覺得粗鄙。蔡元培說，自漢以後，最讓人追摹的學者都只求道德學問，遠離現實世界，董仲舒治《春秋》，三年不窺園；陽城讀書集賢院，晝夜不出戶，凡六年，「為人所艷稱」。

　　他把這種態度叫做「專己守殘」。

　　後果就是中國幾乎沒有文字性的建築手冊，到了朱啟鈐這兒，中世紀都城的現代化要從他開始了，但建設這件事，兩手空空，無程序可循，沒有典籍可以看。想找人問也不知問誰。

　　他後來因公去歐洲，見人家「一藝一術，皆備圖案，而新舊營建，悉有志書上」，才覺藝術傳承的標準和價值何等重要。

　　一半是志向，一半是所逼，他下決心「再求故書，博徴名匠」。

　　當然，政府還是沒這個錢。

　　9

　　1915年，他四十三歲，支持袁世凱稱帝，還是大典籌備處處長。

　　這事之後他被通緝。咒罵的當然很多，梁思成後來決斷要不要跟他合作，有過躊躇，就有這個因素。也有人為他叫屈，說他當時也是無奈，必須擁袁來保全自己，還有說他被挾持之類。

　　他終身沒提這事，沒辯解沒懺悔，晚年在自己的年譜上寫過一字，說項城「知」我。這大概算是芮恩施說的「骨子裡他是完全中國式的人物」。

　　後來因為「其才尚可用」，他很快被赦免，還被特派南北議和總代表，談判破裂了，但路過南京時，在藏書家陶湘那裡淘到《營造法式》，這才見到最為完備的中國古代建築的記載。

　　中國古代漢語中，一切土木工程都叫「營造」，這書是中國法典式的建築手冊。

　　寫書的李誡生在北宋，北宋的建築正是顛峰。李誡的紀錄「上可以溯秦漢，下可以視近代」，象一個剖面，能看到什麼是進化。什麼是退步。什麼為固有，什麼是輸入。建築是一個國家文化史的演進，「移身換形，躍然可見」。

　　但古人的用語，句讀千年之下已經難看明白，朱啟鈐發起「營造學社」，研究這本書，一開始地點就在他家中，牌子也沒掛，幾張桌，請了幾位國學家，但老頭兒們懂古字兒，卻不懂建築，很看不明白。

　　當時在美國讀建築系的梁思成也看不懂這書「當時在一陣驚喜之後，隨著就給我帶來了莫大的失望和苦惱——因為這部漂亮精美的巨著，竟如天書一樣，無法看得懂。」

　　一般人到這兒就停下了，行吧，這麼複雜的事，傳之後世，讓將來的人研究去就得了。但徐世昌對朱啟鈐有個評價，叫「事必果乾」。這個人有口倔強之氣，他的書房叫「一息齋」，來自朱熹的話「一息尚存，不容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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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慰梅說營造學社最初是「有錢人業餘愛好的副產品」，用詞輕慢了點兒，朱確實會掙錢，在南北議和失敗后，退出政治從商。他娶的是曾國藩後人之女，10歲才隨父親從巴黎回國，岳父對朱最大的影響是「西人以製造致富」，是一個國家現代化的基礎。朱開銀行，煤礦，是第一代中國的實業家，但如果只是失意政客的賞玩，走不了那麼遠，學者王世襄曾經受朱啟鈐的交付，註釋中國唯一的漆工著作《髹漆錄》，他說過「可惜現在的人對朱知道的太少，不能理解他的重要性，從學術來說他是中國很多學科的奠基人。」

　　朱啟鈐為學社請來當時的學術精英，看了名單讓人感慨，一個私人組織可以達到這樣的規模-------東北大學建築系主任梁思成，中央大學建築系教授劉敦禎，建築師楊廷寶、趙深，史學家陳垣，地質學家李四光，考古學家李濟……美籍有瞿孟生、溫德、費慰梅。德籍艾克、鮑希曼。日本學者有松崎、橋川、荒木。

　　這是1929年。

　　朱說「全人類之學術。非吾一民族所私有。吾東鄰之友。幸為我保存古代文物。並與吾人工作方向相同。吾西鄰之友。貽我以科學方法。且時以其新解。予我以策勵」

　　這胸襟。

　　抱負也夠浩蕩的，「凡彩繪、雕塑、染織、檬漆、鑄冶、傳值、一切考工之事。皆本社所有之事。凡信仰傳說儀文樂歌。一切無形之思想背景。屬於民俗學家之事。亦皆本社所應旁搜遠紹者」

　　所以不叫建築學社，叫「中國營造學社」。

　　有這樣的願望，就非得有大的視野不可，「於全部文化史之必須作一鳥瞰也。」

　　當時朱啟鈐五十七歲，雄心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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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邀請梁思成擔任法式部主任。一大任務就是這本《營造法式》的研究。

　　梁受西學訓練，知道要讀懂這本《營造法式》，需要大量的野外考察.這是最笨拙，最花錢，最費力的辦法，朱啟鈐說「非依科學之眼光，作有系統之研究，不能與世界學術名家公開討論」，營造學社就此開啟中國建築史上第一代田野調查。

　　一切都要靠原始的大車和毛驢，目的地一般都在很偏遠的深山荒野，晚上冷了要把報紙蓋在被子上取暖。常常「暴雨驟至，下馬步行，身無寸縷之干……終日奔波，僅得饅頭三枚，人各一，晚間又為臭蟲蚊蟲所攻，不能安枕尤為痛苦。」

　　安全也不能保證，學社成員曾被扣押。朱啟鈐私人給各地官員寫信，要他們護衛照顧這些「柔弱書生」。

　　幾千年的建築，沒人知道是哪個朝代，沒數字沒圖片沒紀錄，莫宗江說他們找到應縣木塔后，「九層重疊，我們硬是一層一層，一根柱，一檁梁，一個斗拱一個斗拱的測。最後把幾千根的梁架斗拱都測完了。當我們上到塔頂時已感到呼呼的大風彷彿要把人刮下去，但塔剎還有十多米高，唯一的辦法是攀住塔剎下垂的鐵鏈上去，但是這九百年前的鐵鏈，誰知道它是否已鏽蝕斷裂，令人望而生畏。但梁先生硬是雙腳懸空地攀了上去。」

　　這個攀爬讓人想起林徽音說她十七歲那年，初認識梁思成時，兩人逛太廟，少女矜持地低著頭往前，結果一抬頭，梁不見了，再一看，已經趴在樹上望她笑。

　　只不過這時已經沒有浪漫之感，梁思成說「狂風暴雨，雷電交作。我們正在最上層梁架上，不由得不感到自身的危險。」

　　林徽因當時已有肺結核，但艱苦考察中的記述卻是近乎天真的狂喜之情，「在草叢裡讀碑碣，在磚堆中間偶然碰到菩薩的一隻手一個微笑，都是可以激動起一些不平常的感覺來的……我樂時就高興的笑，笑聲一直散到對河對山，說不定哪一個林子，哪一個村落里去！」

　　那時已經是1937年，喜悅裡帶著避不開的憂患，梁思成寫：「這幾天之中，一面拚命趕著測量，在轉輸藏平梁叉手之間，或摩尼殿替木襟間之下，手按著兩三寸厚幾十年的種績塵，量著材梁，一面心裡惦記著濼東危局，揣想北平被殘暴的鄰軍炸成焦土，結果是詳細之中仍是遺漏……」

　　在山西他們確證了中國仍存有最古老的唐代佛光寺，夕陽西下，人都浸在滿天紅霞里，他們坐在寺院里，把帶去的全部應急食品沙丁魚、餅乾、牛奶、罐頭等統統打開，大大慶祝了一番。

　　工作完，看舊報紙，他們才知道蘆溝橋抗戰的消息------戰爭爆發已經5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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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林決定全家離京，朱啟鈐年老體邁，不堪跋涉，另外他有一層更深的慮患，他對樂達義說：「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我別的都不擔心，就擔心北平這座古城。北平就像一個珠寶店，處處是寶。如今仗打大了，炮彈、炸彈落在這兒，很容易就毀了文物古迹，而且無可挽回「

　　他說從歷史上看，歷代宮室，都難逃500年一輪迴的大劫之災，而傳統木結構經不起火焚、雷擊。圓明園的石結構也逃不過兵火之災。

　　他要守住這老城。

　　即使這座城燒光了，他也要把它原樣再建起來，他對當時北平最好的建築師張鎛說「應對北平明、清兩代保存下來的文物建築做現場精確實測，留下真跡圖卷：否則難免遭日寇蹂躪或反攻時的兵燹之災。」

　　張鎛用了3年半的時間，完成這份工作。

　　這時的梁林正在四川省南溪縣的李庄鄉下，兩間房子低矮潮冷，竹篾抹泥為牆，頂上席棚蛇鼠出沒，床上常是臭蟲，沒有自來水和電燈。

　　吳良鏞在那裡見到梁思成，「他當時40多歲，因患有脊椎組織硬化症，他身背鐵馬甲。何況重慶天氣炎熱，一般人都受不了，他還要俯案作圖，其難受程度可想而知，他把下巴頂在花瓶口上，笑稱如此，線可以畫得更直，實際上是找個支點，藉以支撐頭部的重量。」

　　林的病情加重，已經不能起床，女兒說她已經瘦得不成人形，但她擔綱復刊《中國營造學社彙刊》，沒有鉛字，就用「石板印刷」，沒有裝訂機，就和老母親、小孩一起手訂；沒有印刷紙，就用土紙。

　　有一年遇上天津水災，營造學社存在銀行庫里的全部調查測繪資料都被水浸了，古建築測繪圖稿的紙薄又經水泡，一不小心就潰破，朱啟鈐等人把它們逐頁晾乾，裱在坐標紙上。底片已毀，朱啟鈐又將過去洗印的照片重新翻拍，從這批複制膠片中選出了最重要的一批古建築圖片各加印兩套，寄給梁思成。

　　菜油燈的微光里，梁思成能寫成11萬字的《中國建築史》，憑藉的就是朱啟鈐寄來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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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因為《中國建築史》的貢獻，美國耶魯大學邀請梁思成訪美並做學術報告，那是梁思成學術上灼灼其華的時刻。

　　這一年朱啟鈐已家資散盡，開始陸續變賣收藏的冊頁，手絹，鋼琴，舊錦……來維持生計。再加上學社人員分散各地，營造學社只能停止。

　　中國營造學社共走過11個省，總計190個縣市，1937年前詳細測繪的建築群有206組，所及建築共2738幢，測繪圖稿1898張。對中國建築自遠古至明清時期的歷史發展脈絡第一次有了較清醒的認識。

　　這些資料最後都給了清華大學，清華大學的建築系，靠這個起家。

　　直到現在，清華建築學者楊宇振說「中國古代建築研究的主要成就和基本框架依然是六、七十年前營造學社的成果，而且這些成果的獲得主要集中在朱啟鈐任社長的短短十來年間——關於這一點，實在不能不引起思考和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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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已經是清華大學建築系主任的梁思成終於出版了《營造法式》（上卷），細加註釋。《營造法式》不再是無人能識的天書。不過，此時中國營造學社被視作「反動學術團體」，已經消散。

　　梁思成為這書寫序時，曾經反覆斟酌，做了三次修改。他先寫道：「另一方面，我們又完全知道它對於今天偉大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並沒有什麼用處」。想了很久，他把「用處」劃掉，改成「直接關聯」。後來，他又劃掉，留下了一份未定稿：「另一方面，我們又完全知道它對於今天偉大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並沒有什麼現實意義」。

　　這幾個詞，沉吟之間讓人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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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啟鈐當年曾依照《營造法式》，由梁思成設計，找工匠蓋了一座私宅。今天這座院子已經是個大雜院。

　　梁林故居也早荒草叢生，破敗不堪。

　　我看草姐姐的紀錄片，她在美國尋訪當事人，從梁林上學時的成績單，與費正清夫婦的通信，上世紀三十年代時他們在山西的照片……寸寸完整。

　　她拍了有家美國私人博物館，把要拆的徽居整體搬去海外，有當地官員來看過後，決定回去把新村落都拆掉，再重建古建築。看到這兒，想起林徽因在1953年說「你們真把古董給拆了，將來要後悔的，即使再把它恢復起來，充其量也只是假古董」。

　　梁思成一生試圖在紙上重建已成焦土的千年中國，他說「如果世界上藝術精華，沒有客觀價值標準來保護，恐怕十之八九均會被後人在權勢易主之時，或趣味改向之時，毀損無餘。一個東方老國的城市，在建築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藝術特性，在文化表現及觀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

　　看歷史，不是讓人傷感，也不是用來諷刺的，是讓人明白的。

　　今天的領導幹部，有錢人，記者……我們乾的所有事，就放在這兒，火燒不盡，塵淹不了，都會被後代重估，還是問問自己吧：「我懂嗎？我不懂的話，知道尊重懂的人嗎？」過去不知道怎麼做，就不知道吧。現在明白一點，就是一點。明白一點，就做一點。

　　至於能做到什麼樣子，朱啟鈐早已說過，知道要做的事有「歷劫不磨」的價值，就去做好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不知道何日可成，也許「終身不獲見」，但是費一分氣力，也就深一層發現。

　　他說：「但務耕耘，不計收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