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與教育：在體制與人生間游移

　　

　　文/劉慧寬

　　昨天「516」，大家轉發的紀念文章不少。今天看到河南考生關於懷念高考生活帖子，我很想借題發揮一下，從河南、山東為代表的高中教育，談談對「文革」的反思。

　　乍看之下，這兩個問題似乎風馬牛不相及，但我想說，人們對這兩個問題的態度，反映出一個嚴肅且永恆的矛盾，即如何處理體制與人生的關係。

　　所謂「文革」，是由極權體制和個人崇拜下的政治鬥爭，發展成為全民參與的社會運動。而帖子中所涉及到的，是當前教育體制下典型的高中生活。我盡量避免偏情緒化和政治批判式的用詞，這是因為，目前社會對這兩大問題的態度，尚有嚴重分歧。儘管很多人切實感到前者是被完全否定，後者也是飽受詬病。

　　戴錦華先生在「重訪六十年代」的演講中提到，目前對文革的描寫仍然多為兩種，一種是知識分子的文革，一種是老幹部的文革，儘管她緊接著說自己「永遠不可能、也不會成為簡單的『文革』辯護者」，但我能感受到她意猶未盡的深刻內涵。

　　作為一個具有嚴肅歷史精神的學者，擁有的不是知識武庫中的唇槍舌劍，而是一把冷靜的分析手術刀，這是需要勇氣和耐心的。我們常以為真理在握，以為很多螳臂當車者不值一駁，「夏蟲不可以語冰」，我並不認為這是一種良好的學術態度，有人把此解釋作「人生的大智慧」，不過是逃避的託辭。

　　前日賀衛方與王銀川的論爭，我感受到王說出了許多基層團員心裡話，也是目前最為流行，他與政治立場無太大關係，只是個人經驗，但是賀並沒有直面應對，這讓我相當失望，儘管他的政治觀點和法律觀念我表示認同，但如果不解決基層問題，不完成一種自上而下的對接，只是高談闊論，享受崇高理想和士大夫的角色感所帶來的快感，後果是相當危險的。所謂啟蒙，絕對不是高姿態，《權利法案》《人權宣言》及民主國家憲法中從沒有自鑄偉辭，而恰恰是將最基本的價值用最簡單的話確立下來。

　　對於文革，我們除了那些「主流」的聲音之外，也常常聽到一些長輩甚至孔慶東之類的學者，彷彿對其無限留戀和嚮往，對毛深刻懷念，也看到安東尼奧尼拍攝的紀錄片《中國》裡面寧靜、活潑的日常生活。對於教育制度，我們常常會對那時起早貪黑，廢寢忘食、「比學趕幫超」的刻苦奮鬥表示自豪，這種心態有有些類似當年的「知青」，一句「青春無悔」，消弭了多少酸甜苦辣，也不時地看到種種段子，描寫高考前的自己有多麼全能，甚至豫、魯兩地的保姆都有掃地僧一般深藏不露的內功。

　　那麼問題來了，對「文革」的懷念是一種虛假么，或者對教育體制的詬病只是一群不識時務者的牢騷么。為什麼有如此多文革時代過來的擁躉，為什麼有衡水一中這樣將某種教育理念發揮到極致的「名校」，為什麼被批駁到幾乎體無完膚的東西，依然有人引以為寶，而且獲得了巨大的支持甚至成功。

　　

　　我們發現，中國的很多問題都把人們擺在這樣一個模稜兩可的十字路口，因而使秦暉式的派別分類法，顯得格外管用。與秦暉不同，我更專註的是政治風暴核心之外人群，其實很多時候，我們面對的並不是政客官員，而是身邊一個個親朋好友，他們的態度有的矛盾，有的固執，有的懵懂，有的模糊，有的甚至漠不關心且以「莫談國是」「瞎操心」教訓他人。大多數人過著日常瑣碎的生活，並無暇考慮這些與日常無關的問題，他們政治態度無非是帶著極強的功利性，且主要受到主流媒體宣傳制約。除此之外，另一個重要的來源，就是我經常提到的——體制教材。

　　人無往不在體制之中，受著體制的餵養和馴化。所謂體制，簡而言之，就是社會整體的運行機制。我們常把事業和行政部門看做是體制內，而把企業和市場看做體制外，這是狹義概念。從廣義上來看，士農工商皆有體制，也都處在一個共同的制約結構下，只不過高度行政化的單位讓我們更能夠感受到複雜規則的制約。所以「文革」和當代教育制度都是一種體制的表現，人們在這種制度下謀求生存和發展。

　　體制能夠提供我們需要的經濟來源，所以我們依賴並順服，但是同時它的約束力也是強大的，而且很難做出改變，但人的性格多種多樣，需求也豐富繁雜，總會與體制要求相齟齬，如果體制能夠因需求而及時做出改變，社會就良性發展，如果體制能夠保有一定的彈性空間，儘管會有所犧牲，人們至少也不會有太大的不悅，對人的損害也不至於過分。可如果一旦體制僵化、閉塞，就會讓人感到擁擠和龐大的生活壓力，如果倒行逆施，社會就面臨大面積崩潰，「文革」與當下教育制度，都是體制僵化、變異帶來的負面效應。但有趣的是，無論體制如何變異，卻不可能對所有人施虐，總會有人從中得到利益甚至是幸福感，而且這種幸福感是此消彼長的，受害的人越多，施虐和「中間人群」的幸福感越大。這也就是為什麼無論德國納粹、日本軍國主義即便再臭名昭著，依然有人為其招魂，「文革」也是如此，我們永遠不可能避免這類「獲益者」因體制轉軌而產生的失落，就像不能掩蓋平反冤假錯案的強大呼聲一樣，歸根結底，在政治環境是一種「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狀態時，這種現象就會顯得更為戲劇性。

　　

　　接下來，我們再看人們對體制態度的問題。人們對體制壓迫的態度通常有兩種，一種是從自身幸運的體驗出發，忽略其他的犧牲，並且把這種經歷歸功於體制。一種是將自己遭遇的不幸，轉化為寶貴的人生財富，甚至把壓迫看成是人生常態，是神靈的考驗。

　　這就造成了兩個結果：

　　第一個，是積極地認可現行體制，並強烈地維持和利用，從中獲取更大利益。舉例來說，衡水一中可以說是這種邏輯的典型。去年夏天，《東方眼》邀請衡水一中校長等人與反對該校教育理念的民間人士進行辯論，我們從衡水校長的姿態中可以明顯看出這種不可一世的態度，反方顯得相當弱勢，甚至根本沒有反擊的餘力。因為對方作為一個體制內卓有成效的大佬，在以升學為唯一尺度的衡量下，你完全沒有辦法去反證他的缺陷，就像在「文革」中，目的是明確的，成績是顯而易見的，而且是立竿見影的，你去懷疑目標設置有錯誤，就是反革命。另外，一方面「失敗者」不會像「成功者」那樣去表現自己的經歷，只會隱蔽得更深，另一方面，被犧牲的東西往往是看不見的，隱患只有成為現實才具有說服力，而一種教育理念的驗證是要付出一代人的時間，沒有人會對隱患絕對認真，用隱患去駁斥現實，這是個悖論。我們崇尚追求知識的快感，「三更燈火五更雞」也不枉年少的光陰，那時還有忙裡偷閒的各種小快樂，和同學們一起拼搏、揮斥方遒的充實感，試卷下來，排在榜首的榮耀等等，這些都和體制捆綁到一起，變成最大的辯護者。更何況，這其實是一個價值觀的問題，當庸俗進化論廣為傳播、深入人心的時候，你很難通過一場辯論去變革這麼大的趨勢。當一種價值觀和體制達成共識的時候，想改變，何其難也。所以「文革」為什麼持續十年之久，不僅僅是毛的晚年，也是一代人的青春。

　　第二個，是逆來順受地適應，這是吾國傳統人生哲學的集大成者，並無貶義。通過自我心態的轉變，來化解人生中遇到的種種挫折和憤懣，也日常教育的主要內容。從某種程度上說，它甚至造就了一些宗教的原始觀念，這是一種對人生和社會現象的解釋與應對之術。如果一個人能夠徹底地接受一套這樣的思想，其在面對任何惡劣的環境，都可以有超乎常人的忍受度。而我們這種基於政治學和社會學的權力分析法， 反而淪落第二義了。其實「心靈雞湯」，也是應運而生，在心靈感到柔弱和無力時，有一套說辭能夠讓自己得到慰藉，對眼前的困擾有一個舒適的解釋，「得過且過」地處理掉很多糾結、不快，也不失為一種聰明的人生態度，作為普羅大眾，這種簡單直接的應對方式，往往是任何時候都最有效，也是最受歡迎的。而所謂理性、深刻的分析，只會消耗更大的精力，對生活來說是得不償失，反而會陷入更大的精神危機。從趨利避害的原則考慮，這也是最安全的態度之一。

　　總而言之，我們大多把直面體制看作是一種愚蠢和不自量力，是下下策，因為任何時候也不指望通過改變它來獲得幸福。以個人對抗體制，容易背負「憤青」、「怨天尤人」的冷嘲熱諷。與其如此，不如緊抱權力，或者「獨善其身」。這種強大的邏輯背後，又是一種怎樣的隱患呢。趙在晚年說，某某和某某不可能做改變，因為是我們教育出來的。林昭也好，王某也好，在現下民間到底有多崇高的位置，我並不抱很大期待，但恰恰是對現狀的理解，會讓人更為堅毅，明智，更有擔當。曾經我也常把那些鼓動人心的詩詞掛在文章里，但是年歲漸長，就明白很多東西不是靠呼籲和提倡，就能得來。墓碑與喪鐘，終究不是文字搭成的。但要每一步走得堅實，不妨略悲觀一點，那會讓人更清醒。

　　不要以為「文革」已經走遠，它只是一個「疾病陳列館」，向我們集中展現著癌症、癲癇、傳染病等形形色色的疑難雜症，然而，有人的地方就有病，何時能免、誰又能免呢？能做的，就是給自己多一點疫苗，可惜現在，疫苗都造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