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百度莆田系，我們還能炮轟誰

百度。資料圖

　　作者：王海濤 來源：公號「海濤評論」

　　「無辜者」百度

　　2016年五一假期，對於百度而言，是黑色的。

　　在外人看來，這是活該，掙得了大錢，就要挨得起痛罵。這句話也適用於莆田系，以那樣的方式，掙了那麼多錢，在出事兒的時候，不痛罵他們，還能罵什麼呢？想來想去，實在找不到還可以被罵的對象。

　　但我本人還是沒有加入到這種痛罵中來，因為總覺得這種罵隔靴撓癢。這就像，對於一個已被打死的老虎，你去對他本身踏上一隻腳，意義並不那麼大，但是由於我們不能對其他的東西踏上一隻腳，我也非常理解和支持大家相對容易地參與到「千夫所指」的行列中去。

　　在這個時候，還有人更深沉地拿出《道德情操論》。我覺得這也是自作多情。法律是道德的底線，如果法律不被當成廢紙，這個國家就會美好很多，談道德，那幾乎是聖人的事情了。我還是覺得，道德用來自我約束就行了，用它去要求我們身處的外部世界，是太過清純或故意裝外賓。

　　你有沒有發現，那些引發刷屏的公共事件，大家發泄的對象或者大家能夠發泄的對象，都有相似之處——老虎落馬時候，我們罵他無恥；彎彎酒店遭遇襲擊時，我們炮轟和頤酒店；常州毒地事件中，我們炮轟學校——我們的情緒似乎得到了宣洩。不能說這種宣洩沒有意義，比如，它讓魏則西的生命以另外一種方式得到了延續——更多的人知道了這個孩子的遭遇，他的遭遇就是我們生存環境的一部分。

　　但是，不可否認，在這種生存環境中，一場宣洩往往只是轉移了另一場宣洩，就像一個矛盾轉移了另一個矛盾而已。

　　今天，我看到了一篇百度內網流傳出來的文章，叫《砥礪風雨堅守使命》。文中提及，那家「資質齊全、公立三甲的醫院曾被央視多次正面報道。我讀出其中的潛台詞是，「一個資質齊全的醫院到我這兒來做推廣，患者在這個醫院遇到問題，追究到我頭上，我是無辜的」。

　　最後，百度說，「今天我們作為一家優秀的企業，需要去背負國家、行業本該履行的監管責任」。在這個時候強調自己是一家優秀的企業，顯然不合時宜，但它說自己「背負國家本該履行的監管責任」，卻透露了某個真相。它可能會讓人去追問，百度所說的「國家」是誰？我覺得這個追問，會讓百度既得罪「國家」又得罪公眾。

　　畢竟，國家是權威和公正的化身。比如，目前國家已經派調查組進駐了百度，相信國家一定會給公眾一個說法。然後，這件事情，就會像許多事件那樣過去。

　　「革命者」莆田系

　　然後，被罵的當然還有莆田系。在如今的輿論中，莆田系當然是十惡不赦的。

　　一想到莆田系醫院的惡，你是不是覺得百度不那麼可恨了？

　　大概14年前，南方周末曾經深度揭露過莆田系醫院在山西行醫的問題。那個充當「小白鼠」以患者的名義去醫院「看病」的記者，是我的前同事。當時可能還是處男的他，果然在莆田系醫院裡被查出了性病。今天，他在朋友圈裡說，莆田大夫給我看出可各種嚴重的毛病……十幾年來一直是我心中的陰影。

　　當時，南方周末用幾個版報道了此事，但這麼多年過去了，莆田系醫院在看似人人喊打的環境中發展壯大了。當魏則西的不幸引爆輿論，我們才知道，有好幾家上市公司涉及莆田系，甚至有的已經因此停牌。這種反面可以看出，莆田系醫院早已經發展壯大到何種程度。

　　那麼，誰是它的保護傘呢？——提出這個問題之後，你是不是覺得，連莆田系醫院也不那麼可恨了？

　　是的，莆田系醫院並非最可恨的一環。莆田系醫院是市場的力量，它看到醫療領域利潤豐厚，想要進入這個市場。公立醫院壟斷這個市場，且有國家公信力為其資質背書。莆田系如果自己建醫院塑造品牌，政策壁壘和財力、資源所限，都使得它難以介入到這個市場。於是，它採取外包公立醫院科室的辦法——實際是就是租用品牌的辦法進入這個市場。

　　就這樣，想要從壟斷市場分一杯羹的資本，成為壟斷市場的一部分甚至比壟斷者還要更饑渴地變現——就這樣，作為「革命力量」的莆田系，最後比自己所要革命的對象，還要窮凶極惡。

　　這個時候，大家開始羅列各地的莆田系醫院了，以提醒大家去正規醫院正規科室。好像，這樣就可以避免醫療問題，好像這個時候就忘了正是因為正規醫院正規科室不能很好地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看病需求」，才給了莆田系「革命」的空間。

　　至於正規醫院正規科室如何不能很好地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看病需求」，可以參看2016年春節前那個外地姑娘在北京廣安門中醫院聲淚俱下的聲討。

　　逝者魏則西

　　是的，這場事件，宣洩轉移宣洩也罷，矛盾轉移矛盾也罷，它確實讓魏則西的生命以另外一種方式得到了延續：他年輕的生命終結了，產生了巨大的輿論，這輿論讓人們去記住了他，讓一些人思考自己生存的環境，讓人們焦慮自己如何避免成為下一個魏則西。

　　癌症患者魏則西所處的絕境，在新京報的一段報道里有殘酷的描述——

　　生命最後一段時光，魏則西要依靠一粒相當於20mg嗎啡的奧施康定，換來珍貴的「不怎麼難受的時間」。他要吃一種葯，在香港買是四萬四千元一個月或者40天，他吃不起，但在印度買的話只要五千塊，可是不允許入關。「難道我等死？」魏則西如此寫道。

　　我們必須理解一個得了不治之症的人絕望，必須理解一個「有便宜賣」葯止疼卻因政策原因而買不起的絕望，而對於醫療奇迹的渴望。我們應該理解很多病人為什麼去搜索「偏方」和「相信中醫」。我們也應該理解魏則西看到被央視數次正面報道的那家醫院時重燃起的希望。

　　本質上講，魏則西是死於癌症，一種不治之症。他本來需要得到關懷，但展現出來的卻是，他的父母在失去唯一的兒子之際還被「拿走」了20多萬元。這似乎又是在重複這樣一個現象——當你陷入不幸，會有另一個不幸在不遠處等著你。即便死，也沒能安靜地死，沒能有尊嚴地死，或者說，用死最後體驗了一次人世間的荒誕。

　　總之，魏則西走了。在瀏覽了這場悲劇的各個環節之後，在聽到了各種憤怒之後，在體會到各種無力感之後，我聽到有人感慨，還是要多生一個孩子——這個有點「跑題」的感慨，彷彿在說，活在一個又一個不確定性之中，活在一個又一個騙局之中，活在一款又一款杯具攔截之下，一個孩子，哪裡「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