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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靠什麼從窮屌逆襲為一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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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發表於 2016-2-22 04:48 |只看大圖 回帖獎勵 |倒序瀏覽 |閱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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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南大道,1984

三十九年前的一天,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考察定遠縣,途遇一位穿空心破棉襖的村民,萬里問道:「你有什麼要求?」農民拍了拍肚子說:「沒有別的要求,能吃飽飯就行了。」萬里聽後有點不相信自己耳朵,這要求也太低了,便問還有什麼要求。農民又拍拍肚子說:「這裡面少裝點山芋乾子就行了。」

事後,萬里對隨行的新華社記者說:「你看,我們的農民多好啊,他們的要求不高呀,可是,解放28年了,我們連農民這麼低的要求都沒有解決。」當時的安徽是有名的窮省,農村的情景更加堪憂,在那個出村都要請假的年代,村裡的景象是泥巴房,泥巴牆,一日三餐喝稀粥,正月出門去要飯,有的家庭沒有門,有的沒有桌子,有的一家10口人,家當卻只有三口破碗。

與此同時,千裡外的南國也是類似的情景。主政廣東的習仲勛視察毗鄰香港的寶安縣,遠遠望去,香港那邊人煙阜盛,車水馬龍,繁華無比,寶安這邊卻荒草凄凄,蕭條破敗,收穫的季節土地依舊拋荒,無人耕種。兩邊經濟差距太大,這邊辛辛苦苦忙一年,才幾十塊錢,對面則可以有2000千港元,真是只抵對面干幾天,精壯的勞動力都逃港去了,只剩老弱婦孺在家忍飢挨餓。習仲勛觀后十分難過,他說:「解放那麼長時間,快30年了,那邊很繁華,我們這邊卻破破爛爛。」

葉劍英元帥是廣東梅縣人,1979年他回故鄉廣東,一路看過去也是非常焦慮,感慨幹了一輩子革命,家鄉還是這麼窮苦,特意囑託廣東領導多想想辦法發展經濟。其實何止是老帥,黎民百姓也十分渴望改變生活困境,誰不想自己日子過得好一點。

1978年的盛夏酷熱難耐,可來自五湖四海的逃港大部隊熱情依然不減,這已經是第二次逃港高潮了,第一次發生在1962年,至於原因,看到這個年份就可以猜的八九不離十,大躍進以後三年的經濟困難,實在是沒辦法。逃港主要兵分兩路,一條是水路,有的人用汽枕做成小船,用球拍當船槳,使出吃奶的力氣向對岸劃去,這是用生命在賭博,一旦遇到大風大浪,不習水性的基本死路一條,80年代開發蛇口工業區,一次性發現400多具偷渡者的屍體,令人感慨萬千。
還有一條是陸路,直接面對士兵與軍犬,深圳的梧桐山現在是風景名勝區,當年則是逃港的要地,這裡山勢陡峭,高峻挺拔,難以逾越,所以監管也就鬆些,許多人因此鋌而走險,有的在上面潛伏好幾天,有的還會跟同夥為爭一點餘糧火併,當心灰意冷時,看著香港那邊燈光璀璨,大陸這邊一片黯淡,就會堅定決心,此情此景如今在北緯38度的某地也看得到。不光大陸這邊抓,香港那邊也抓,雖然逃過去相當於廉價勞動力,但畢竟一無所有,屬於社會不安定因素,逃過去的人越來越多,香港也接納不起的,於是一車一車灰頭土臉的男女被送回大陸,遣返回鄉,只是沒過多久他們還會回來。從逃跑人數與逃成人數看,差不多能有一半的人逃出去。調查后還發現,有些領導家屬竟然是「合法」移民過去的。

打開國門

靠軍隊抓當然是治標不治本,不發展經濟,縮小差距,逃港現象絕不會消失。由於事出有因,習仲勛多次強調要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逃港人員,而不是敵我矛盾。中央上層也清楚,條條框框太多,統的太死,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雖發揮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嚴重束縛了人們的手腳,使中國大陸與發達地區的差距越來越大,自古以來,政府頂多是重農抑商,抑制商業發展,但絕沒有不準老百姓做生意之說,民間積極性喪失,全國經濟有如一潭死水。老百姓都是很現實的,知道哪裡的生活水平更高,放眼周圍,南韓、台灣、香港,哪個不是蒸蒸日上?如再不改革,悔之晚矣。

為了打開封閉的局面,了解與發達地區的差距,中央派遣代表團赴歐洲與港澳考察。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科技發展日新月異,這些地區竟然已經發展的這麼好了,一點都不像小學課本里寫的那樣,已經奄奄一息,垂死掙扎。赴香港考察團回廣州向省委報告情況,省委領導聽后非常震撼。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考察團建議把寶安、珠海劃出作為出口基地,經過三五年的努力,建設成對外生產、加工基地以及遊覽區,中央認可了這項提議。廣東為了加強對兩地的管理,將寶安縣改為深圳市,珠海縣改為珠海市。

如今快四十年過去了,每當提到改革開放,人們的腦海里首先就會浮現出四個經濟特區,其中深圳給人的印象無疑是最深的,從默默無聞到畢業生趨之若鶩的一線城市,用時一點都不長。遙想當年,那裡只是一個三萬人的邊陲小鎮,最高的樓只有五層,海關只是個木頭屋頂的磚房,員工宿舍是鐵皮搭起的窩棚,全國沒有多少人知道這麼個地方,招工的時候,「圳」字因為不是常用字,經常被外地人讀成「川」。
為什麼選擇深圳?

其實廣東地區本有一次發展的機會,五十年代東南亞局勢動蕩,當地華人曾將大量資金存入香港的銀行,為了能把巨額資金貸出去,香港銀行不得不降低利率,見此良機,陶鑄曾建議毛澤東利用這一機會,從香港貸款發展經濟,孰料報告送上去以後便石沉大海,杳無音訊。跌宕起伏二十年,再次站到了發展的前沿。眾所周知,近代以後,廣東就成為了史書中的常見詞,兩次鴉片戰爭都從廣州打起,洪秀全、康有為、孫中山等重要人物亦出於廣東,為什麼這回第一批葡萄的又是廣東?還是之前名不見經傳的深圳?

兩廣地區在秦漢是蠻荒之地,在唐宋則經常可以望見被貶官員在思索人生,進入全球化的時代,西方崛起,沿海地區便有了交通便捷、利於進出口、吸引外資的優勢,恰好這時發達國家正在產業轉移,可以藉機引入;跟汕頭、廈門比,深圳與南邊的香港山水相連,香港是亞洲「四小龍」之一,1979年香港的經濟總量相當於上海的4倍,要知道上海可是當時大陸GDP最高的城市了,對於香港,深圳的土地、勞動力價格低廉,利於引進港資;也許你不會想到,深圳的偏遠、落後竟也是一種特殊的「優勢」,因為當時並不是所有人都看好經濟特區的前景,前途未卜,萬一實驗失敗了怎麼辦?深圳因為基礎比較差,所以失敗成本比較低,風險小些,就算特區沒搞好也不影響原來的大局。然後就是中央提供的優惠政策了,鄧小平說:「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搞,從這裡殺出一條血路來。」如何獲得資金,別人憑什麼在你這投資,沒有政策肯定不行,此外,廣東還是著名的僑鄉,做生意的人很多,地域文化也很推崇創業。所以習仲勛深有感觸地說:「廣東這麼好的條件,再不上去,作為一個黨員心也不安。」

一夜崛起

說干就干,1980年深圳特區成立,工程師、工人、基建兵到位,第一鏟土從羅湖開始,羅湖南臨深圳河,處於港深邊界,算是門面了,國家財政困難,只能給3000萬貸款。香港人聽說北面動靜很大,還有優惠政策,開始有了興趣,深圳市政府藉機把香港的銀行、電視台、工商界人士請來,宣傳政策。只有一河之隔,如此接近,稅收優惠,地價便宜,勞動力多而廉價,報酬只拿香港工人的幾分之一,有這樣的好事,果然很多人來投資,新中國第一家中外合作酒店竹園賓館,夏巴汽車公司、嘉年印染廠……

來歸來了,可是卻發現配套設施跟不上,缺水缺電,排水設施不完善,一下雨,路面積水嚴重,出問題了,那就出錢改善呀,關鍵是沒錢,錢不是萬能的,沒錢真是萬萬不能,怎麼辦呢?只好租地了,用租地的錢來完善設施,港人、外國人考慮到深圳的前景,以及未來的地價,絕對會租的,租完還會在土地上面造大廈建廠,一舉兩得。於是,幾千萬幾億的土地有償使用金流了進來。

「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三十多年來,這句話早已傳遍了大江南北,提出者是深圳蛇口工業區第一屆管委會主任袁庚,不幸的是,剛進入2016年,老人卻在1月份的最後一天去世了。「深圳速度」之所以能夠創造出來,在於他凸顯了競爭機制,打破了計劃經濟的平均主義,激發了員工的積極性。建設蛇口的初期,為調動工人的積極性、加快工程進度,袁庚制定了用於裝載的運斗車「每超一車獎勵4分錢」的制度。一聽多勞多得,工人積極性高漲,4個月後,第一期工程比原計劃整整提前1個月完工。1980年,深圳房地產公司與香港中發大同公司商定建造一座20層的國商大廈,按慣例,由上級指派了一家廣東的建築公司承建,每平米550元,大同公司沒意見。可是幾個星期過去了,樓依然沒有開工的跡象,承建公司還不停地提價,非要提到580元一平米不可,大同公司怒了,錢是貸款來的,拖得越久付出的利息越高啊!這麼干怎麼行?於是房地產公司給政府打報告,要求實行招標,批准了。

一聽靠真本事賺錢的機會到了,18家公司聞訊而來,資方當然是傾向用時少、要價低的公司,最終奪標者為中國第一冶金建築公司,他們的造價最低,每平方米398元,預計耗時比原來的少一半。國商大廈的房主與冶金建築公司約定,提早竣工一天獎勵一萬港元,拖延一天罰款一萬港元。得知此消息的工人立即沸騰了,幹勁突然好了,原來建一層樓二三十天,承包后只需幾天,經過一番努力,最終的結果是提前94天完成,按合同規定,要給94萬港元獎勵。望著厚厚的錢,工人都驚呆了,有些人都不敢相信這是自己掙的。工廠里的鐵飯碗也被打破了,工資不再固定,香港老闆曾經很納悶,為什麼用人成本比香港低了,產值卻提不上去,一看原來工人收入固定,上班特別懶散,而在合同制、績效工資明確以後,業績明顯更好。1981年特區規定企業雇傭職工可由企業自行招聘,勞務市場開了,打工仔、打工妹蜂擁而至。

部分商品的價格也開始放開,從1979年到1984年,深圳的GDP由1.9億元猛增到23.4億元,全國各地成千上萬的人慕名而來,想要一探究竟,東歐、蘇聯、朝鮮等國特意派人前來參觀取經,旅館已經爆滿,一輛輛南下的火車還飛馳在路上。1984年春節期間,深圳市民到親戚家拜年,說的第一句話不是「新年好」「大吉大利」之類的話,而是「他題了」,誰題了?這麼開心?原來是鄧小平在當年1月視察了深圳和珠海,行程結束后非常滿意,題的是「深圳經濟特區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深圳能發展起來,政策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鄧小平此語表示對過去成就的一種肯定,中央的政策不會變回開放以前。同時也是在這一年,一個叫馬陳術的潮汕人帶著讀初中的兒子定居在了深圳,年輕的深圳大學也開始逐步運行,計算機和建築是這個大學最好的專業。

之後的時間裡,深圳的經濟實力越來越強,雖有過迷茫,但總體是在高速發展,昔日逃港的兄弟姐妹又回來了,越來越多的新事物有如雨後春筍般在深圳出現,中國第一家外匯調劑中心,率先實行暫住證制度,內地第一家市級保安公司,創辦科技工業園,建設主題公園,開放土地市場,「房屋也是一種商品」的觀念走向全國,股份制改革,股票成為許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金融也成為深圳的一大優勢……

進進出出的打工者

「當時天漸漸黑了,我站在陽台邊望了很久,還是不見爸爸的身影,『媽!爸爸怎麼還沒回來?』媽媽說,爸爸已經去很遠的深圳打工了,下午的火車,大半年都見不到他了。當時我覺得爸爸太狠心了,丟下我們不管,去那麼遠的地方。」這是一個內地孩子的回憶,相信很多人都有類似的經歷。

對外開放后珠三角與內地的經濟差距越來越大:就業機會少,收入低,勞動力嚴重過剩,一系列負面因素讓許多打工者背井離鄉,踏上了南行的列車,想要闖出一番天地,他們很多人沒有什麼文化,以前家裡窮,父母不重視,耽誤了,高考雖恢復但錄取率低;也沒有什麼技術,有的只是勤勞的雙手與改善全家生活的態度。剩下留守兒童、空巢老人在家守望,目前農民工已經升級為第二代,許多村子是「田荒走野兔,不見種田人;青壯搓麻將,翁嫗帶幼孫;兒童留守多,不見爹娘親;偶見兩書生,瘋狂遊戲中。」「上海女嫌飯分手」一事不管真正發生與否,城鄉差距帶來的問題,特別是一線城市與農村的差距,不可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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