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中國會錯過第四次工業革命嗎？

　　前兩次工業革命讓中國陷入了落後挨打的尷尬局面，第三次工業革命中國很早覺醒，但也只搭上了列車的後半節。面對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國擁有工程技術人才儲備多、本土市場大、經濟增長勢頭良好、儲蓄率高等優勢，但制度會否成為制約創新的桎梏也令人擔憂。

　　如果中國能在意識上適當超前，在制度改進上有所領先，在相關法律問題上抱持開放心態，寧肯多放開一點，有問題再修改，也不要有寧慢勿錯的封閉心態，那麼仍有可能成為這一輪革命的引領者。

　　2016年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冬季年會與往年不同，今年的主題極其聚焦，那就是第四次工業革命。我在會場碰到的許多出席者都表示，以往年會的主題大都是概念性的，顯得有些飄忽，有些甚至含有哲學意味，而這一屆年會的主題比以往任何一屆都顯得集中和具體。

　　今年，美國派出了史上少見的龐大代表團——五位副國級或部長級官員同時出席，包括副總統、國務卿、國防部長、財政部長、商務部長等高官。美國副總統拜登專門談到，第四次工業革命給全球帶來的諸多挑戰中，他最擔心的是，普羅大眾尤其是中產階層能否受惠於此；如何避免第四次工業革命帶來的利益的重新調整，使得少數人受益、多數人受苦的尷尬局面再度出現。不過，大部分美國官員都對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前景表示樂觀。國務卿克里甚至說，美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面對如此眾多的利好，這些利好兌現可望進而幫助解決一些重大的全球問題。

　　那麼，第四次工業革命會給中國帶來什麼？中國將成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受害者嗎？

　　前三次工業革命，中國都沒有完全趕上

　　什麼是第四次工業革命？根據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施瓦布教授的定義，這四次工業革命可以進行如下劃分：第一次工業革命始於1775年瓦特改造蒸汽機，第二次始於19世紀末的電氣化革命，第三次始於上個世紀50年代的計算機革命，而第四次工業革命，則是包括計算機普及帶來的信息化、3D列印和機器人等新型技術帶來的製造領域革新以及生命科學技術帶來的人類健康和生活方式改變在內的一次綜合性革命。

　　施瓦布教授認為，這次工業革命將比以往三次革命帶來更加深刻的變化。世界經濟論壇的參與者以及施瓦布教授都特彆強調，歷次工業革命的列車都落下相當數量的全球乘客，如世界上仍有17%的人口至今沒有享受到第一次工業革命帶來的福利；而以計算機應用為標誌的第三次工業革命，至今仍落下了全球一半的人口，他們與電腦上網等毫無關聯。毫無疑問，第四次工業革命中一定會產生新的贏家與輸家，這輛列車非常有可能比前三次工業革命落下更多的乘客。

　　那麼，雄心勃勃要實現現代化的中國會錯過第四次工業革命嗎？我們會被第四次工業革命遺忘嗎？我們能不能搭上這一輪革命的列車，從而徹底實現工業現代化？這並不是一個看起來虛擬自設的問題，仔細想來，這甚至是一個嚴峻的課題。

　　前三次工業革命，中國都沒有完全趕上，至少比全世界慢了半拍。其中，前兩次工業革命讓中國陷入了落後挨打的尷尬局面；第三次工業革命中國很早就有所覺醒，當時中國研製出的第一台計算機DJS-130基本與日本研製的計算機同步，但是到了改革開放的初期，中國在計算機的硬體和軟體方面就全面落後了。我們只是搭上了第三次工業革命列車的後半節，而並不是最快搭上這部快速列車的乘客。

　　中國參與第四次工業革命的三大底氣

　　對於第四次工業革命，我們首先必須有一定的底氣和自信心，這其中的理由至少有三個。

　　第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教育的飛速發展。中國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上世紀80年代初僅有2%，而到2015年已經達到40%，在各省市區中名列前茅的吉林省，更達到了52%。對於一個人均GDP僅有美國1/5的國家，尤其是考慮到中國大學生的輟學率遠比美國的25%低得多，這是一個極其罕見的成就。特別值得關注的是，中國每年約700萬大學畢業生中，至少有100萬來自於自然科學類學科，而工程類學科畢業生則至少佔30%。與此同時，中國的理工科教育遠比世界上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更加系統與嚴謹。在英美等發達國家，本科以通識教育為主，學生在工程技術方面的基本訓練遠遠不及中國。而中國工科類畢業生，基本都初步具備直接參与工程技術工作的能力。中國有大量的工程技術人才儲備，這是我們能搭上第四次工業革命最基礎的資本。

　　而且，最近十幾年，中國工業界在若干領域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進步，在高鐵、建築工程設備、通信、無人機等方面，中國不僅毫無疑問跨入了全球第一陣營，甚至在第一陣營里取得了領先地位。我們可以有信心地講，未來5-10年，中國還有望在軍用、民用飛機發動機以及大客機方面取得一些突破性的進展。中國目前在科學技術和工業方面的迅猛發展勢頭，也反映在中國每年申請專利的數量以及工程、自然科學論文的發表數量和被引用量都進入世界第一陣營上。

　　第二，中國仍然有巨大的市場。其中，中國汽車、高鐵、特高壓、輸變電、發電等市場的規模都位居世界前列，而民用航空也會在不久的將來躍居世界第一。這些巨大的市場為中國參與第四次工業革命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優勢。因為有了巨大的市場，就可以制定中國標準，而標準制定者往往在技術突破和工業化中佔據重要優勢。同時，巨大的市場也會孕育出大型的公司，如華為、三一重工等，都是世界上相關行業第一陣營的大型公司。大型公司具有強大的資金支持和研發能力，在參與第四次工業革命時具有巨大的優勢。

　　第三，中國經濟總體上仍然處在良好的較快增長勢頭中，與其他國家經濟普遍下滑形成鮮明的對比。中國經濟的增速仍然保持在6%以上，即便目前碰到了一些困難，但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的增長速度仍然高於整體經濟的發展速度。與此密切相關的是，中國目前仍然是全球最高儲蓄率的經濟體，官方公布的儲蓄率達到45%左右，當然這一數據有一定的高估，根據我的研究，中國目前的國民儲蓄率為38%左右，這在全球範圍內仍是一個很高的數字。2013年，美國國民儲蓄率僅僅為17.6%，日本為21.8%（美國和日本數據來自世界銀行WDI資料庫），中國是少有的擁有巨額儲蓄的經濟體。而資金是科學技術轉變為企業發展動力的助推器，有了這一強大的助推器，任何的技術都能夠較快落地。

　　惡補短板：在制約創新的制度改進上要適當超前，領先開放

　　儘管有上述三點重要優勢，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面對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國當前最大的短板，同時也最令人擔憂的，是我們的制度會不會制約創新的能力。第四次工業革命一定會給現有的制度帶來巨大的衝擊，如果制度不加以改進，那麼必將成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桎梏。

　　比如說，互聯網技術的運用，給傳統計程車行業帶來了衝擊。現代技術允許每個人用私家車作為商用車，私家車與商用車的界限越來越小。過去，計程車司機與打車者通過計程車公司的執照撮合而形成了相互信任的關係。過去，運營車就是運營車，必須由公司購買，交由勞動者使用。今天，私家車大量閑置，本身就可以用作運營車。這就需要法律做出界定，需要給民間的閑置汽車和勞動力一個相對寬鬆的環境，將這些私家車轉變為計程車。

　　再比如說，無人駕駛汽車必須要通過制度的創新才能夠上路，若沒有清晰界定的制度保證，無人駕駛汽車若出了問題由誰來負責？其中廠家應該負什麼樣的法律責任？如果一輛無人駕駛汽車與另一輛有人駕駛汽車發生了碰撞，如何界定責任？無人駕駛汽車的行為標準和有人駕駛汽車應該有什麼不一樣？

　　再比如說，隨著生物科技的發展，個性化的基因測序很快將大規模市場化，在這種情況下，誰可以擁有個人的基因信息？在什麼情況下，藥廠、保險公司和醫院可以獲得這些信息？更敏感的話題是，未來生育將有可能與今天完全不同，代孕是不是可行？誰擁有生育的權利？誰能夠控制自己的基因？這些重大的問題必須在法律上進行突破。

　　我的呼籲是，面對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國應該在意識上適當地超前，否則我們將有可能在相關領域的競爭中輸給對手，因為在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即使起步只是比別人稍晚一點，未來我們與領先者的差距也有可能越拉越大。

　　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相關的法律問題上，我們應該抱持一種開放的心態；在局部領域，要給新的技術打開一個窗口，讓領先者不斷地去探索創新。中國不僅應該成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搭便車者，更應該成為一個引領者，這就要求我們在制度上要創新，要有所領先；膽子大一點，寧肯多放開一點，有問題再修改，也絕對不要有寧慢勿錯的封閉心態。

　　中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與世界領先的技術浪潮如此接近。第四次工業革命是一次新的浪潮，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絕不應該淪為落後者，這就要求我們在約束技術進步的制度上要適當地領先開放。如果制度創新跟上了，中國完全能夠成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領跑者。

　　本文刊載於《新財富》雜誌2016年2月號。

創新創業，必需先拋棄儒家的狗皮膏！
百餘年前的美國傳教士明恩溥在中國傳教三十多年，說在中國人身上找不到」良心」。
為什麼中國人沒有良心？
早年美國傳教士亞瑟 史密斯所著的西方人最早的中國見聞錄，有這樣的描述---
中國人的民族性就是「欺騙」,
爾虞我詐導致一事無成。
中國人自古重仁義，不但經常滿口仁義道德，以仁、義取名的亦不少。但也有人疑問說：為何仁義都寫在書上，社會卻找不到？
現在很多台灣人對於中國大陸最大的印象就是黑心商品；但事實上，20 年前的台灣也是黑心食品犯濫，且直到今天，台灣依然有不少黑心食品出現。
龍應台在 1980 年刊登於中國時報的《野火集》中寫道：」整個社會風氣都從以自我、自家、自私、自利出發，所以一方面用自私自利、見死不救的心態去過現代社會生活，二方面以假公濟私、貪贓任法的心理去面對公眾，三方面以守舊苟安的心態去保住既得的利益。加上沒有很好的法律制度去限制，人人以為自私自利有百利而無一害，你自私我自利，上下交征利，一點也不知道生氣。」
這樣的描述，說的是 1980 年代的台灣，曾在台灣日治時期擔任台灣民政長官的后藤新平說台灣人貪財，怕死，愛面子，事實上當然也適用於現在的華人文化圈。
中國幾千年來的文化，發生事情先推責任，再落井下石對付對手，然後再跳出來站在高處扮演施捨給予的善人角色，都不會去想怎樣才能避免同樣的事情再次發生，只關注個人道德層面　問題永遠不會改善。
歷史學家黃仁宇曾在著作中感嘆，古中國的地方官，經常在平時系統性的貪污腐敗，導致堤防工程偷工減料，或是荒廢失修，一遇到洪災就潰堤，但到潰堤的時候，同一個貪官污吏，卻又願意親臨第一線指揮搶救堤防，身先士卒，因而溺斃，這種可悲又可笑，讓人難以置信的怪狀，在中國史上一再發生，為何如此？
人腦和電腦一樣，需要有作業系統才能運作，寫得簡潔合邏輯的系統能讓電腦運作效能大增，寫得不好毛病百出甚至有病毒的系統會讓電腦難以運作甚至當機；人腦的作業系統就是思想，思想來自所在社會的文化所塑造，這些價值觀體現在中國人的教育當中。
在許多西方國家，學生在高中時代就學習哲學思考，以及學習國家過去的歷史，培育年輕一代的反思和批判能力，鼓勵學生看到社會不公義要發聲，而不是培育乖巧愚忠的順民。西方教育普遍較重視方法，但台灣和中國的教育只重視結果，造成傳統文化下的人們服從權威，為了目的不擇手段，愛面子怕犯錯。
這正是因為古中國以道德治國，凡事追究個人道德，卻不檢討系統性因素的結果。
創新創業，必需先拋棄儒家的狗皮膏！

《儒禍》作者黃文雄認為要瞭解中國人在表面與實質之間的巨大落差，就必須從儒教切入。
儒家源自兩千多年前的殯葬業者的禮學儀典，這就決定儒家的基本特性：崇古、重禮，合宜；反現實、反是非、反邏輯！
儒家統治下的中國曆朝歷代，國祚長的一兩百年，短的才幾十年，所謂富不過三代，幾乎第三代統治者開始朝代都走下坡不是偶然，而是必然，這都是儒家的為害！
因為它是起源自敬拜死者的儀典，所以，和活人和現實都沒有關係；
幾千年演化下來儒家文化成了只重表面不重實際，表裡不一是儒家文化圈的民族共同特點！
因為儒教美化加工」堯舜禹文武周公」的聖王傳統，將之視為最高典範，所以後來那些不擇手段登基的壞蛋與庸才，為了強調正統與道統，總愛無恥地偽裝成」聖王」的繼承者。
誠如台灣作家柏楊說，」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我便是你的主人。」
魯迅也說：」專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權時無所不為，失勢時即奴性十足。」、」做主子時以一切別人為奴才，則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這是天經地義，無可動搖的。」主子/奴才的兩面嘴臉，成了魯迅筆下的」阿 Q 相」。
   
這種阿 Q 相，存在每一個中國人的心中。
作為中國人，你並不須要專門去閱讀儒家典籍才會被毒害，因為儒家思想已融入我們文化和生活的每個層面，如重輩份輕能力、重群體輕個體、重和諧輕是非、重清談輕技藝、重道德輕真理等等，儒禍導致人不會思考，看問題泛道德化，對疑難問題只敢旁敲側擊，因為大家知道提出異議的下場如何，教導出不少自我設限於框框中，思路不寬闊，不思考不探討，不會去考慮種種可能性的學子。我們中國人從一出生就被這些東西不斷毒化思想！
一兩句說不清 楚,有些詞發不上來,詳情 可百度  goog le : 文 有第一

   http://***/s/blog_61cf4c430102e0yx.html


所以說儒家思想是一種大腦病毒！
儒家這種有毒思想讓人不能正確的思考，無法正確的認知，行為自然就會偏差！
因為儒教強調華夷之別，認為中國人才是人，周邊外族只是禽獸，所以禽獸若不服王化，對之使詐殺伐乃天經地義。
孔子一生的追求就是給皇家當管家，把人民管得服服貼貼。他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理，最附合皇家的胃口，能讓獨裁者穩穩噹噹，世世代代地坐穩皇位。因此被歷代的皇帝捧為聖人，成了中國人的偶像。其實孔子只不過是皇家的聖人，老百姓的騙子。
在儒家精巧的騙術下，中國人就傻乎乎，樂和和，心安理得地當起了皇家的奴才。為了怕被聰明人識破，儒家對潛在的敵人是絕不手軟的。
孔子一上台就殺了少正卯，就是這個道理。在這種高壓下，中國的精英都被殺光了。
一代一代地殺下去，剩下的就是一群蠢才。
愚民政策是統治者必備的法寶,也是他們的命根子。
因為儒教強加在百姓身上的，如君君臣臣、夫婦有別，全是合理化社會不平等的奴才道德，大部分百姓雖無力反抗，也不可能真心接受，因此只要統治者管不到，就不會乖乖遵守，所以看在外國傳教士眼裡，自然是一群被動、缺少反省與良心的」良民」。

至於少部分內化儒教道德、自願當奴才的臣民，為了顯示盡忠盡孝，便以忠孝節義之名，上演一出出父食子、夫殺妻、割股獻君、切肉喂父、易子而食的荒謬場景，終將中國社會帶領至無以復加的變態、病態、畸形狀態，因此，稱之為」儒禍」，一點也不為過。
所以福澤諭吉（1834-1901, 日本明治維新思想家）說：一個國家社會，若儒術越發達，儒學愈興盛，只會造成更大的惡，人們的智慧德行每況愈下，惡人與愚者大增，禍患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