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談鄧小平處理「高饒事件」

　　

　　劉少奇和王光美

　　一

　　我記得小平同志從西南調到北京是1952年。他調到北京做國務院副總理 (當時是政務院副總理——編注)，后兼財經委員會副主任，還當過財經部長。中央有些重要的會議他也參加。

　　後來就碰到了「高饒事件」。因為小平同志在二野、在西南有很大的影響，中央對小平同志很重視，所以，高崗拉力量時，拉了華東的饒漱石，也來拉西南的鄧小平。

　　小平同志特別敏銳，警惕性也特別高。比如對天津講話，高崗對這個講話進行歪曲時，小平回答得特別乾脆，他說：我沒有直接聽到，你們拿來的這些東西是不是歪曲了?

　　他這個人特別有主見，有判斷能力。我通過和他的接觸體會到，他聰明、有原則。他調到中央之後，碰到的第一次黨內重大鬥爭就是「高饒事件」。他一下子就發現了「高饒」是野心家。他們有些活動是背著中央的。比如，在東交民巷搞舞會，拉攏各種幹部。趁主席生病、退居二線時，他們想上去。這是沖著少奇來的，那時還涉及黨內好幾個人。

　　陳雲、小平同志向主席彙報了這件事，揭露「高饒」的陰謀。在揭露「高饒」陰謀的過程中，陳雲、小平同志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在這個過程中，小平同志的表現是無私的。他與少奇同志並無很多共事的關係。因為他比少奇年輕六歲。他們之間沒有私人拉攏。小平同志是遵循黨的原則，覺得「高饒」的行為不正常。

　　二

　　解決「高饒事件」后，小平同志擔任了中共中央秘書長兼副總理。但黨內的許多工作他都參與，所以與少奇的接觸越來越多了。

　　1956年準備八大期間，少奇與小平同志共事就多了。這次會議上，小平同志作修改黨章的報告，少奇作政府工作報告。在這次會議上小平當選為總書記，不是主席個人的意願，而是因為小平同志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都經得起考驗，應該把這副擔子交給他。

　　八大以後，以小平同志為首的書記處負責中央的日常工作，少奇負責政治局的工作。這就減輕了少奇的負擔，使得他有更多的時間從事方針政策方面的工作。當然了，小平同志的擔子也更重了。若從1952年小平同志到中央算起，到1966年，他們共事十四年；若從八大算起，他們共事十年。我是少奇的秘書，但我不參加中央會議。從我個人的接觸來講，我認為，少奇同志非常信任小平同志，小平同志也非常尊重少奇同志。但是，我們之間沒有私人來往。少奇與小平同志也沒有私人來往。雖然我們都住中南海，一個是甲7號，一個是乙7號，同齡的孩子也在一起玩，禮拜六一起看電影，但都不涉及私人交往。他們都是沒有私心的人，都是經得起考驗的人，都是從黨和國家的利益出發考慮問題。

　　他們一起工作，中間也有過曲折，有時「左」一點，有時右一點。在中央有特受信任的時候，也有受冤屈和打擊的時候，但他們都經受住了考驗。

　　我想說一說七千人大會。

　　開七千人大會前，主席說，這次開會是白天開會，晚上看戲。或者說是白天出氣，晚上看戲。

　　為準備七千人大會，少奇寫了一個報告，這就是七千人大會上的中央工作報告。小平同志參加了起草工作。這個報告中既講了黨作為執政黨所取得的成績，也講到了所犯的錯誤。在講到黨的錯誤時，還是比較實事求是的。這個報告毛、周、朱等人都看了。本來少奇是準備在會上念這個稿子的。但主席說，文件都已經印發大家了，就口頭講一講吧。於是少奇在會上做了口頭髮言。他既肯定了成績，也批評了錯誤。其中用了一個說法「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句話並沒有怪罪某個人的意思，只是說犯錯誤有人為的因素，是代表中央作一個檢討，認為責任在中央。

　　後來這句話被歪曲為是把錯誤怪在主席的頭上。但是少奇和小平同志並沒有這個意思。他們一個是代表中央作檢討，一個是代表書記處作檢討。這個問題難處理就在於我們作為執政黨為什麼會犯這麼大的錯誤。

　　少奇和小平同志敢於代表黨承認黨自己的錯誤，敢於糾正黨的錯誤，這是無私的，完全是從黨和國家的利益出發。這是他們經歷的一次考驗。這大概就是後來所謂劉鄧路線產生的原因。

　　三

　　你要問我劉鄧共事有什麼特點，我覺得「高饒事件」對他們是個考驗，七千人大會是一個，後來就是「文化大革命」。他們倆都是辛辛苦苦，工作相當累。他們合作得很好。書記處能處理的問題，就書記處處理，書記處解決不了的問題，重大的問題就上報少奇。少奇把重大的決定報告主席。完全是按黨的原則辦事。我一直沒有覺得他們中間有什麼分歧。

　　我覺得，少奇和小平同志思想一致，是因為有幾十年相互了解的歷史。這種了解不僅是在解放以後。七大，小平同志當選為中央委員。在9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少奇和小平同志交談過有關全國勝利后中國的經濟結構問題。他們再次見面就是解放后了。

　　少奇和小平同志有著共同的理想。他們都敢于堅持真理，沒有什麼個人利益。都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後來我們叫獨立自主。既不受第三國際的控制，也不受蘇聯的影響。這也叫實事求是，群眾路線。戰爭年代，少奇和小平同志，無論在哪個解放區，都敢於放手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這是他們的共同點，共同的理想。在工作中，他們相互了解。他們之間的情誼是深厚的。

　　總理身體不好時，讓小平同志來到中央，這是主席講了話的。在這一段時間，他不能提出平反的問題。他搞的整頓，觸犯了「四人幫」的利益，撥亂反正到一定程度就要涉及「文化大革命」的問題，這是主席所不能容忍的。所以小平同志被第二次打倒了。他兩次被打倒都是因為堅持真理。第二次被打倒后，他依然如故，泰然處之，該怎麼做還怎麼做，無私地對待這些問題。

　　「四人幫」垮台後，小平同志再次回來時，華國鋒在台上。小平同志面臨「兩個凡是」問題，有很多阻力。但他逐漸解放老幹部，無私地、盡其可能地解放幹部。能平反的平反，能出來工作的，就讓出來工作，能使用的就使用。但還不能一下子提到少奇同志的問題。

　　逐漸地就涉及到了少奇同志的問題。群眾這時也有要求。我的孩子也寫信給小平同志。給少奇平反的過程中，小平同志做了多少工作，黨內有多少爭論，我不知道。我覺得起決定作用的是小平同志。因為他敢于堅持真理。給少奇平反不是一般的事。黨中央組織了複查組，一件件地審查少奇的罪名，一件件地否定。小平同志心裡有底，有底才能給少奇平反。子女寫信、群眾要求都不能作為平反的依據。為少奇平反，小平同志起了最大的作用。我們從心裡佩服他。平反過程中的爭論，我不知道。只知道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為給少奇平反提供了思想條件。真正做到實事求是不容易的。

　　1978年我兒子劉源想報考大學，但政審不合格，被取消了資格。這時，少奇平反尚未提出，所以他四處奔走交涉都沒有結論。後來，他抱著試試看的心理背著我給鄧叔叔寫了封信，訴說理由，希望他能幫助說句話。沒想到小平同志果真在這封信上作了親筆批示。這樣，才得以破例在報考期已過的情況下參加了高考，並被錄取。我們全家都感激他，在那個時候能這樣做是很不容易的。

　　1980年2月，五中全會通過了為少奇平反的決議。5月召開了追悼會，小平同志致悼詞。

　　在這當中發生了一件事。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分配了工作，又當了政協委員。這也是小平同志、耀邦同志的關照。我出來后，因為少奇問題沒有解決，我也不便露面。一次政協開會，華國鋒、小平同志等都在主席台上，散會時，我想我應該去和他們打個招呼，我向主席台走去。小平同志看見了我，顯得很激動，老遠就站了起來，他一站起來，華國鋒也只好站起來，主席台上的人都站起來，全場爆發一片掌聲，當時我心裡很激動，因為少奇的平反當時阻力很大，涉及到對「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否定，華國鋒是不贊成的。小平同志這樣做，實際上是表示了一種姿態，發出一個信號，是對少奇平反的促動。

　　在小平同志的推動下，十一屆五中全會終於撤銷了強加給少奇的種種罪名，恢復了他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名譽，這起共和國最大的冤案得到昭雪。在少奇的追悼大會上，小平同志致悼詞時十分沉痛，感染力很強。結束時，他走到我面前，拉著我的手，沉重地、一字一字地告訴我：「是好事，是勝利。」整個追悼會我強忍著沒有掉淚，但當我聽到小平同志的這兩句話時，再也忍不住了。小平同志是不輕易講話的。他講話簡練、乾脆。

　　追悼會後，我一直在想小平同志的這兩句話，是什麼意思呢？我是這樣理解的，為少奇平反是我們家的好事，為這樣一個大的冤案平反是國家的好事。為少奇平反不止是他個人的事。當時，許多人還帶著「資反路線」的尾巴。為頭號走資派平反，許多人的問題也就解決了，他們可以輕裝前進了！

　　據《我知道的鄧小平》　口述/王光美　主編/劉金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