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貴成/文
香港回歸中國已快二十年了,按理說,香港的大學生對大陸起碼也應該有點認同感了吧。可讓我們想不到的是,香港大學的學生竟然不願到中國大陸交流。
事情是這樣的:香港大學副校長何立仁(Ian Holliday)在2015年4月17日的晚宴上,表示期望由2022年起,所有港大學生需到中國大陸及其他國家各參與最少一次交流計劃。這時卻有在場的學生和何校長頂了牛,明言不願意到中國大陸交流,何立仁急了,當時就回了句:「If you don't want to go to the mainland, don't come to HKU」(如果你不想去大陸,不要來港大)。
想不到事件後來繼續發酵,港大學生會發起問卷調查,共收集到1424名在校學生意見,表示願意到大陸以外的國家交流的學生佔96.7%,不願到大陸交流的學生佔78.3%;與此同時,96.84%的受訪者都反對校方強制制定地點交流。20日,何立仁就事件道歉,願意正式收回言論。(《聯合早報網》2015年5月3日)
其實何校長講的未嘗沒有道理。畢竟香港已經回歸了中國,只有增進對中國的了解,才能進一步強化港大的優勢,這已是大勢所趨。港大學生只有建立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視野,才能增強自身的國際競爭力。只是在香港與內地關係在多個層面益發緊張的大背景下,何校長情急之下的這番「將大陸元素強加於港大學生身上」的表述勢必要引起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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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過頭再看港大學生會的這個調查,儘管未必完全科學客觀,但多少還是能反映出一些問題:即便香港年輕人的自主意識比大陸年輕人再強烈,但港大學生幾乎一面倒地反對強制指定交流地點,如此高比例的學生不願去大陸交流,確實說明了香港年輕一代與大陸的疏離感越來越強,對大陸關係愈發多疑與敏感。
不過,如果說到港大學生不願到中國大陸交流,這也不能全怨港大學生。畢竟,交流是一種雙向的學習,而大陸的大學又能讓港大學生學到什麼呢?
要知道,中國大學都是官辦大學,大學不過是官方的附屬工廠。大學書記、校長都是官方任命,「官文化」充斥整個大學,不僅存在於學校管理層,還蔓延到了學生會等組織中。由此怪事就發生了,本應是大學主導者的教授們並沒有什麼話語權,只是想方設法地去迎合權力,或者主動向官場投懷送抱以謀求出路。而世界一流大學一律施行的——保障了學校始終處於獨立的地位以及尊重學術自由氛圍——「教授治校」,在中國的大學里卻難見蹤影。
曾任耶魯大學校長的小貝諾·施密德特,曾在耶魯大學學報上公開撰文批判中國大學日益嚴重的「官本位」體制。他痛心地說:「宙斯已被趕出天國,權力主宰一切。」施密德特嘲笑中國大學「失去了重點,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一貫保持的傳統」。對中國大學的考試作弊、論文抄襲、科研造假等學術腐敗,施密德特提出了另一種觀察問題的眼光,他說:「經驗告訴我們,如果政權是腐敗的,那麼政府部門、社會機構同樣會駭人聽聞的腐敗」。施密德特認為中國大學不存在真正的學術自由,他說中國大學「對政治的適應,對某些人利益的迎合,損害了大學對智力和真理的追求。」
試問,如果港大學生來到中國大陸的這些大學里交流,就算是到了清華北大,又能交流到學習到什麼有價值的東西呢?
港大學生無疑是香港年輕一代的典型代表,想不到他們對大陸竟然如此隔膜生疏抱有成見。當然,造成香港年輕一代對大陸如此認識的原因是複雜的。除了香港政治體系與大陸的差別,世界對中國的印象、中國對本地社會的影響等,都是重要的原因所在。雖然目前中國成了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本應處於對區域影響力日益強大的時期,現實卻是與外部世界關係處於最不穩定的時期。這一點尤以香港為劇。因為在大陸以外的華人世界中,香港最為直接感受到大陸的巨大漩渦,從普選爭議、非議自由行、佔中、反水貨團等事件的連續發生,到持續發酵,香港年輕一代的反彈意識與以往相比尤為強烈。針對在長達兩個多月的「佔中」運動中,主要參與者為香港青少年這個問題,全國港澳研究會於2015年1月8日在北京召開香港青年問題研討會,多名學者參加。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端洪在會上表示,「佔中」參與者不認同《基本法》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香港政改的有關決定,本質上是不認同中國國體和政體,「也有少數人無視一國,不接受回歸」。
毋庸置疑,文化與政治是一個人或一個群體實現認同的核心因素。具體到香港來說,這是一個被英國殖民了150年的地方,今天香港人的文化習慣與政治制度已經深深地打上了這一烙印。在不少香港本地人看來,香港能有今天的成就,的確應該感恩於英國佬,因為他們在這個地方設立了好的制度。即便是香港的年輕人對大陸人也有一種優越感,他們不像我們大陸人,只有一個身份證,或者一個護照,香港很多人都是雙重甚至多重國籍。他們曾經是英聯邦殖民圈中的成員,他們去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等很多國家都是不需要簽證直接前往的,而且他們也在這種認同下拿到了這些國家範圍內的護照,去哪裡都是特別自由。
雖然從人種上看,香港人和我們一樣,都是中國人,他們從概念上也認同「中華」,但對今天的「中國」大陸則不是很認同,也根本沒有今日我們所謂的「中國」概念。他們認為鄰國有個社會主義國家,1997年之前的確是這麼認為的。時至今日,還有一些人這麼認為。回歸以後,香港和大陸的來往多了,不過大陸人在香港的言談舉止,卻讓香港人接受不了。大陸人到了香港,沒有遵從入鄉隨俗,入境問禁的習慣,而是怎麼舒服怎麼來,或者說用「主人翁」的精神在香港做事。這讓香港人有一種被侵犯的感覺,加上香港人並不相信類似《文匯報》、《大公報》的正面宣傳,閱讀的報紙基本上是明報,蘋果報和太陽報等,這些媒體不傳播關於大陸的正能量,大面積負面報道形成了負能量,讓香港人覺得那些都是事實。覺得大陸人們真是水深火熱。以致對大陸人基本上都是有些厭煩反感和討厭的,說起大陸,他們就極為反感,覺得有失臉面。
即便這些年大陸的經濟發展,促進了香港經濟上的大力發展和改觀,但香港人的思想是個人主義和自我奮鬥的,他們不會像我們大陸人一樣感恩黨和國家,而是認為:國家是為民眾服務的,國家無論做什麼,都是應該的。
在地球已經成為一個村莊的時代,香港人的這種認識除了讓我們感到吃驚進而羞愧外,我們能說他們的看法不對嗎?當大陸社會的整體思想與境界和香港人不在一個層次的時候,港大學生不願到中國大陸交流,我們除了加緊反省以期奮起直追,還好意思指責香港的年前一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