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加入SDR：一場事先張揚的愛情

FT中文網專欄作家 徐瑾

　　

　　據說中國的毛主席說過，不以結婚為目的的談戀愛都是耍流氓。如今，考驗人民幣和SDR之間是否存在真愛的時機似乎到了。

　　在中國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之間，關於人民幣是否加入特別提款權（SDR）一籃子貨幣的來回反覆，雖然沒有一百零一次的求婚那麼誇張，也足以佔據財經頭條多次。人民幣早在2010年也曾追求加入SDR，隨後圍繞著人民幣是否算「自由使用」，IMF多次發布不同口徑的聲明，最新一次則是2015年11月IMF總幹事拉加德的一錘定音，人民幣符合「可自由使用」貨幣的要求，因此建議執董會認定人民幣可自由使用。

　　如果不出意外，在本年度的一籃子貨幣中會加入人民幣，這意味著什麼呢？

　　首先，先明確SDR並不是一種貨幣。所謂SDR也就是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主要是60年代末期美元危機的產物，主要目的是應對美元掛鉤黃金的布雷登森林體系下的流動性不足問題。雖然被各國當做外匯儲備一部分，但SDR最重要的功能是核算功能，也就是賬面資產，所以也被叫做「紙黃金」。隨著最近數十年布雷登森林體系壽終正寢，黃金去貨幣化進一步完成，IMF希望SDR能夠執行替代功能。按照IMF的設計，SDR被憑空創設出來並分配給各國，各國獲得的SDR可以經過申請與批准之後與指定的貨幣承兌國兌換該國貨幣，從而在現有儲備資產不足的時候多一種支付手段。以此而言，進入SDR籃子的貨幣更多一份責任，而不是權力。

　　從SDR誕生以來，雖然IMF極力推廣其應用，期間也歷經三次大規模SDR創建與分配，但到2014年為止，SDR在全球外匯儲備中所佔份額不超過2.9%，各國與各國際機構之間的SDR交易量更是可以忽略不計。可以說SDR在國際金融實際運行中並沒有那麼重要。

　　其次，如果SDR沒那麼重要，中國為什麼還要加入？中國加入SDR的意義可以分為名與實，短期看並沒有實質性直接好處，但可以帶來名義的好處，即IMF認可人民幣是可自由兌換貨幣。這對於對人民幣國際化孜孜以求的中國而言，可算獲得一張獎牌：從此之後，人民幣有了更多的理由被當做是重要國際儲備貨幣，人民幣的形象也不再是徘徊在國際貨幣俱樂部之外的幽靈——換而言之，加入SDR或許沒什麼了不起，但是你沒加入SDR，你就沒有加入。

　　最後，人民幣加入SDR帶來什麼變化？一個貨幣是否能夠加入SDR以及在其中比例，最終由其在國際儲備以及貿易中重要性決定。如果中國加入SDR，按照中國的經濟貿易地位，其比例將超過日本。一方面，SDR在各國央行外匯儲備比例很低，且SDR的貨幣構成比例與外匯儲備比例也沒有直接關係，因此，加入SDR對於提升人民幣在各國外匯儲備中比例可能收效甚微。另一方面，從投資者心理層面來看，此舉有助於撬動世界對於人民幣資產的需求，尤其人民幣債券的發行。根據渣打銀行等機構預測，未來全球至少有1萬億美元國際儲備將轉為以人民幣存儲。可以預測，隨著海外對於人民幣資產的興趣加大，中國國內對海外資產的興趣也在加劇，二者的互動將是未來一大看點。

　　不僅是人民幣需要SDR，SDR何嘗不需要人民幣呢？即使IMF本身，本身也面臨重新改革的壓力，今年以來也面臨亞投行等區域金融機構的潛在衝擊，一直爭執不休的IMF份額改革也備受矚目。IMF成員出資份額與投票權直接相關，舊有份額制度從2008前就飽受批評，目前美國仍有17.69%的表決權，中國如今不足4%。IMF自身，也是二戰戰後金融體系的產物，對應著恢復國際兌換秩序穩定國際經濟等目標，其目標定位以及政策取在數十年間隨著時代變化而進化，如果不是因為2008年金融危機以及隨後系列的衝擊，IMF很可能也有收縮甚至邊緣化的擔憂。

　　金融危機使得世界險些傾覆，倒也分別成全這了這一對「戀人」，如今IMF和中國都在後金融危機時代的努力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當前的全球金融體系也在面臨分化與重建。因此，SDR的眼球效應，不僅僅在於經濟，也在於政治。但是經濟和政治從來不是涇渭分明。在IMF創立之前，關於組織構想就曾經有不同方案討論，相持不下的是英國的「凱恩斯方案」與美國的「懷特方案」，最終懷特方案勝出，並不是懷特比凱恩斯聰明或者懷特方案更優，只是美國的話語權更大而已。

　　今天人民幣加入SDR也有同樣的邏輯。以中國的經濟實力以及貿易份額，加入SDR本來應該是題中之意，其中折騰也少不了封閉俱樂部對於新加入者的考驗。然而，這只是開始，即使現在中國在IMF的話語權比之前有所提高，回想一下歷史，IMF成立之初，中國已經是創始成員國，在五位常任執行董事中佔據一席之地，當年份額就是6.32%，排在美國和英國等國之後——換言之，這不是逆襲，而是回歸。中國回歸國際金融體系，將是未來十年的主流趨勢，SDR只是預演，世界做好準備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