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的民族主義與「族史重構」

　　昝濤 東方歷史評論

　　

　　

　　——以「土耳其史觀」為中心

　　撰文：昝濤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本文選自《東方歷史評論（第3輯）》

　　19、20世紀之交，奧斯曼—土耳其的知識精英致力於「土耳其民族」歷史的書寫。至凱末爾主義時代，重構民族歷史成為土耳其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重要內容，其發展頂峰則為30年代初「土耳其史觀」（Türk Tarih Tezi）之提出。該史觀認為，世界上最早的人類出現於中亞，中亞最早的民族是土耳其人，土耳其人將自己的偉大文明傳播到了全世界，故世界各大文明皆是土耳其人的創造。

　　在過去，已有幾位學者的研究涉及「土耳其史觀」的問題。 這其中，只有土耳其學者白哈爾（Büşra Ersanlı Behar）的研究屬於專門研究。但嚴格來說，白哈爾的研究定位過於雜亂，以至於讓人理不出清晰的思路來，更重要的是，白氏的研究對史觀的內容本身關注太少，對枝蔓性的問題則著墨太多，以至於人們讀完其著作后，對什麼是「土耳其史觀」仍不甚了了。拜石克齊（İsmail Beşkeçi）的研究主要著眼於庫爾德問題，對史觀出台的經過及具體內容所論仍嫌簡略。至於在法國學者考普克斯（Étienne Copeaux）的研究中，史觀又僅僅成了一個背景，因為他更為關注的是「土耳其史觀」在當代的變化。

　　「土耳其主義」：土耳其民族主義的產生

　　

　　自20世紀初期以來，一種文化—種族民族主義思潮——土耳其主義（Türkçülük）——開始活躍起來，其極端表現形式往往被稱為「泛突厥主義」（Pan-Turkism）和土蘭主義（Turanism）。 這一思潮主要利用了西方的突厥學研究。正是突厥學的知識，使奧斯曼土耳其人逐漸認識到了自身曾被淡忘了的過去——皈依伊斯蘭教之前的突厥歷史。

　　齊亞·格卡爾普（Ziya Gökalp）是20世紀初土耳其民族主義的最重要理論家，同時也作為泛土耳其主義思想的「祖師爺」而受到批判。格卡爾普曾在其名作《土耳其主義的基礎》一書開篇就介紹了歐洲思想對土耳其主義的影響， 格卡爾普說，這其中最有影響的是歐洲學者有關突厥人的學術研究，即所謂的「突厥學」（Türkiyat，Türkoloji）。這指的是來自俄羅斯、德國、匈牙利、丹麥、法國和英國等國的很多學者所從事的，與古代突厥、匈奴和蒙古人有關的語言學、歷史學及考古學研究。概括而言，東方學家提出，突厥是一個很古老的民族，他們散佈於廣大的領域，而且，突厥人還在不同歷史時期創建了主導世界的國家和高級文明。格卡爾普承認，東方學家所說的突厥人並非就是土耳其的突厥人（即今天的土耳其人——引者），而是古代東方的突厥人（Doğu Türkleri）。儘管如此，這兩個潮流都對奧斯曼土耳其人產生了影響。「特別地，法國歷史學家德經（Joseph Deguignes）所著的與匈奴、突厥和蒙古有關的作品，以及英國學者盧姆里（Sir Davids Lumley）打算獻給塞利姆三世的《土耳其語法》中對突厥語言學的概論，都對我們的思想產生了很大影響。盧姆里的作品是用英語寫的（1832），後來他的母親將其翻譯成了法語（1836）並獻給了蘇丹馬哈茂德。該書除了討論突厥語的各種支系和方言，還講到了突厥文明以及突厥的民族學和歷史。」

　　德經提出了匈奴、突厥、蒙古具有相同起源的觀點，這影響了19世紀奧斯曼帝國的知識精英，格卡爾普強調說，在土耳其主義的最早時期，德經的影響是很重要的，德經影響了土耳其主義的開創者蘇雷曼（Süleyman Paşa），「蘇雷曼帕夏是我國第一個根據中國史料來撰寫突厥史的人，我們可以說，蘇雷曼帕夏的土耳其主義受到了德經的影響，因為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主要是利用了德經的資料」。 蘇雷曼帕夏的土耳其意識還體現在其對「奧斯曼」與「土耳其」這兩個名詞的區分上，蘇雷曼帕夏曾寫過一本關於土耳其語的語言學著作，但與此前的作者不同的是，他的書名不再是用Osmanlıca（奧斯曼語），而是名之為Türkçe（土耳其語）。

　　蘇雷曼對「Türk」這個名詞的熱衷，反映了當時文化領域中一種正處於萌芽狀態的土耳其意識。1848年革命失敗后，來自中歐的流亡知識分子在奧斯曼帝國落了戶，並把中歐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思潮也帶了過來。這其中最早做出重要貢獻的，是從波蘭逃往伊斯坦布爾避難的波蘭人穆斯塔法·傑拉萊丁（Mustafa Celaleddin），他後來皈依了伊斯蘭教。 傑拉萊丁斷言土耳其人和歐洲人均屬同一種族，都屬於他所謂的「土魯—雅利安」（Touro-Aryan）種，即雅利安種的土蘭系。傑拉萊丁的目的是要證明土耳其人是歐洲人，並盡量縮小土耳其人和歐洲人之間的差別。 傑拉萊丁進一步提出了拉丁語和拉丁文明起源於突厥人的觀點。傑拉萊丁得出結論說：「突厥民族……有一個悠久而且充滿勝利的過去。而且，在一場原因不明的大震動之後，突厥人把文明的種子傳到了兩河流域，使其獲得了一個新的元素和能量……」

　　19世紀末，法國學者兼作家萊昂·加恩（Leon Cahun）的作品被引進了奧斯曼帝國，他的研究被認為是當時「最為流行而且在奧斯曼帝國影響最大、最重要的作品」。 其實，萊昂•加恩並非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突厥學家，在法國，他更多被看成一個「文學家」。加恩的作品既研究了有關古代突厥人的歷史與文化知識，同時也在宏觀的意義上給出了分析問題的原則和視角。格卡爾普曾提到：「1896年我來到伊斯坦布爾的時候，我最先買的書，是萊昂•加恩的歷史作品。該書似乎就是專門為了鼓動泛土耳其主義理想而作。」

　　加恩的作品中帶有他那個時代明顯的種族主義色彩，加恩在貶低突厥人的理解能力和創造文明的能力之同時，還稱讚了他們的「戰士的精神」、「勇敢、服從、正直、有判斷力」等品質，並補充說他們是「誠實的管理者、堅定的統治者」。加恩的影響在於他的論述思路。加恩認為，突厥人後來皈依了伊斯蘭教，但這對突厥民族的天賦沒有產生什麼積極的結果。加恩說，與其他穆斯林一起，「甚至失去了自身特性的突厥人，成為伊斯蘭教化了的亞洲與基督教的歐洲相對抗的先鋒。他們大膽而堅定地……在為外國人效力的過程中，依靠僥倖和冒險，付出著自己的意志與力量。」加恩的重要結論是，伊斯蘭教與突厥人的天賦是相背的，從塞爾柱人開始，突厥人就開始走向衰落了。在加恩看來，伊斯蘭教對突厥人民族天賦的惡化有兩個重要的表現形式：一是宗教在生活中日益佔據眾多領域；二是古代突厥人中婦女所擁有的重要地位的喪失。加恩的這些論述實際上提出了一個所謂的「真正突厥人之精神」的問題。加恩的重要性就在於此，即他的研究向土耳其民族主義傳達了這樣的信息：「真正突厥人之精神」是在伊斯蘭教以外，是在中亞。雖然加恩並沒有系統地表述這些思想，但正是他所傳達的這些信息影響了土耳其民族主義者。

　　在青年土耳其時代（1908—1918），奧斯曼帝國的統治階層中日益受到土耳其主義的影響，強調在帝國範圍內普及土耳其語及突厥古代歷史，但對境內的非土耳其語族群來說，這意味著一種的「土耳其化」，從而激起了他們的反抗。1914年，青年土耳其黨人把奧斯曼帝國推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帝國最終戰敗，並在戰後面臨被瓜分的危險。絕望的土耳其人在威爾遜提出的「十四點」計劃中看到了一點希望。

　　從1919年開始，土耳其歷史進入了獨立運動時期。但在獨立運動的大部分時期，是打著保衛蘇丹—哈里發的旗號，並沒有提出建立共和國的問題，也很少提及現代意義上的「土耳其民族」問題來。只是在土耳其人取得了反抗侵略的軍事勝利后，隨著政治形勢的發展，凱末爾及其追隨者才想方設法廢除了蘇丹制。從而開啟了拋棄奧斯曼帝國的歷史進程。建國一年之後（1924），土耳其又廢除了哈里發。共和國的建立，意味著土耳其人擁有了一個有著明確政治邊界的現代國家，在這個新的國家內重新界定民族成為新的政治課題。

　　「土耳其史觀」的提出

　　至少在1928年以前，凱末爾有關土耳其民族及其歷史問題的認識，仍然是在土耳其主義的框架內，即主要是把土耳其人的古代歷史追溯到中亞的突厥人，把11世紀塞爾柱突厥帝國的建立看作土耳其人全面控制小亞細亞的開始。在1928年以後，凱末爾開始提出重新研究土耳其民族歷史的問題。

　　1930年4月23日，「突厥之家」 第六屆代表大會在安卡拉召開。「突厥之家」第六屆大會的一個最重要成果便是確定了此後土耳其官方歷史研究的基調。根據凱末爾養女伊楠的回憶，在「突厥之家」第六屆代表大會舉行期間，是凱末爾從背後干預了大會最後的議程。伊楠是這樣敘述事情的經過的：

　　一天，我從會場出來，就去了奧爾曼·赤夫特里克（Orman Çiftlik）的馬爾馬拉別墅（Marmara Köskü）。阿塔圖克（即凱末爾）也在那裡。因為一整天都在聽大會的發言，我已經感到很疲憊。我手裡拿著突厥之家的書和公文。阿塔圖克問我大會的情況，我也就把自己聽到的跟他講了。阿塔圖克問我說：『你就不想表現表現嗎？』我是這樣解釋自己的看法的：在突厥之家，應該努力增加女會員的數量和相關活動；在這樣的情況下，我也想多宣講一下婦女權利的問題。我就是這麼說的，因為，我是這個大會上僅有的女性代表。

　　阿塔圖克對我的這個想法不置可否。他向我要了突厥之家的章程。然後就開始研讀起那些條款來。然後，他把第二和第三條給我看，就問我對此的理解以及突厥之家為實現這些目標都做了什麼工作。

　　在「突厥之家」的章程中，這第二和第三條的內容分別是：「第二條：突厥之家的目標是增強民族意識（milli şuuru），文明與衛生的發展以及民族經濟的發展。第三條：突厥之家追求的是共和國、民族、當代文明以及民粹主義的理想，為了實現這些理想，它與共和人民黨在國家政治上同舟共濟；為傳播和促進這些理想，突厥之家要在科學、文化與社會領域進行奮鬥和研究。」 凱末爾對伊楠說：「你應該分析這些問題並向大會提出（這兩條）！」凱末爾對伊楠下達了指示：「你必須對此進行分析，而且要談歷史問題！」

　　對歷史問題，伊楠並不是個生手：凱末爾在培養她的過程中，就刻意讓伊楠多注意歷史問題，伊楠接受的教育也多是歷史方面的，1929年以後，伊楠就當上了安卡拉音樂師範學校的歷史教師。伊楠自己也承認：「對於土耳其文明的特徵，我一直以來都保持著敏感的興趣。」 伊楠很快就完成了自己的演講稿。雖然我們無法確切地考證出凱末爾在多大程度上啟發和參與了伊楠的這篇講稿，但考慮到當時伊楠一直與凱末爾生活在一起，特別是考慮到凱末爾對這一過程的推動和促進作用，我們至少可以斷定，伊楠所講的內容是經過凱末爾首肯的，它反映的是兩人共同的想法。

　　4月27日晚，凱末爾邀請了當時正在參加「突厥之家」大會的一些成員來到了自己的別墅。「古老別墅的宴會廳，彷彿變成了大會的一個分會場。」在凱末爾的別墅里，伊楠讀了自己的演講，然後薩德里·馬克蘇迪（Sadri Maksudi）與雷什特·加理普（Reşit Galip）兩人就同一主題進行了發言。很明顯，這個小型的「分會場」是凱末爾為伊楠演講所準備的一次綵排。

　　第二天（4月28日）正是「突厥之家」第六屆代表大會的最後一次會議。伊楠首先宣讀了自己精心準備的演講。她的講話分為兩個部分：一是解釋了「突厥之家」章程的第二和第三條；二是提出了土耳其人的起源以及土耳其文明對世界歷史的影響和貢獻的問題。伊楠說：

　　……我要講的是突厥之家規章的第二和第三款。規章的第二款這樣說：「突厥之家的目標是增強民族意識（milli şuuru）。」如果我的理解沒有錯的話，它的意思應該是這樣的：對土耳其人及土耳其民族性的內涵進行理解，並為強化這一理解而努力。對我而言，為了突出這一目標，能夠彰顯土耳其人之起源、文明和偉大的最明亮光輝的是歷史。要認識這一點，而且要讓全世界都認識到。不知既往者無以知今日，亦無法理解明日。無法認識自我之本原者，除非他能顯示一種可以向其所存在之世界展現自我的生活創造物，否則，它將永遠籍籍無名。我是一名歷史老師，不誇張地說，我感到，關於我們土耳其民族之崇高歷史的知識是有缺陷的；對我們而言，對我們每個人來說，在過去的學校中，關於這一主題所教授的知識也是有缺陷的；對我而言，它也是錯誤的。更讓我輩感到羞愧的是，直到今天，在我們這一代所發展的知識之家中，這一錯誤的方式仍然被遵循著。下一代人若要脫離這迷茫之路，土耳其民族和土耳其兒童若要追求一條嶄新而光明的歷史之路，重要的就是，我們必須為未來一代開闢光明的領域。

　　伊楠認為，要實現「突厥之家」在自己的章程中所提出的理想，就必須了解和懂得土耳其人的真實的歷史，如果一個人連自己的歷史都不知道的話，他就失去了奮鬥的憑仗。接著，伊楠就提出她對所謂「真實的」土耳其歷史的看法：

　　我以最大的勇氣……提出這無可辯駁的科學的崇高真相。

　　……人類最高級的和最早的文明種族、國家，是阿爾泰與中亞的土耳其人。中國文明之基礎的創立者是土耳其人。在美索布達米亞、伊朗的公元前至少7000年前人類之最初文明的創造者和人類的最早歷史時期出現的蘇美爾、埃蘭人、阿卡德人，被給予了這些名字的人，實際上就是土耳其人。在埃及三角洲的土著居民，以及埃及文明的創立者是土耳其人。在美索布達米亞，公元前2300年時，聞名的閃族人漢謨拉比，在歷史上顯赫的亞述人，歷史上他們都是土耳其人。以古希臘人為名的多利安人（Doryenler），是阿納多盧的土著民、最初的和真正的主人，即他們的祖先是被叫作赫悌人的土耳其人。

　　伊楠在提出其所謂的「科學的無可辯駁的崇高真理」之後，又對這些觀點作了更進一步的闡明：

　　此外，古典歷史上被稱為希臘的這塊陸地之最早佔領者愛琴人（Akeen），就是阿卡亞人（Akalar），今天被我們稱為希臘的國家就是Akai，即阿卡亞人統治之地（Aak eli）。阿卡亞（Aka）這個詞來自於Ağa（大地主或大哥的意思——引者），愛琴（Ege，兄長或姐姐的意思）只能是自於Eke和Eci。這些詞都是土耳其語……我認為，在克里特出現的最早的米諾斯文明，在被叫作希臘的阿卡亞人統治之地的邁錫尼文明，它們的最早創立者是土耳其阿卡亞人（Türk Akalar）。在克里特和阿卡亞，作為今天文明之基礎的文明的創造者不是歐洲人或者印歐人，也不是古希臘人，他們也決不是閃族人。……拉丁文明之基礎的創造者是被稱為埃特魯斯坎人（Etrüsk） 的土耳其人。

　　就跟曾經排練過的一樣，伊楠發言之後，薩德里·馬克蘇迪重複和解釋了伊楠的看法。 第三個發言者是雷什特·伽理普，他就在美索布達米亞所進行的考古挖掘說：「在美索布達米亞的、數千年前的巴比倫和亞述文明的創立者必定是土耳其種族。最早的美索布達米亞文明的創立者是土耳其人。」 在發言的最後，伽里普以優美的語言充滿激情地說：

　　土耳其民族自身要置於幾個世紀以來古老迷信的影響之下嗎？它必將衝破重重壓迫，從黑暗中如獨立太陽的光芒般噴薄而出。土耳其的歷史被遺棄了嗎？就如考古者從沙尖之下發現的處於數個世紀的遮蔽的文明一般，就像潛水者在深海的海藻森林中尋找到的珍珠一般，偉大的土耳其歷史的崇高事實出現了。它帶著有力的天才的光芒，照亮了全世界。

　　上述自謂「科學真理」的觀點，實際上是當時一部分土耳其人的主觀假想罷了，在我們今天看來，是沒有什麼科學根據的。但自啟蒙以來，科學逐漸成為一種普世的價值觀，特別是19世紀以後，不但是研究客觀現象的自然科學，就是以人類社會為研究對象的各人文社會學科也爭先恐後地宣布自身是「科學的」，在歷史學領域，實證主義史學的盛行一時便是明證。 也就是因為處於這種普世價值觀的體系中，凱末爾時代的土耳其史學研究，儘管自身沒有什麼科學的建樹，但卻從來沒有忘記給自己貼上科學的標籤。伊楠之輩並非嚴格意義上的歷史學家，而且也沒有受過什麼正規的歷史學的學術訓練，其觀點無非是藉助於假想的所謂「事實」去論證和發揮領袖的意志與指示罷了。

　　新史觀的出台與普及經歷了一個過程，這主要表現在土耳其歷史教科書的變化中。1928年開始，凱末爾就想搞出新的歷史教科書，以滿足國民教育的需要。在1924—1930年間，土耳其初中學校里使用的歷史教科書主要是《土耳其史》（Türkiye Tarihi） 。該書主要是一本奧斯曼史，它從奧斯曼人征服伊斯坦布爾寫起，並對帝國歷史進行了分期，在這本書中，作者還刻意地將近代部分與歐洲史進行了對照。該書第四章中把奧斯曼帝國的衰落歸咎於對等級秩序的濫用和缺乏誠信。1928年，齊亞·格卡爾普的《突厥文明史》（Türk Uygarlığı Tarihi） 出版了，成為高中的課本。 三十年後，凱末爾主義史學家卡拉爾評論說：「土耳其人第一次看到了自己，不是在宗教史的鏡子里，而是在民族史的鏡子里。」 格卡爾普的這本書算是研究性論著，是他用塗爾乾的社會學理論研究突厥史的產物，顯然不適合當教材。

　　為了加快對民族歷史的重新書寫與研究，凱末爾一方面親自加入到歷史研究的行列，另一方面對周圍的歷史學家進行了動員。凱末爾的計劃首先是在最短的時間內拿出個草稿來，以便準備歷史教科書的書寫。凱末爾把他手下的歷史學家召集到亞嶗瓦（Yalova）他自己的別墅，親自督促他們寫作。這次努力的成果便是1930年出版的《土耳其史綱要》（Türk Tarihinin Ana Hatları） 。《土耳其史綱要》是此後的凱末爾主義歷史研究與書寫的指南，它標誌著凱末爾主義史學的誕生，是凱末爾主義時期土耳其官方史觀的反映。誠如一位土耳其學者所言，《土耳其史綱要》奠定了「土耳其史觀」的「基軸」（temel eksen）。

　　在《土耳其史綱要》的導論部分，作者們清楚表達了該書寫作的目的：

　　首先，該書是要反對長期以來形成的對土耳其人的偏見，進一步說，《土耳其史綱要》是要反對有關土耳其人的西方中心史觀。作者們在導論中說：「直到現在，多數的歷史書籍，無論是我們自己國內人寫的，還是為這些書提供資料來源的史書，都有意或無意地貶低了土耳其人在世界歷史中的地位。這樣，土耳其人在總體上就被有關他們起源的錯誤信息所傷害了。因此，本書的主要目的就是，糾正這些傷害了我們光榮存在的民族的錯誤。」其次，該書力圖通過展示土耳其人的種族優點，來塑造土耳其人的民族認同，增強土耳其人的自尊：「這也是第一次為了民族認同和團結來寫一本土耳其史。帶著這樣一個動機，我們想打開民族的創造性之路，揭示土耳其人起源的秘密以及他們的天才，彰顯他們的特性與力量，證明我們民族的進步靠的是我們重要的種族根源。」

　　由於成書過於倉促，《土耳其史綱要》中出現了很多硬傷，遭到當時很多土耳其歷史學家的批評，凱末爾本人對此書中的很多方面也不滿意。 儘管如此，《土耳其史綱要》在論證思路上還是基本符合了凱末爾在1928年後有關土耳其民族及其歷史的思考。因此，1931年，《土耳其史綱要》的一個不足百頁的簡寫本《土耳其史綱要導論》由國家出版社出版了 ，當時發行了3萬冊。1931年，土耳其為高中預備的四卷本教科書——《歷史》（Tarih I, II, III, IV）——出版了。《歷史》在很多方面受益於《土耳其史綱要》，甚至個別章節完全拿來就用了（如第一卷），前者只是對後者的修訂與擴展罷了。

　　《歷史》的第一卷主要就是要論證土耳其人種在史前以及歷史時期是多麼偉大和富有創造性。在《歷史》的邏輯中，土耳其人種的偉大不僅僅是自身創造了偉大的文明，而且還把這些文明帶到了全世界。

　　以論證土耳其人影響中國文明為例，我們來看看它的邏輯。《歷史》中說：「在中國沒有一個單一的人種。中國最早的居民來自兩個不同的人種。其中一個是本地人，另一個則是來一群自中亞的、成為高貴階層的、作為文明創造者和戰士的人。實際上，自歷史翻開它的第一頁以來，中國就持續不斷地遭受到侵略與攻擊，這些攻擊總是來自土耳其人。特別是在中國北方，大批的土耳其人就不斷地從最古老的國家中遷徙到這裡來。在中國西部的甘肅省，今天被稱為中國人的數百萬人，還保留著單純的土耳其因素。」「中國的政治史是從『五帝』時代開始的。其中的第一個皇帝就是伏羲。是伏羲首次把中國組成了一個國家來管理。五帝時代在中國統治的是公元前3000年前。伏羲出生在中國甘肅。而土耳其人早在公元前4000—5000年前就進入到此地，並定居下來。」 有趣的是，土耳其的歷史學家們用了一張所謂中國古代畫家所作的伏羲的畫來證明伏羲有土耳其人的特徵，說在這幅畫上，伏羲的面部線條與中國人的類型特徵非常不同。

　　隨後，他們又用類似的方法來說夏、商、周三個朝代的創立者都是土耳其人，連秦始皇也是土耳其人。在寫到漢朝的時候，沒有辦法證明漢朝皇帝也是土耳其人，他們就把邏輯轉移到中外關係上，說：「中國皇帝最害怕的就是匈奴帝國……中國受到極大的壓力和摧殘。」 對漢朝以後至明代的中國歷史，《歷史》中只有幾句話概括：「公元3世紀以後，中國處於不同的土耳其國家以及成吉思汗的統治之下。14世紀，一個本土的領袖創建了一個王朝（明朝）。它終結了成吉思汗的國家。」

　　凱末爾時代的土耳其歷史學家們，就是用這種拙劣的手法來證明所謂土耳其人種的偉大的。且不說他們沒有顧及當時的中國史學成果，就是連中國古代史料中有關突厥的記載都沒有看過，只是憑著主觀的猜測與武斷的結論來寫歷史。單從這一點，就很容易看出其意識形態史學的基本特徵。在土耳其人種的起源方面，《歷史》採用了一些歐洲的考古學家的看法，這些歐洲人猜測西方文明可能來自遠古的中亞，於是歐洲人開始大談雅利安人的問題，土耳其的歷史學家只不過是把「雅利安」偷偷地改成了「土耳其」罷了。30年代教科書中形成的新土耳其歷史觀非常強調「土耳其人對世界文明的貢獻」。

　　結論

　　歷史書寫往往受到意識形態的干擾，而政治意識形態的最重要方面之一就是製造歷史觀。因此，歷史作為諸學科中的一支，可以說是最具意識形態色彩的。凱末爾主義的意識形態路線就是最清楚地體現在當時的歷史書寫中。土耳其共和國建立之後，迫切需要廓清與奧斯曼帝國之間的關係，以形成新的民族凝聚力。凱末爾主義者力圖通過重新書寫自身的民族歷史來實現這個目標，這是提出「土耳其史觀」的時代需要。總括而言，該史觀有三個重要的目標：一、通過構建共和國的公民與他們所居之土地的緊密聯繫，史觀有助於使土耳其共和國在安納托利亞的存在合法化；二、力圖通過鼓吹土耳其文化，宣稱土耳其人在世界文明中擁有崇高地位；三、增強土耳其人的民族自信心。

　　在20世紀初的歐洲種族主義氛圍中，凱末爾主義者首先要宣稱土耳其人是白種人，因為那個時候流行的觀點是只有白種人具有卓越的能力。在這一點上土耳其人並非無話可說，因為在長期的歷史遷徙過程中，土耳其人與很多民族進行了融合，獲得了很多白種人的特徵。凱末爾黨人要做的是把他們當下的種族特性加以歷史化，宣稱他們自古以來就是這樣的。這當然是有問題的。不過，這個問題在當時的西方學術界是有爭議的，即有人把突厥人歸入黃種的蒙古人種，有個別人則把他們歸入白色人種的一支。凱末爾主義者選擇了對自己有利的一方。

　　奧斯曼帝國崩潰之後，作為原來帝國的統治民族，土耳其人在凱末爾的領導下用刺刀捍衛了安納托利亞。在那個時代，「威爾遜總統所倡導的民族自決原則並未取代這樣一種信仰，即對於某塊領土的所有權必須有『歷史上的權利』（historic right）來支持。在土耳其這塊土地上，散落著赫悌人、呂第安人、希臘人、羅馬人、拜占庭人、亞美尼亞人所留下的印記。這是不是意味著，作為後來者的土耳其人對這塊土地沒有『歷史上的權利』？」 通過把赫悌人說成是來自中亞的土耳其人，凱末爾史學家就把安納托利亞的「突厥化」追溯到了公元前3000年。這樣，土耳其人自然就成了安納托利亞最早的土著。

　　關於土耳其人對世界各大主要文明的貢獻問題，凱末爾主義史學家的做法是把歷史上說不清的問題加以「土耳其化」。在討論印度文明、義大利的拉丁文明、希臘文明等文明的起源時，一直是沒有定論的，都有「外來說」和「本土說」的爭議。文明史家們一般認為中亞地區是最早發生了文明人遷徙的地區，所以就有了「雅利安」說。凱末爾主義的史學家們通過把雅利安人「土耳其化」，就武斷地提出了世界各大文明都來自土耳其人的說法，在這一過程中，他們也使用了頭蓋測量學、語言學、考古學等知識。

　　概括而言，「土耳其史觀」就是藉助於西方的知識來反對西方中心論。因為西方的正統史學長期以來都充滿了對土耳其人的「歧視」，說他們是野蠻的游牧民族的後代，只懂得破壞，沒有建設文明的能力。自19世紀以來，西方又出現了把自身文明之根追溯到亞洲的學說。於是，土耳其人就藉助這些學說的成果，把土耳其人說成是西方文明（以及其他各大文明）的祖宗。土耳其著名的凱末爾主義史學家齊亞·卡拉爾說：「土耳其史觀的出現，是為了與那些錯誤解釋土耳其歷史的理論相對抗。土耳其史觀是一個反命題（anti-thesis），即針對那些傳統的、錯誤地解釋了土耳其人的歷史的歐洲史學家；它也是對教條的、孤立主義的宗教及王朝史觀的反駁；最後，它也是對唯物主義的和教條主義的反駁，後者都是由某些帶著侵略性政治目的國家提出來的。」

　　凱末爾時代的土耳其歷史學家也並不諱言自己的政治目的。在1932年召開的第一屆土耳其歷史大會上的總結髮言中，著名的突厥民族主義者阿克儲拉曾強調指出，任何民族的歷史學都不得不超出實際現實，它必然要強調民族的情感與靈魂。他說，「土耳其史觀」就是來對抗舊的學說，並抵制那些偏愛歐洲與雅利安人的影響。 這已經再明顯不過了，20世紀初期的土耳其御用歷史學家並不像今天的歷史學家那樣強調客觀中立、謹慎小心的研究立場，他們坦然地認為歷史學就是應該為了民族和國家的利益而服務。同時，這個論述也告訴我們，「土耳其史觀」是針對西方觀念的一種防禦性觀點。隨著凱末爾威權主義時代的結束，「土耳其史觀」在20世紀40年代就被土耳其官方悄然放棄了。

　　（本文註釋詳見《東方歷史評論（第3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