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習仲勛因何事向鄧小平要權？

　　

　　1978年8月，習仲勛（左三）在廣東惠陽農村調研。在清華大學學習的習近平（左一）利用暑期時間參加社會實踐，隨同父親一起下鄉。

　　1979年4月，北京京西賓館春意濃濃。正當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閉幕後三個多月，中央在這裡召開工作會議。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勛代表廣東省委，在會議上向中央「要權」，他鄭重地提出，希望中央充分發揮廣東毗鄰港澳、華僑眾多、對外交往早的優勢，賦予廣東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先走一步的權力。1979年7月，中央發出［1979］50號文件，正式批准廣東、福建兩省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從此，廣東邁開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性腳步，在全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體制改革中發揮了先驅和排頭兵的作用。

　　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會議，我以廣東省委副秘書長的身份，作為一名工作人員隨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勛、書記王全國到北京開會，見證了這一有重大意義的會議歷程。這一向中央「要權」的歷史創舉，是當時中國歷史發展進程的產物，同時是廣東省委審時度勢的果斷之舉。廣東省委鄭重提出向中央「要權」，得到華國鋒、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和谷牧等中央領導人的高度重視和大力支持，從而使「先走一步」這個歷史性決策豁然誕生，由期盼變為現實，成了中國改革開放征途上的壯麗篇章，展示了中共中央和廣東省委在這個歷史性決策中不謀而合，上下同心。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央工作會議在京西賓館舉行，會議中心內容是討論經濟調整問題。 4月3日，習仲勛和王全國帶著廣東5000萬人民的殷切期望，赴京參加會議。習仲勛擔任中南組召集人。在討論李先念在開幕會上的報告時，王全國代表廣東省委首先發言，談到了廣東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改革現行經濟體制的要求。4月8日下午，繼續分組討論李先念的報告。華國鋒、李先念和胡耀邦參加中南組討論，習仲勛作了系統發言。他直截了當地對中央計劃工作提出了批評，認為在計劃問題上揭露矛盾不夠，我國經濟管理體制權力過於集中，集權和分權的關係沒有處理好。現在地方感到辦事難，沒有權，很難辦。

　　接著，習仲勛提出給廣東放權的要求。他說：「廣東鄰近港澳，華僑眾多，應充分利用這個有利條件，積極開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我們省委討論過，這次來開會，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先走一步，放手干。」這時，華國鋒插話問：「仲勛同志，你們要些什麼權？」習仲勛說：「廣東希望中央給個新的體制和政策。『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廣東作為一個省，5000萬人口，是個大麻雀，等於人家一個或幾個國。但現在省的地方機動權力太小，國家和中央部門統得過死，不利於國民經濟的發展。我們的要求是在全國的集中統一領導下，放手一點，搞活一點。這樣做，對地方有利，對國家也有利。」

　　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各組召集人彙報會，華國鋒、鄧小平、李先念和谷牧等參加。習仲勛彙報了廣東的情況，再次鄭重提出，廣東臨近港澳，可以發揮這一優勢，在對外開放上做點文章；並且提出廣東打算仿效外國加工區的形式，在毗鄰港澳的深圳、珠海和重要僑鄉汕頭劃出一些地方，單獨進行管理，作為華僑、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資場所，按照國際市場的需要組織生產，初步定名為「貿易合作區」。

　　鄧小平在聽取習仲勛的彙報時，有重要的插話。他說，新加坡吸引外資開廠，利潤收入可以拿到50%，還有勞務收入、稅收。鄧小平又說，廣東、福建有這個條件，搞特殊省，利用華僑的資金、技術，包括設廠。只要不出大杠杠，不幾年就可以上去。

　　會議期間，鄧小平在懷仁堂聽取了習仲勛的專題彙報，他非常贊同廣東關於請求下放若干權力和搞 「貿易合作區」等富有新意的設想。當聽說「貿易合作區」的名稱定不下來，大家意見不一致時，鄧小平立即說：「還是叫特區好，陝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習仲勛在中央工作會議中南組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聽取彙報會上代表廣東省委提出的尖銳、直率同時又是合理的要求，引起與會同志的廣泛關注。當時參加會議的許多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第一書記，如安徽的萬里、河南的段君毅、廣西的喬曉光等人，都很支持。記得會議期間的一個晚上，我隨著習仲勛外出參加活動，剛好萬里也在同一輛汽車上。萬里一看到習仲勛，就說：「仲勛同志，你講得好啊，你們廣東先走一步，我們跟著來！」

　　中央工作會議剛結束，習仲勛還在北京時，他就要我打電話給廣東省委、省革委會，把中央批准廣東在改革經濟管理體制方面先走一步的消息傳回來，以便做好必要的準備。接電話的是省革委會辦公廳的李美清。

　　中央對廣東（還有福建）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和試辦出口特區原則上定下來后，5月1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率領工作組到廣東，進一步作細緻的調查研究，並幫助廣東省委起草一個文件報中央。來廣東前，鄧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領導同志都專門找他談了話，葉帥對這件大事也很關心。谷牧後來又到了福建，幫福建省委準備報中央的文件。

　　1979年7月19日，中央下發了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省委、福建省委關於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兩個報告》，也就是廣東幹部、群眾所熟知和對之充滿感情的中發［1979］50號文件。文件指出：「中央確定，對兩省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給地方以更多的主動權，使之發揮優越條件，抓緊當前有利的國際形勢，先走一步，把經濟儘快搞上去。這是一個重要的決策，對加速我國的四個現代化建設，有重要的意義。」「兩省報告所建議的經濟管理體制，即在中央統一領導下實行大包乾的辦法，中央和國務院原則同意試行。」「關於出口特區，可先行在深圳、珠海兩市試辦，待取得經驗后，再考慮在汕頭、廈門設置的問題。」

　　1979年4月28日，中央工作會議結束后，習仲勛很快趕回廣東，立即向廣東省委常委傳達中央工作會議精神和向中央「要權」的經過。在傳達中，他特彆強調廣東要先走一步，不光是廣東的問題，而是關係到整個國家的問題，是從全局出發的。習仲勛又說，廣東這事，今天不提明天要提，明天不提後天要提。中國社會發展到現在，總得變，你不提，中央也會提。拚老命，我們也要干。他還多次講，他當時的心情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廣東有了這個權，可以先走一步，充分發揮廣東優勢，也為全國探索一點經驗，這個任務很光榮；懼的是，任務艱巨，缺乏經驗，能否搞好，有些擔心。

　　隨後，廣東省委於5月至6月召開了省委常委擴大會議和三級幹部會議，傳達中央工作會議精神和中央批准廣東先走一步的決策，動員全省認真貫徹。會議期間，正在廣州的葉帥接見了省、地、市、縣的主要負責人，語重心長地勉勵大家努力工作，使廣東在改革經濟管理體制方面先走一步。1979年中央「50號文件」下發后，廣東省委決定由劉田夫、王全國、吳南生三位書記組成三人小組，負責文件的落實；建立廣東省經濟工作辦公會議，加強對經濟工作的具體協調。從這以後，廣東根據中央的方針，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創辦經濟特區，踏上了光榮而又艱巨的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