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衰退和大閱兵后中共的動向

  國際輿論對中國觀察的焦點
   
   最近國際輿論對中國的觀察集中在兩個焦點。其一，由於中國進出口貿易的遽降、股災、人民幣貶值、天津大爆炸，和GDP持續下降等等所顯示出來的中國經濟正出現衰退；其二，93大閱兵的目的和中共軍事力量急遽擴張的動向。這兩個焦點，是相互緊密連繫的。
   
   中共政權統治中國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以下兩個支柱上面
   
   自從1989年6月4號，天安門大屠殺之後，中共政權統治中國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以下兩個大的支柱上面：第一個支柱是持續而強有力的經濟增長；第二個支柱是民族主義，或者如習近平所講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兩個大支柱，缺一不可。
   
   中共政權統治中國的合法性，不是建立在民主政治基礎上的自由選舉產生的合法政府，一旦中國經濟增速減緩，中共當局就緊張。現在中國經濟正進入衰退狀態，中共政權的統治合法性，就受到了中國民眾的挑戰，這正是中共當局所面臨的危險局面。
   
   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前主編，比爾‧艾默特（Bill Emmott）的一篇文章就叫做：「中國政治風險遠超過經濟風險」。他在文章中提出了三個風險：第一、經濟轉型不成功將引發政治和社會危機；第二、將近有一億散戶股民因為股災而引發的憤怒；第三、在經濟壓力之下，可能產生中共對東亞和東南亞鄰國採取軍事行動。
   
   從2008年起，溫家寶一再警告，中國經濟是四不狀態：不穩定、不協調、不平衡、不可持續。中國經濟長期的以接近GDP50%的巨額資金投資，而投資的回報率只有5%。如此低下又不合理的投資回報率，使得中國的經濟增長，就無法繼續下去。
   
   為此，溫家寶多次提出要進行政治改革，進而推行真正的經濟改革。但是在中共高層中，沒有一個人回應。幾年下來，中國經濟是每況愈下，正如「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
   
   中國正滑入經濟衰退
   
   美國花旗銀行宏觀經濟學家和全球首席經濟學家威廉‧布依特爾（Willem Buiter）在8月27號表示，中國正滑入經濟衰退，如果中國領導人採取刺激消費的大型財政措施，有可能扭轉局面，但是受到中國政治、經濟制度的限制，他們不會做出快速反應，因此中國的經濟衰退將是不可避免。
   
   因為中國的財富不在民間社會，因此中國長期以來無法建立內需市場，至今中國民間社會的消費只佔GDP中的37%，而美國民間社會的消費佔了70%以上。這就造成了中國的實體經濟不能依靠中國15億人口民眾消費來支撐，而是要依靠國際市場來養活中國實體經濟的局面。長期巨額投資，沒有合理的投資回報率，那就必定會造成巨額的債務。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它的數據顯示，到去年年中，中國經濟債務的總額從2007年的7萬億美元，增加了3倍，達到了28萬億美元。去年中國債務總額和GDP的比例高達了282%，而這個比例還在不斷的上升，已經超過了德國和美國。
   
   2008年，在全球金融體系處於崩潰邊緣的時候，中國再一次讓人民幣匯率盯住美元，並出台了大規模的國內刺激措施，以4萬億人民幣直接投資和15萬億貸款投入經濟，這些措施極大的推進了世界經濟的發展。
   
   中國成為世界加工廠，需要進口龐大數量的各種資源，從巴西和澳洲的鐵礦石，到中東和委內瑞拉的石油，這些價格是連年上漲，昂貴的名貴高級品潮水般的湧向了中國市場，但是所有這些刺激措施所造成的後果是中國債務增加，中國鬼城、死城增加。
   
   為了增加GDP而瘋狂的造屋建城，最後是沒人住，這不是瘋狂嗎？是的，不但是瘋狂而且是荒唐已極，中共權貴達人們和高級代辦們都腰纏萬貫，把資金轉移到外國去了。
   
   中共18屆三中全會決定推行半調子的經濟改革，沒有政治改革
   
   中國經濟每況愈下，中共當局如何作為來阻止經濟滑向衰退呢？從表面上來看，習近平上台以來試圖推動改革，表面有所作為。2013年11月12號，中共18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從這個60條的決定當中，可以看到中共在推行經濟改革，沒有政治改革，更重要的是要堅持黨的領導，貫徹黨的基本路線，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始終確保改革正確方向，就是強化極權，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控制網路和輿論、鎮壓人權律師、打壓基督教和法輪功。
   
   而經濟改革也是沒有政治改革的基礎上的半調子的經濟改革，兩年來的持續經濟下滑而進入了衰退狀況，就可見經濟改革是失敗的。
   
   我們來看看，中共是如何處理經濟改革的？習近平在18屆三中全會上，做了關於《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
   
   「第一、關於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是這次全會決定提出的一個重大理論觀點。這是因為經濟體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仍然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係。
   
   進一步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係，實際上就是要處理好在資源配置中市場起決定性作用，還是政府起決定性作用這個問題」。
   
   上面習近平就關於這兩個作用的一個說明，儘管口頭上講要處理好市場和政府的關係，但是在實際經濟運作當中仍然是政府主導一切。
   
   中共政策制定者發現自己在市場和政府控制之間進退兩難
   
   8月28號在英國《金融時報》刊登了亞洲版主編David Pilling的文章，他的題目叫：「中國在市場和干預之間進退兩難」。文章寫到政策制定者發現自己在市場和政府控制之間進退兩難。
   
   2013年中共18屆三中全會制定的經濟路線圖，提出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和政府的主導作用，在實踐中政策制定者們令人心驚膽戰的在這兩者之間迂迴。他們推高了股市，結果只能讓股市跌下來；他們抑制了信貸，結果只能再次打開閘門擴大信貸；他們宣布要實施大刀闊斧的國企改革，結果卻是無所作為。
   
   如果從習近平身上去找線索的話，他表現出全面的控制欲，控制黨、控制媒體，無疑的也會控制經濟。到緊要關頭的時候，中國領導人眼中的技術官僚們，魯莽的長時利用市場力量的動作的話，那可能就要讓位給政府干預。
   
   使用人民幣貶值是因為在經濟危機中沒有別的工具可使用了
   
   為什麽中共當局敢於使用人民幣貶值這個工具呢？這在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的時候都沒有使用，仍然把人民幣死跟著美元走，而這一次卻要離開美元呢？答桉就在於中國已經處於靜悄悄的經濟危機當中，而沒有足夠的工具來應對這場危機，只能使用這個危險而沒有實際效用的工具，就是人民幣貶值，試圖由市場來決定人民幣價格。
   
   在我看來，中共當局既要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又要政府的主導作用，這兩個充分表現出來的就是進退兩難。左的方面是長期的國企投資，沒有回報率，走不下去了；右的方面，企圖利用股票來集資，集結融資投向企業，目前看來這條路也走不通。
   
   人民幣匯率也是這樣，開放由市場來決定人民幣價格三天，馬上就跌了4。6%。那中共央行就慌了，馬上就拿出幾百億美金來收購人民幣，來抬高人民幣價格，這又變成了由政府主導來控制人民幣價格的局面。
   
   三中全會決定有市場決定性力量和政府主導力量，正在打架還會打下去
   
   這種既要有市場的決定性力量，又要政府主導力量的做法，已經在打架了，今後還會打下去。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和政府的指導作用不斷的打架，導致金融和資本市場的溷亂，這樣的做法，會把共產黨拖垮，甚至把共產黨拖死。
   
   中共經濟已經步入了衰退，並且沒有多少工具可以應對，現在中共當局已經不可能像在上個世紀90年代末和2008年那樣，展現出他們的魄力，大力舉債投資提高GDP。相反的，中共當局似乎也意識到，他們必須冒在國外掀起一場貨幣戰爭的風險。
   
   中共官員們的「不作為」，就像火山一樣的在國營企業和地方政府中蔓延，是對反腐運動的消極抵抗
   
   同時中共官員們的「不作為」，就像火山一樣的在國營企業和地方政府中蔓延。而且，中央不少部委也出現了同樣怠政的傾向。這是中共官員對反腐運動的消極抵抗啊！這扇門打開，形成風氣，就成為了眾多的中下層官員，他們倚著人多勢眾就吃定了中共當局，這個也可以說是中國社會對中共當局的另類反抗吧！
   
   事情發展到今天，中國經濟又持續下滑，而進入到衰退狀態，就必定會引發政治危機，這遲早必定會發生的。中國目前的經濟和社會狀態非常類似於40年前的日本和30年前的南韓。
   
   上個世紀，70年代，日本在民主政體主導下經濟轉型成功；上一個世紀80年代，南韓經過光州事件之後，政治改革順利，經濟轉型成功啦！那麽中國在89年六四大屠殺之後，政治改革中斷，經濟走上了共產黨官僚壟斷的模式，國進民退，至今經濟已失去了上升的動力，中國失去了經濟轉型的一次機會。
   
   經濟衰退使中共正面臨著來自兩個方面的政治危機
   
   中共正面臨著來自兩個方面的政治危機。其一，社會不穩定，並且日益增加。這個來自各個階層。富裕階層正帶著資金大量移民外國，對中國經濟傷害極大。中產階級當中一億散戶股民是怒氣滿腹啊，正等待發洩的時機。底層工人失業增加，生活日益困難。大學生找不到工作，怨氣衝天。這兩類人正是中共當局最害怕的顏色革命的基本群眾或骨幹。受迫害或受欺壓的民眾，是日益高漲的抗暴運動的重要的主角。環境破壞體和污染，是近年來群體抗暴運動的重要內容。
   
   另外，新疆局勢猶如一顆隨時將引爆的炸彈。中共拒絕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和在西藏執行真正的民主自治區政策，西藏地區也不穩定。這個與日俱增的社會危機的根源，來自於經濟危機，也有來自於政治壓迫和民族政策。
   
   要逐步的又根本的解決社會危機只有推行政治改革，包括政體和國際的改革，進而推動經濟改革。而中共面對中國民眾對中共政權的合法性進行挑戰，下令「七不準」。大肆抓捕人權律師，對基督教和法輪功也不放鬆打壓，武力鎮壓上訪維權運動，武力鎮壓新疆和西藏民眾。長期以往，讓經濟持續衰退，而民眾維權抗暴與日俱增。其結果，是中共政權一定步蘇聯的後塵而滅亡。
   
   政治危機的第二方面，是來自於中共高層權力鬥爭。九三大閱兵當中，江澤民、胡錦濤、李鵬、朱鎔基、溫家寶、曾慶紅、賈慶林等人集體亮相。這表明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形勢有了重大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