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與「東守、西進和南進」戰略(二)

二、「絲綢之路經濟帶」和「亞歐自由貿易區」
筆者的「西進」戰略主要是一項政治、經濟戰略，而非一項軍事戰略。筆者在2014年3月所寫的《從中國夢高度重審中日關係》一文中提出，烏克蘭危機使得俄羅斯和美歐徹底交惡，美歐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在加之油價的大幅度下降，已經嚴重削弱俄羅斯經濟實力。鑒於世界油價很可能進入一個長期的下行周期，俄羅斯經濟很可能從此一蹶不振。俄羅斯將不得不放下對中國的戒備，在經濟上更依靠中國。再加之，這次俄羅斯借烏克蘭危機奪回克里米亞，又借保護烏克蘭俄羅斯少數民族權利，支持烏東部分裂勢力，使得同樣存在俄羅斯少數民族的中亞各國，對俄羅斯的擔憂恐勝過對中國的猜忌。這些都為中國打通亞歐大陸橋和實施「絲綢之路經濟帶」提供難得的政治條件。
不過筆者認為，打通亞歐大陸橋和實施「絲綢之路經濟帶」僅是「西進」戰略的前期階段，中國的「西進」戰略應該有更宏大設想。筆者在《從中國夢高度重審中日關係》一文中就提出，中國應該借俄美交惡、美軍撤出阿富汗和伊核問題的緩和機會全面擴大上合組織，第一步將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蒙古升級為上合組織正式成員國，將上合組織打造成為政治、軍事上的准同盟組織，經濟上的自由貿易區。第二步再將印度、土耳其、緬甸、孟加拉、朝鮮等外圍國家吸收進來，這樣就形成一個以中俄為核心，包含白俄羅斯、伊朗、巴基斯坦、蒙古、哈薩克等中亞各國的亞歐大陸自由貿易區，這顯然要比普京目前主導的「俄、白、哈關稅同盟」更具實力和影響力。當然現在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率先加入上海合作組織，下一步中國應該力促伊朗、蒙古、孟加拉、斯里蘭卡和白俄羅斯也加入上海合作組織。未來的亞洲大陸，政治上以上海合作組織為主，經濟上以亞歐自由貿易區為主，兩者雖各有側重，但同時又相互關聯。形成一個包含東亞、中亞、南亞和部分前蘇聯地區，以中、俄、印為核心的一個更緊密的前所未有和規模巨大的政治、經濟組織。東亞局勢在冷戰後長期處於不穩定和戰爭狀態中，就在於主導東亞局勢走向的更多是域外大國美國。上海合作組織的擴大和亞歐自由貿易區的成立，將真正實現習近平主席在亞信會議所倡導的「亞洲事務應該由亞洲國家主導解決，亞洲國家有能力、有智慧通過加強合作來維護和促進亞洲的安全。」
目前世界經濟正在向集團化方向發展，美國極力打造的跨太平洋自由貿易區（TTP）和跨大西洋的自由貿易區（TTIP），就是要將世界貿易組織邊緣化。將中、俄、印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排除在外，形成以美歐日等西方發達國家為核心的經濟體，掌控世界經濟發展方向，制定有利於西方發達國家新的世界貿易規則。利用新的貿易規則，繼續保持西方發達國家對新興發展中國家的優勢。這些不但對中國經濟產生巨大壓力，也對俄羅斯、印度、巴西等國家經濟形成不利影響。當然美國的自利行為，雖然給中國帶來壓力，但也給中國帶來機會。筆者認為，中俄印應該擴大金磚五國成員，首先將非美國盟國的地區大國吸收進來，比如印尼、埃及、伊朗等，形成發展中國家的八國集團。以發展中國家只有團結在一起，才能共同抗衡美歐日為核心的西方發達國家集團，世界經濟才可能向更公平的方向發展。而中俄印作為金磚五國的核心國家，無疑將在新的發展中國家集團中處於主導地位。這必將對俄羅斯和印度產生足夠吸引力，特別是一直夢想充當世界強國的印度。這也將會消除俄羅斯和印度對中國疑慮，贊同中國建立亞歐自由貿易區的倡議，增加中俄印在世界經濟中的話語權。
亞洲各國的經濟發展程度各不相同，如果美國倡議的「TTP」和「TTIP」是個高水平的自由貿區，中國不妨倡議將亞歐自貿區先建設為一個低水平的自由貿易區，然後在循序漸進的逐步提升亞歐自貿區的水平，充分照顧各國的實際情況。只要亞歐自貿區初步建立，必將為中國打進印度、俄羅斯、伊朗和中亞各國市場提供優先機會，充分發揮中國在製造業和基礎設施建設上的優勢，也有助於消化中國國內過剩產能。同時鑒於中印同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費國，在世界石油產能嚴重過剩的背景下，亞歐自由貿易區成立了也能為俄羅斯、伊朗和哈薩克等國的能源出口提供優先機會。筆者在去年提出亞歐自由貿易區時，對於國內國外學術界或者輿論界而言，想把中俄印三國在經濟上捏合在一起，無疑是痴人說夢。但今年筆者欣喜發現，這次習近平主席出席俄羅斯紀念衛國戰爭勝利70周年慶典，中俄雙方提到中國「絲綢之路經濟帶」和「俄白哈關稅同盟」 對接字眼，這無疑是向著亞歐自由貿易區方向邁進。對於在政治上已經加入上海合作組織的印度而言，一旦中俄哈白結成自由貿易區，印度只有選擇加入。如果印度加入中俄主導亞歐自貿區，無疑將增加印度的影響力，鑒於印度經濟發展潛力，印度必將和中俄一起主導包含近一半世界人口的亞歐自由貿易區，否則印度將孤懸於世界主要經濟自貿區之外。
三、「海上絲綢之路」和「南進戰略」
筆者在2012年5月所寫的《南進！南進！——中國的國家戰略》，提出打通從南亞和東南亞通往印度洋的陸路通道，也就是兩個「南進」戰略。而「海上絲綢之路」主要是指以福建為核心區，通過環渤海、長三角、海峽西岸、珠三角等地區的港口、濱海地帶和島嶼共同連接太平洋、印度洋等沿岸國家或地區。「海上絲綢之路」和「南進戰略」，一個是海上通道和純經濟戰略，而另一個是陸地通道和政治、經濟戰略，兩者有很大不同，但兩者的目標卻是相同的，就強化中國同印度洋沿岸國家的聯繫。就通向印度洋的目標而言，中國通往印度洋的海上通道有個最大政治、軍事風險就是馬六甲海峽，而馬六甲海峽也是美國海軍全球重點控制的海上咽喉要道之一。美國不但在新加坡建立軍事基地，而且還未雨繆綢的在澳大利亞的達爾文港也建立軍事基地，其目的就是一旦和中國開戰，就全力截斷馬六甲海峽。美國的上述軍事部署既是未雨繆綢的軍事準備，也是對中國一種現實的政治警告和軍事威懾。「海上絲綢之路」作為一項經濟層面的規劃是可行的，但作為一項國家戰略卻有著它的先天不足，缺乏可靠的政治和軍事上的保障，一旦據此大規模進行投資，就存在很大的政治風險。中國在斯里蘭卡港口建設的風波，就充分揭示這種沒有政治、軍事保障的大規模投資的政治風險。而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就要強化其在第一島鏈和馬六甲海峽方面的軍事部署，實際上就束縛著中國向遠洋拓展的步伐，也遏住中國海軍突破第一島鏈，走向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上要道。
這幾年政界和學界都一直呼籲中國要加強海洋開發和海軍建設，以彌補中國作為傳統大陸型國家的缺憾，以及防範來自海洋方向的威脅。正如上面所述，筆者認為中國作為一個傳統的大陸型國家，雖然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鄭和下西洋壯舉，但中華民族向來是個缺乏海洋文化的民族，海洋自古就是中國的短板。中國的傳統優勢在於陸地和陸軍，而不在於海洋和海軍。筆者認為，在兩岸統一之前，中國建設海洋強國的夢想還為時過早。為此，我們不妨回顧下歷史：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沙俄武裝強佔伊犁；阿古柏盤踞新疆喀什等地搞叛亂；同時日本又入侵台灣。在這種局勢下，清廷內部爆發「海防」、「塞防」之爭。李鴻章等認為兩者「力難兼顧」，主張放棄塞防，將「停撤之餉，即勻作海防之餉」，而左宗棠則力表異議。最終清政府支持了左宗棠的主張，命左宗棠出兵新疆，平定阿古柏之亂，驅逐英、俄勢力。歷史雖然漫長，但關鍵時候也就幾步，如果當時清政府採信李鴻章的「海防」之策，揚短避長和海洋強國日本拼海軍，最終不但新疆永遠丟失，而台灣也很難保住。
所以筆者認為中國應該發揮傳統大陸型國家的長處，重點打通從中國新疆經阿富汗、巴基斯坦到印度洋吉大港的陸路通道；以及中國雲南經寮國、泰國、馬來西亞到印度洋的陸路通道。同時中國也可利用中國和巴基斯坦、寮國、泰國和馬來西亞的傳統友誼，以及中國強大的陸軍，為通向印度洋的陸上通道提供強有力的政治和軍事保障。
對於「南進」東南亞，打通中國雲南連接中南半島的陸路通道，筆者認為有兩點需要注意，這就是緬甸和越南。首先，中國南進東南亞的戰略重點在於緬甸，其次要注意避開越南。中國雲南經緬甸到印度洋的陸路通道，是中國通向印度洋最近通道。中國在緬甸有著傳統的影響力，可惜中國過去對緬外交過於依靠緬甸軍政府，而這次緬甸軍政府的一系列背棄行為，使中國在緬甸陷入困境。筆者在2012年的《南進！南進！——中國的國家戰略》就提出「鑒於目前緬甸局勢前景不明，中國可暫凍結中緬輸油管道建設，主要完成中國雲南境內連接緬甸的高速公路和鐵路建設，一旦緬甸局勢明朗，就全力完成緬甸境內公路和鐵路建設，打通中國通向印度洋的最便利通道」。  「過去中國在長期的國際壓力下，一直支持緬甸軍政府的統治，但中國的巨大付出，卻沒有得到應有回報，這次密松大壩事件充分反映緬甸軍政府的兩面三刀。並且，緬甸軍政府長期剝奪緬甸華人的政治權力，撕毀和平協議，不斷進攻少數民族特區，緬甸軍政府正在演變為第二個恩將仇報的越共。而昂山素季一直追尋自由和民主，昂山素季復出將為被長期剝奪政治權利的緬甸少數民族提供歷史性機會，由於華人在緬甸的有著很強經濟實力，一旦華人獲得相應政治權利，華人背靠中國支持，必將在緬甸政治舞台上發揮重要影響。同時由於緬甸軍政府長期推行大緬族主義，欺壓緬甸少數民族，使得這些少數民族在緬族和中國之間更親近中國。一個民主化的緬甸，更能發揮中國的影響和確保中國在緬甸的利益」。可惜過去幾年，筆者卻很少在國內的主流學者中看到相同的肺腑之言。
其次，中國在南進東南亞過程中既要在政治上穩住越南，又要在經濟上避開越南。越南正極力將域外大國美國、俄羅斯、印度和日本拉進南中國海，以此平衡中國的影響力，為自己在南中國海的擴張行為撐腰壯膽。但越南又不願意完全和處於上升趨勢的強大鄰邦——中國進行對立，完全放棄和中國的經貿關係，同時也擔心成為美日遏制中國的馬前卒。越南企圖利用大國之間矛盾，在中、美、日等國之間通吃。中國就是要利用越南這種既要依靠美國，又不敢完全信任美國的矛盾心態，穩住越南，緩和中越之間海上爭端。同時又吸取「981鑽井平台事件」和「5.13反華事件」教訓，充分認識到中越兩國矛盾的嚴重性，在投資、產業轉移和交通連接上，盡量避開越南。中國既要規避對越投資的政治風險，又要認真吸取歷史教訓，避免養虎為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