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汪東興與張耀祠互相矛盾的毛澤東回憶錄

史海：汪東興與張耀祠互相矛盾的毛澤東回憶錄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 　　汪東興是文革時期重要的政治人物，曾長期兼任中央警衛局局長，負責黨主席毛澤東的警衛安全。張耀祠亦是如此。兩人因其特殊身份，在文革后都寫過有關毛澤東的回憶錄，特別是對意義重大的南巡有著詳細的記敘。然而他們二人的記敘矛盾重重，余樵在《觀察》2003年3月版上發表文章指出這段公案，並質問《汪東興與張耀祠：叫人相信誰？》。

　　1969年10月1日，天安門城樓大殿內，毛澤東與林彪、江青等人合影。後排左起毛澤東原秘書高培成、一中隊副隊長尚來寶、江青警衛周建民、江青、毛澤東、林彪、汪東興、張耀祠。前排左起陳長江、301護士劉曉慶、葉群、吳連登
　　「文化大革命」中的1971年8月15日，毛澤東離開北京，開始他所謂「第十次路線鬥爭」中的重要行動：「巡視」南方（所謂「巡視」，其實並不到工廠、農村、部隊、學校或街道去巡訪、視察，而只是在警衛森嚴的專列上接見各地省級領導人）。此次隨行「護駕」的有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警衛局局長汪東興，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兼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
　　多年以後，汪、張二人都寫了有關毛澤東的回憶錄，其中，特別對那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南巡」有具體記敘。汪東興的回憶錄《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是由當代中國研究所、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一些研究人員幫助整理、審校的，作者在《後記》中稱：「我如實地寫出來，是為了真實地再現歷史的本來面目。」並為此書題詞：「尊重歷史，實事求是，研究歷史，總結，提高，發展。」張耀祠的回憶錄《張耀祠回憶毛澤東》是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的編輯幫助整理完成的，作者在《後記》中稱：「我們一塊去粗取精，將本書刪改了11次之多。」因此可以想見，這兩本回憶錄一定都是很嚴肅、很真實的歷史記錄，決非時下常見的那種對歷史的「虛構」或「戲說」。
　　然而，對照閱讀這兩本回憶錄，卻會發現：兩位作者對同一歷史事實竟有出入很大的記敘，出現了不應有的相互矛盾的說法。這是怎麼回事？
　　1971年9月2日，是毛澤東「南巡」中的一個日子。據張耀祠回憶：「9月2日，主席在南昌同江西省的一位負責人談話，這位負責人聽了主席這次的談話，聯繫到他知道的一點情況，向毛主席談了三點：一、7月間，空軍周宇馳兩次跑到南昌活動，並運來一輛水陸兩用的汽車要江西仿造。7月底，周宇馳把汽車用飛機運走了。二、在廬山會議期間，吳法憲帶我去見了葉群，她說：『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往哪裡擺！』三、林立衡同我妻子講了林彪、葉群的一些問題，她要我少同林彪一家人來往，搞不好要殺頭的。」寫到這裡，張耀祠還來了一點職業軍人寫作中很少使用的文學筆法：「毛主席略有所思，把眼睛眯成了一條線，遠眺窗外，沒有講一句話。」（張耀祠《張耀祠回憶毛澤東》104— 105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連毛澤東當時的表情神態都有了具體入微的刻劃，自然是張耀祠親眼所見親耳所聞了，可見這個記載應是十分真實可信的了。
　　然而，汪東興的回憶錄中卻對此卻有完全不同的記載：9 月2日上午，毛澤東在南昌已打算走了，決定再接見一下已經接見過一次的許世友、韓先楚、程世清三人（其中程世清是江西省負責人），毛澤東與這三人在一起的談話，誰怎麼問，誰怎麼答，汪東興都作了具體記載，然後，汪東興明確寫道：「9月2日上午的這次談話，連寒暄、握手的時間在內，40分鐘就結束了。我們和毛主席吃完中飯後，便離開了南昌。」（汪東興《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149—150頁）
　　怎麼回事？張耀祠記敘的那位「江西負責人」的「告密」，在汪東興筆下沒有了。
　　張耀祠沒有寫明那位「江西負責人」是誰，但根據汪東興的回憶，9月2日毛澤東接見的領導人中，「江西負責人」就是程世清，沒有別的江西負責人得到接見。那麼，會不會是張耀祠把毛澤東與程世清談話的時間記錯了？汪東興的回憶錄中對毛澤東這次「南巡」有逐日記載，據其記載，毛澤東「南巡」中接見程世清還有一次，是8月31日在南昌，仍然是同時接見了許世友、韓先楚、程世清三人，汪東興具體記載了談話的基本內容，其中也沒有「告密」的事，只有一處毛澤東與程世清的對話，毛澤東問程世清：去年的廬山會議，吳法憲向華東空軍系統的王維國、陳勵耘、韋祖珍這幾個人打了招呼，有沒有你程世清呀？「程世清趕忙對毛主席說：我有錯誤，吳法憲對我有影響。主要的錯誤是我的思想沒有改造好。」毛澤東並未繼續深問，接著就把話頭轉到許世友身上去了。顯然，在8月31日那樣的談話場合，是不可能出現程世清「告密」那樣的個別談話才會有的事情的。此後，9月1日毛澤東休息了一天。也沒有在另外什麼時間裡單獨接見過「江西負責人」。
　　值得推敲的是，張耀祠的回憶錄里，不僅把這一「江西負責人告密」寫得連毛澤東的表情神態都有細緻入微的刻劃，而且還把這一「告密」當作了毛澤東察覺林彪陰謀的一個重要情節。他在寫了毛澤東聽「江西負責人告密」之後，緊接著就寫道：「就在9月8日深夜，毛主席突然下令，把專列從杭州筧橋機場停車點，轉向去紹興線的支線上停放了一天半……」（《張耀祠回憶毛澤東》105頁）
　　對此，汪東興又有不同說法。
　　汪東興也回憶了毛澤東在杭州下令將專列轉移的事，但是，汪東興回憶的導致毛澤東決定轉移的原因，卻是因為「9月8日晚上，毛主席在杭州又得到新的信息。杭州有一位好同志派人暗示毛主席說：杭州有人在裝備飛機；還有人指責毛主席的專列停在杭州筧橋機場支線『礙事』，妨礙他們走路。這種情況，過去是從來沒有的。一些多次接待過毛主席的工作人員，在看望他老人家時也反映了一些可疑的情況。」於是毛「當機立斷」，提出把專列轉移。（《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184頁）
　　其實，汪東興所舉的那些引起毛澤東警覺的「可疑的情況」，都不過是在「階級鬥爭的弦綳得緊緊的」年代里很容易產生的捕風捉影之事，沒有一件是拿得出來的「有人要謀害毛澤東」的像樣的證據——試想，誰要謀害毛澤東，還會先跑去指責毛的專列「礙事」從而打草驚蛇然後再慢慢動手嗎？天下沒有那麼愚蠢的刺客（除非是在搞笑的港台影視片里）。不過，從汪東興的回憶錄卻可以知道，張耀祠記敘的9月2日的「江西負責人告密」一事並不存在，否則，汪東興豈會漏掉這樣重要的情節？汪東興的回憶錄寫得很清楚，毛澤東9月2日那天在南昌接見三位領導人時，他是始終在場的。
　　從另一方面看，如果張耀祠的回憶是確有其事，程世清真是向毛澤東作了那樣重要的告密，那麼，程世清就應該算是在「第十次路線鬥爭」中立了大功。可是卻並非如此，程世清在「九一三」事件后是被當作林彪線上的人物打下去的。
　　再說，張耀祠回憶錄記敘的「江西負責人告密」中所說的葉群那句話：「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往哪裡擺！」是「九一三」事件之後，吳法憲在關押審訊中交代的，而且是只有吳法憲一人交代的「孤證」，此前並無別人知道有此說法。這一「孤證」，近年也已經被許多人認定是不可信的偽證，因為葉群對人講話時從來不直呼林彪名諱，而只稱「林副主席」或「101」、「首長」，何況對「江西負責人」那樣的下級呢！同時，當年的「林辦」工作人員都知道，葉群是個存不住話的人，她要求別人保密的事，往往都是她自己忍不住了先說出來。如果葉群把這樣的話對「江西負責人」都說了，那麼她會不對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等幾位「心腹大將」說嗎？而事實上他們卻都不知道有此一說。豈不怪哉？
　　分析起來，張耀祠的這一回憶，是難以叫人相信的。不過，汪東興的回憶錄同樣有難以叫人相信之處。
　　仍是這次「南巡」中的一天，9月10日下午，毛澤東專列離開杭州去上海。據汪東興回憶：「在離開杭州去上海的時候，我們沒有通知其他的人送，而陳勵耘卻來了。陳勵耘到了車站后，不敢同毛主席握手，也不敢接近毛主席。他心裡有鬼，當時神情很不自然。」（汪東興《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188頁）陳勵耘當時是中共中央候補委員，浙江省革委會副主任，空五軍政委，「九一三」事件后被定為「參與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活動」的林彪「死黨」成員，但最後得到的刑事處理是「免於起訴」。陳勵耘本人對9月 10日那天的情況，另有一個與汪東興截然不同的回憶，他說：毛澤東離開杭州時，他親自布置了警衛，並和汪東興、張耀祠一起，接毛澤東上了汽車，「然後，我坐引導車，走在最前面」，「引導車引導主席車隊進一號門（在貴賓室旁邊一點），我先進月台，關照警衛處副處長王英傑把主席座車一直引到車廂門口，我在門口送主席。主席上車時，我上前同主席握手。主席很親切地同我握手。主席上車后，汪東興、張耀祠還站在車廂門下月台上。汪招呼我過去，問：老陳，還有什麼事嗎？我們要走了。我上去同他們握手，祝他們一路平安。他們上車，我看車子平安開走了，鬆了一口氣。總而言之，沒有一點不正常。有人竟說我企圖帶槍接近毛主席，當時還緊張得面孔發白，手發抖，幸虧汪東興發現，把我的手抓住。又說我布置警衛處的人，在紅房子頂上安了機關槍。真不知是哪個的胡思亂想。」（許寅《未被起訴的人——訪原空五軍政委陳勵耘》，見《「文化大革命」風雲人物訪談錄》414—415頁，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年8月版。——原注，見本刊ｚｋ0212ｄ——編注）
　　兩種說法如此不同，叫人相信誰？
　　如果說陳勵耘是「有罪之人」，他的話不如汪東興的話可信，那麼，我們再看汪東興回憶錄中的另一處記載。
　　1970年8月23日下午，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江西廬山開幕。會議由毛澤東主持，周恩來宣布議程后，林彪作了長篇發言。康生在林彪講完後接著發言，表示對林彪的講話「完全同意，完全擁護」，還說：在要毛澤東當國家主席、林彪當國家副主席的問題上，「所有意見都是一致的」。他還進一步提出：「如果是主席不當（國家）主席，那麼請林副主席當（國家）主席。如果是主席、林副主席都不當的時候，那麼（國家）主席這一章就不設了。」（《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387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版）但汪東興回憶錄中寫的卻是：林彪講完后已經4點半了，毛澤東叫周恩來、康生講，「語氣中流露出不悅的情緒」，「周恩來見此情況說：『計劃問題有本子，材料都有，我就不講了。』康生也說：『憲法說明已印發給大家，不講了。』毛主席宣布散會。」（汪東興《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38頁）
　　康生到底講話沒講？叫人相信誰？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周恩來年譜1949— 1976下卷》出版於1997年5月。而《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出版於1997年11月，也就是說，《周恩來年譜》出版在先，汪東興回憶錄出版在半年之後。而汪東興回憶錄並未按照已經出版的《周恩來年譜》的記載進行修訂，是不是堅持認為自己所寫才是準確的呢？
　　對照閱讀張耀祠與汪東興的兩本回憶錄，還會發現它們之間的另一些相互矛盾之處。
　　比如，在毛澤東「南巡」結束時的9月12日，毛澤東專列北上返回北京。據汪東興回憶：「在濟南站，毛主席叫我打電話通知紀登奎、李德生、吳德、吳忠到丰台車站等我們，說要同他們談話。」（《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168—169頁）但張耀祠的回憶卻是：「列車北行到了天津車站時，主席突然對我說：『打個電話，通知吳德、李德生、紀登奎、吳忠到北京丰台車站支線開會。』」（《張耀祠回憶毛澤東》106頁）
　　這個電話到底是誰打的？這雖然只是一件小事，但卻涉及到誰的回憶更真實可信的問題。
　　又比如，對「九一三」事件發生當天，張耀祠回憶錄中有這樣的記載：256號飛機強行起飛后，「周恩來到毛主席住所，向主席作了簡要彙報，並問：『怎麼辦？打不打？還在射程之內。』主席說：『不要打。天要下雨，娘要改嫁，都是沒有法子的事，由他去吧。』」（張耀祠《張耀祠回憶毛澤東》112頁）而汪東興回憶錄的記載卻是：當時是吳法憲打來電話請示要不要派強擊機攔截，汪東興接電話后報告了毛澤東和周恩來，毛說：「林彪還是我們黨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攔，讓他飛吧。」（汪東興《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208頁）一個寫的是周恩來向毛澤東請示，一個寫的是吳法憲通過汪東興向毛、周請示，一個問的是「打不打？」一個問的是「要不要攔截」。分析起來，應是汪東興的說法更合情理一些，但是能說張耀祠的回憶錄是在「無中生有」或「戲說」嗎？這個回憶錄可是經過「去粗取精」， 「刪改了11次之多」的嚴肅之作呀！
　　如果說，回憶同一件事，不同的當事人有著不同的地位（如一方是高官，一方是平民），不同的處境（如一方在施暴，一方在受難），不同的文化教養（如一方是文人學者，一方是販夫走卒），那麼，他們回憶出來的同一件事有相互矛盾甚至面目全非之處，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汪東興與張耀祠卻是有著同樣地位、同樣處境、同樣文化教養，並且執行著同一個任務，乘坐著同一趟專列的人，他們的回憶怎麼會有如此的矛盾？
　　嗚呼！面對歷史見證人的「真實」回憶，叫人相信誰？
　　如此權威的高層人士的回憶錄居然都會有這樣奇怪的相互矛盾之處，叫人不得不贊同錢鍾書老人的那個說法：回憶是最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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