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兒童的一連串死亡，問題在哪？

       兩起畢節留守兒童案件，又有悲傷的後續傳來。
　　畢節七星關區4名留守兒童服毒自殺事件，其母任希芬已經被警方找到,現已回到畢節處理善後事宜。她在接受採訪時嘆息，「願我家的悲劇不要再發生。」
　　發生在畢節納雍縣勺窩鄉中心村的「留守姐弟被害案」，兩名嫌疑人已被警方抓獲。犯罪嫌疑人對警方承認，姐姐張雲鈺死前曾被兩人性侵。非但如此，同村人還爆料，張雲鈺去年曾遭同村一位60多歲的老人性侵，后對方以三萬元「私了」。
　　兩起案子，六個留守的孩子。如果把媒體在他們離世后的報道看成是「立傳」，這短暫的人生讓人不忍卒讀。遙遠的父母、薄涼的人情、艱難的生計、內心的恐懼、還有那些隨時可能出現的、幾乎不能抗拒的侵犯，如同危石壓頂，讓他們只能在夾縫中萌芽和生長。在這樣的環境和生態中，沒有孩子遭遇不幸才真讓人意外。
　　2012年，五名男童垃圾箱內取暖死亡一事，讓畢節兒童保護問題浮出水面。隨後，畢節七星關區田壩鎮先進小學校長楊大志性侵6名留守幼女事件爆出，畢節納雍縣15歲留守學生因被多名同學圍毆喪命，加上前述兩起震驚全國的留守兒童死亡事件，畢節的兒童保護問題已經引起了輿論上的集體追問：為什麼又是畢節，為什麼總是畢節？
　　是畢節政府的兒童保護工作尤為失責、失效，以致遠遠低於全國同級行政區的水平，還是中國的社會治理弊端率先從畢節這樣的薄弱點展現了出來？
　　中國的城鎮化和勞動力轉移正在塑造一個大規模流動的社會。一旦進入這種高流動，靠大政府包打一切的治理方式就會明顯變得被動和乏力。因為，它治理的有效性建立在人群和業務都能簡單分類的基礎上，無法對微觀性、細節性和不斷流變的問題進行跟蹤，也沒有能力對每個家庭的問題進行具體的記錄和幫扶。這個工作，本應由大量成熟的民間組織、社會組織承擔。
　　美國的兒童保護工作架構中，聯邦政府一級負責制訂規劃和方案,提供資源，監督、評估各州執行情況，州政府也專設負責兒童保護和兒童福利的行政機構，但到了最基層，處置熱線電話、諮詢服務、緊急居住服務、臨時託管服務、藥物濫用治療、家庭暴力干預的任務，還是大量公私組織共同完成的，社會組織、民間組織居功甚偉。但這些組織，恰恰是很多年來政府社會警惕和不鼓勵的。
　　畢節在留守兒童問題上到底有怎樣的作為？常識推測，在輿論如此嚴厲的逼視之下，留守兒童問題可能已成為畢節官場最大的「政治」，不可能不儘力。留守兒童關愛基金已建立了三年（已有公民向畢節市申請公開留守兒童專項資金的「財務審計」信息），事故責任人懲處也非常嚴厲，由一把手牽頭召開的關愛留守兒童會議，更在不斷強調「知恥后勇」。然而，問題仍然不斷跑在治理前面。社會弱小、社會組織弱小的治理空白，最先從畢節這塊貧困的勞動力輸出地暴露出來。
　　留守兒童的「畢節式」死亡，是中國問題的局部展示。它暴露了兩個長期存在的問題：政府部門的傳統設置已難應對轉型社會的動態，管制下的社會組織發育緩慢，更難填補治理空白。而這種失效，會最先從社會的兩端—兒童和養老問題上不斷展現出來。

父母不在身邊造成的心理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