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萬，中共成立以來殺人記錄（2）

        據前述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中的數字：「1958年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導致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飢荒期，據估計造成了2千萬到4千3百萬人死亡。」

        前《紐約時報》副總編輯索爾茲伯里在1992年出版了專著《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索爾茲伯里曾多次訪問中國，並採訪過趙紫陽、楊尚昆、薄一波等，該書很多數字來自中共高層官員。在談到60年代初的飢荒時，該書引述中共公安部一位資深官員的估算，根據當時全國頒發的「領糧證」計算，有3千萬人餓死（後來再沒使用「領糧證」）。據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估算，「當時餓死的人數在4千3百萬到4千6百萬之間。」

        據金輝在上海大學文學院出版的《社會》月刊（1993年4、5月合刊號）發表的「三年自然災害的備忘錄」中的數字：「1959到1961年之間，全中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在4千零40萬至4千3百19萬之間。」

        金輝提出的4千3百19萬，是迄今學者估算的最高數字，由於金輝的數字是從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各年度人口總數、出生率、死亡率為基礎及調查推算得出，而且是在中國官方刊物上發表，因此比較引人注目（該雜誌因刊載此文隨後遭當局查禁）。

        四、中共建政第四期（1966至1980年）

        據上述黎安友所著《中國的民主》中的數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有300萬幹部被定錯，30萬被定罪（多數定為反革命）；該書引述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對南斯拉夫記者所說——「當時有約一億人受株連，佔中國人口的十分之一。」

        據《華盛頓郵報》記者邵德廉上述調查報道中引述的數字：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說文革死了100萬人。

        據上述索爾茲伯里的《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中的數字：1987年10月他在北京採訪中共高幹陳漢生時得知，在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陳伯達煽動講話后的1967年12月26日那天，僅在北京東部，就有8萬4千人被批鬥，其中2千9百53人被打死。陳漢生說，在文革十年中，有400萬人被迫害致死。僅在廣西，就有6萬7千5百多人被打死。在北京大興縣，1967年8月26日及隨後幾個星期，有125人被拖到街上批鬥，22戶全家被打死，300多人被迫害致死。

        據前述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中的數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餘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千餘人非正常死亡；13萬5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萬7千餘人，703萬餘人傷殘；7萬1千2百餘個家庭整個被毀。」

        按照上述數字，文革中的死亡人數在中共官方報告的（合計）210萬人到陳漢生估算的400萬人之間。。

        五、中共建政第五期（1989年及之後）

        「六四」屠殺中到底有多少人喪生，至今中國政府沒有公布。上述紀思道和伍潔芳合著的《中國覺醒了》談到「六四」死亡人數時說，根據北京一些醫生提供的信息，估算遇難者在400到800之間，幾千人受傷。紀思道對此感嘆說，即使按保守的400人估算，也超過整個19世紀中國政府所殺的抗議學生總數。紀思道書中引述美國國務院的數字是約3千人在六四事件中喪生。

        1996年出版的加拿大《環球郵報》（Globe and Mail）記者黃明珍（Jan Wong）的回憶錄《神州怨》（Red China Blues）中的數字：「在六四后的6月8日，我進入北京工人醫院，那裡的醫生說，太平間里堆積至少100具屍體，醫院又增加了一些冰櫃，每個能裝4具屍體，也都塞滿了，但仍不夠用。」

        1996年12月18日，美國參議院就天安門屠殺舉行聽證會，在會上做證的前《時代》周刊駐北京採訪主任艾克曼（David Aikman）說：一位合眾國際社記者在六四之後三天內，曾打電話給北京的幾家醫院詢問死亡人數，最多一家醫院說有323人死亡。

        1996年12月12日美國《田納西論壇報》（Tennessee Tribune）的社論引述國際紅十字會的估計說：「六四之夜，至少有3千7百人死亡。」

        1998年6月4日莫斯科出版的周報《絕密的說法》刊載了俄國著名東方問題專家達佛洛夫斯基談「六四事件」的文章。達佛洛夫斯基在1989年曾作為顧問陪同戈爾巴喬夫訪問北京。該文說，「根據當時蘇聯情報部門的估計，六四事件中死亡人數約3千多人。」

        1999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丁子霖已經具體調查到「六四受難者名單」有155名，還有65名傷殘者名單（《見證屠殺，尋求正義六四傷殘者和死難者家屬證詞》，紐約「中國人權」1999年6月出版）。

        「六四」屠殺之後，不僅有立即的處決，而且像以往一樣，每年中共都處決大批人，其處決的數量，超過全球其它國家處決的人數總和。

        六、對蒙古人的屠殺

        內蒙古、西藏和新疆這三個最重要的其它民族居住區，非正常死亡數字更被當局控制。近年則有一些數據出現，值得專項介紹。

        據解放軍軍事檢察院副檢察長、中央軍委法制局局長圖門（蒙古人，曾參與審理林彪、江青等大案）和中國藝術研究院學者祝東力合寫的《康生和「內人黨」冤案》一書引用1980年11月發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中的數字：「內蒙古自治區因內人黨等冤案，有34萬6千多人遭迫害，1萬6千2百22人被迫害致死。」該書舉例說，「1969年內蒙古圖克公社有2961人，被打成內人黨的就有926人，占懂事人的71%，被活活打死的有409人，嚴重傷殘270人。」（該書1995年底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隨後被當局查禁）。

        據旅居紐約的蒙古學者清格爾圖（Tsengelt Gonchigsuren）1999年撰寫的長達20頁的研究報告《中共對蒙古人的大屠殺》（Chinese Genocide Against Mongols）引述紐約人權組織「亞洲觀察」的數字，文革中，內蒙古有5萬多人被迫害致死。這個數字比上述中共官方數字高出三倍多。據清格爾圖的研究推算，在中共統治下，有15萬多蒙古人被迫害致死。

        七、對西藏人的屠殺

        1959年，因中共強行對西藏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而導致全西藏起義，起義遭嚴酷鎮壓。據前美國《新聞周刊》記者艾夫唐（John F. Avedon）1984年在倫敦出版的專著《雪域境外流亡記》（In Exile from the Land of Snows）引用藏人游擊隊在伏擊中繳獲的中共西藏軍區政治部編寫的《西藏狀況教育基本教材》中的數字：「1959年3月到10月間，解放軍消滅了西藏叛亂份子8萬7千人。」（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3月出版了該書中文版，但隨後被當局查禁、收繳。）

        據貝克爾《餓鬼》一書引用的已故第十世班禪喇嘛說法，1959年西藏人起義被鎮壓后，全西藏15%的人被逮捕（每個村子有8百到一千人被抓走），其中近一半死在獄中。該書說，當時西藏（不是中共後來劃分的「西藏自治區」，而是原有的西藏三區——康區、衛藏、安多）的總人口約340萬。班禪喇嘛所說的15%，就等於有51萬人被逮捕，其中25萬人死於獄中。

        1959年藏人起義被鎮壓后，接著就是60年代初的飢荒，藏人在監獄中死亡比例很大。《餓鬼》一書有專章談藏人在監獄中的死亡數字：「甘肅省甘南縣的一個寺廟，400名藏人僧侶被逮捕，僅100人倖存，其於都餓死在獄中；在關押藏人的監獄中，死亡率高達40-90%。」「在達賴喇嘛出生地安多（青海平安鎮），至少50%的人被餓死。在有100萬人口的四川省康定藏人自治州，40萬人死於飢餓。在四川的藏人，每5個藏人就有一個死於飢餓。在拉薩郊外的扎奇（Drapchi）監獄，1960年11月到1961年6月之間，1萬7千名被關押的藏人，有1萬4千人被餓死或迫害致死。」

        上述艾夫唐的《雪域境外流亡記》說：「據從甘肅省會蘭州北部的勞改營中倖存的人回憶，該地關押的7萬藏人，只有一半倖存。甘肅的另一所監獄酒鎮（譯音Jiuzhen）關押的706名藏人，超過一半餓死。青海省會西寧北部10個小時車路的Vebou勞改營，關押的3萬多藏人，其中1萬4千人餓死。」

        《餓鬼》引述中共民族事務委員會出版的《四十年的民族工作》一書的資料：官方人口普查顯示，從1953年到1964年，西藏人口從278萬，下降到250萬，下降率達10%。該書以同期內蒙人口從140萬增加到197萬（儘管也有飢荒死亡）的增長比例推算說，西藏人口在1959年高峰期應為340萬。但1964年人口普查結果，西藏人口不僅沒有增長，反而下降到250萬。這中間有90萬人「失蹤」。去掉1959年隨達賴喇嘛逃亡到印度的8萬藏人，那麼也有80萬人「消失」。1961年班禪喇嘛寫給毛澤東的萬言書，提到西藏人口時說當時有「300萬」。即使按300萬計算，也有50萬人「失蹤」，等於每6個西藏人中就有1人死於鎮壓或飢餓。

        達賴喇嘛1991年10月9日在美國耶魯大學演講時說：「自1950至1980年，藏人因飢餓、迫害和槍殺，死亡達120萬，佔全部西藏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中34萬人死於飢餓，86萬人死於迫害、槍殺。」

        八、對新疆維族人的屠殺

        1961年，新疆伊犁地區爆發了全民暴動。原烏魯木齊市文聯主席、「東土民族中心」執行主席阿不力克木（Abdulhekim）1999年5月底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市該組織總部接受我採訪時說，那場暴動起因是飢餓，「在新疆白城，當時就有6萬人被餓死。很多人都是在路上，爬著的狀態死的。」當幾千名飢餓的民眾聚集在伊寧市的伊犁州政府門外呼喊「要糧食」時，中共新疆軍區司令王震下令開槍。至今沒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死亡，有見證人說，大街上至少有幾百具屍體。隨後約有15到20萬當地人逃離新疆、湧進蘇聯境內。

        1997年2月，伊寧發生暴動。據「國際大赦」組織1999年4月發布的「新疆人權報告」當時有3到5千人被逮捕。有幾百人在一個放了水的結冰足球場被關押了幾個小時，一位後來逃到土耳其的伊寧市醫院女醫生，在伊斯坦布爾接受我採訪時說，「其中有4人凍死，200多人凍傷。」該報告說，「從1997至2001年，（這四年中）在新疆有210人被判死刑，其中190人被槍決。這些被判死刑和槍決的，絕大部份是維吾爾人。」該報告還列出新疆監獄中關押的200多名政治犯（有詳細個人資料）的名單。

        九、異常死亡人數可能多達8千萬

        自中共建政以來，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或由於飢餓致死？據上述夏威夷大學教授拉梅爾1991年出版的專著《中國的血腥世紀︰1900年以來的浩劫和大屠殺》（China's Bloody Century︰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00）中的研究推算︰毛澤東時代，中國共有4500萬人因異常原因死亡，其中2700萬人死於「飢荒」，1800萬人死於無產階級專政。

        據前述北京「朝華出版社」的《中國「左」禍》一書的數字：「自1949年至1992年，在中共發動的歷次運動中被迫害以及因飢餓原因死亡的人數約5千萬。」（該書使用了很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文獻史研究室等部門的原始資料。該書出版后即遭當局查禁）。

        據紐約大學「瑞瑪克研究所」（Remarque Institute）主任朱迪特（Tony Judt）1997年12月22日在《紐約時報》發表的文章「通向地獄的漫長之路」（The Longest Road to Hell）中的數字：「在共產中國，可能有6千5百萬人異常死亡。」

        據前述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中的數字：「中共建政后中國喪生的總人數，在4450萬到7200萬人之間。」

        據前述《華盛頓郵報》記者邵德廉的長篇調查報道「毛時代的大眾死亡」（據各方面調查研究的數字推算出）：「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中國因飢餓、迫害和槍殺而死亡的人數可能有8千萬或更多。」

        歷史將審判中共

        斯大林曾說，死一個人是悲劇，死一百萬是個數字。沒有比這句話更能代表共產黨對生命和屠殺的看法了。

        那種殘酷的共產主義者，永遠也不會把任何死亡數字和每一個具體的生命聯在一起。8千萬，是個多麼大的數字！它相當於近4個台灣，11個香港的人口；是整個二次世界大戰喪生人數的2倍半還多。雖然這個數字只是一個概況，但它和實際死亡人數相差不會太懸殊。

        除了那些永遠消失的生命之外，還有多少人成為終生殘廢，多少人精神失常，多少人荒廢了青春、年華。而那種殘酷的洗腦和非人的環境，更使幾乎所有在那塊土地上生活過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感染、發展了獸性的部份。那種對靈魂的扭曲，對人性的摧殘，更是永遠無法用數字統計和衡量的。

        面對這樣一個罪惡累累的政黨（且至今毫無任何悔意、更絕不向人民認罪、道歉，並且還在繼續屠殺！），那些期望它還能改革從善的人們，簡直是在做一個和共產主義同樣的美夢。

        對八千萬死者，歷史永不會忘記；對於中共的暴行，人類絕不會饒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