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投行：「度量中國」的新標尺

　　圍繞亞投行籌建的每一個時間節點所發生的故事、花絮乃至所呈現的感人細節，其實就是我們據實度量乃至丈量國家進步的一根標尺。

　　

　　亞投行的「基本法」——《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昨在北京順利簽署。亞投行57個意向創始國除菲律賓「臨陣缺席」外，全部參加了簽字儀式。這是亞投行籌建進程中又一里程碑事件，這也意味著亞投行有望在今年年底前如期成立並投入運營。

　　透過昨日所簽署的亞投行協定之主要內容，有以下若干關鍵看點值得解析一下。

　　股權結構安排意味深長

　　亞投行一期總股本安排1000億美元，截至昨日協定簽署前，各國認繳的總股本已超過981億美元。根據亞投行協定確立的股權結構，中方實占亞投行股權 30.34%，為第一大股東。第二至第五大股東依次為印度、俄羅斯、德國和韓國。在前五大股東中，中方股權數量，比第二至第五大股東股權總和（23.4%）還高出6.94個百分點，這意味著中方在亞投行「一股獨大」的股東地位，得到了其餘意向創始國的一致確認。

　　股權大小關乎決策權大小，決策權大小則主要體現為投票權大小。按國際上跨國多邊銀行的組建慣例，中方30.34%的股權可相應獲取大體同等的投票權。但為了體現團結共籌之誠意，中方對投票權作了適度削減。根據協定，中方實有投票權26.06%。由於亞投行重特大決策需要3/4以上票數才能獲得通過。這就意味著，中方 26.06%的實有投票權，其實就是由中方獨家行使針對可能出現「重特大錯誤決策」的否決權。適當度讓投票權但確保行使獨家否決權，乃中方統領亞投行股權安排的靈活、智慧加務實。

　　在現有國際性金融機構中，譬如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美國都擁有獨家否決權。美國否決權緣自以美元強權加軍事霸權所倚仗的美式強權政治。雖極不合理，可迫於美國淫威各國一度敢怒不敢言，但美國「金融霸權」眼下所面臨的不可遏制的勢微亦是不爭事實。中方在亞投行的獨家否決權緣自中國經濟的實有體量，共同發展的普世價值觀，以及由此不斷增值的國際威望，是完全可持續的。

　　在中方倡導下，亞投行籌建從起步就秉持開放包容理念，其股權結構安排向世界各國開放。不過，亞投行金融服務對象肯定得首先滿足亞洲域內各國，經中方與各意向創始國反覆友好協商，最終所確立的亞投行董事會12名成員，亞洲域內國家佔據9席、域外國家佔據3席。這在最大程度上確保了亞洲域內國家的整體「融資需求」，亦最大程度地避免了某些亞投行域外成員國，憑藉其「老牌金融帝國」的歷史地位，對亞投行經營決策可能出現的「倚老賣老」式的不當干預。

　　「度量中國」的新標尺

　　亞投行籌建之初，考慮到各種「不確定性」及各國對中方倡議的響應程度，以及美日等個別國家的攪局因素，主動提出願獨立提供亞投行千萬註冊資本金的一半。除此之外，考慮到當年世界銀行、IMF以及由美國當「董事長」、日本當「CEO」的亞開行籌建之初「應者寥寥」之局面，中方將亞投行意向創始國主要鎖定為亞洲域內國家，並進行針對性的經濟與外交攻勢。

　　去年10月，首批清一色為亞洲域內國家的22個意向創始成員國在北京簽署了《籌建亞投行備忘錄》。消息一經發布，不但有更多的亞洲域內國家主動要求成為意向創始國，而且還在其他各洲產生群體式響應的「共鳴潮」。最終，亞投行意向創始國增加為57個。

　　最具戲劇性也最值得細細玩味的是，G7成員國中的「老歐洲四巨頭」——英法德意」乃至澳洲的澳大利亞，都爭先恐後背棄美國的一再「好言相勸」，一頭扎進了亞投行之懷抱。如此一來，原本慮及美國臉色而暫時持等等看策略的更多國家，「大膽」接受了中方誠意相贈的「紅玫瑰」。

　　圍繞亞投行籌建的每一個時間節點所發生的故事、花絮乃至所呈現的感人細節，其實就是我們據實度量乃至丈量國家進步的一根標尺。

　　發揮關鍵撬杠作用

　　閱讀亞投行協定，並回眸此前籌建的「宗旨報道」，人們當可較清晰地看到，亞投行既不是多邊商業銀行，亦不是多邊扶貧銀行，也不同於多邊政策性開發銀行。它不以利潤最大化為經營目標，亦不能不適度贏利以確保自身的可持續，既然要追求微利，其運營必須按市場規則進行。

　　有了這一基礎定位，等於為亞投行植入了現代銀行的公司治理理念與結構。它將與絲路基金、金磚銀行、中非基金、乃至世界銀行、IMF、亞開行、歐洲復興銀行等進行廣泛的多邊「銀團合作」，並在合作中以「溫水煮青蛙」的方式，逐步改變並塑造出新的全球性金融規則和秩序。它其實並非只是一家銀行，而是一個超級的國際性融資大平台。以亞投行作為擔保母體，對亞洲域內外基礎設施及非基礎設施投資項目，它可直接融資、發行債券或提供融資擔保，它可牽頭成立各類公私募基建基金，可以牽頭提供金融租賃服務，也可以直接進入國際資本市場，參與有利可圖的股權投資或各類金融衍生品交易。由於它的第一大股東中國具有良好的國家信用，它是一根能融合各類金融資本跨國界、跨洲際舞動的超級「魔棒」。

　　鑒於「一帶一路」戰略的核心在「帶」而非「路」，即沿陸、海兩大絲綢之路梯次構建跨國界的工業城市群和產業園區經濟帶。通過「群」與「帶」之建設，輸出中方的剩餘產能、成套裝備、生產線，以及相配套的全套技術標準、工藝工裝及終身售後服務。因而，亞投行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政策性開發銀行和進出口銀行，亦有極具開發潛力的廣義金融合作空間。

　　若把亞投行這根關鍵撬杠使用好，它必能帶動更多的金融撬杠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超乎人們想象的建設資金。數十年後，亞投行將有可能作為中國力主重構世界政經新秩序，謀求共同發展的主要金融工具之一而載入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