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獨窮途末路 達賴哥哥自述被美國欺騙始末

藏獨窮途末路 達賴哥哥自述被美國欺騙始末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 　　一段時間以來西藏問題不斷升溫，美國國家憲法中心執行長羅森（Jeffrey Rosen）6月18日宣布達賴喇嘛獲美國頒發的自由獎章，並表示「達賴喇嘛注重自由、對話和寬容的理想」。幾天前的6月15日美國副國務卿休厄爾（Sarah Sewall）要求中方需要沒有預設條件的情況下與達賴及其代表恢復直接對話。美方認為，達賴喇嘛是真誠可信賴的，美方敦促中國抓住機會與達賴喇嘛對話，解決對西藏人民人身權利的限制等問題。
　　看似達賴喇嘛以及西藏問題仍然是美國拿來干涉中國內政的由頭話題。但對於北京來說，西藏問題以及達賴喇嘛的敏感性和威脅性已經大大降低，其重要性已經遠不如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前幾年那樣突出。從2014年奧巴馬倉促接見達賴喇嘛到2015年2月奧巴馬與達賴喇嘛遙相招呼、避免直接交流看，達賴喇嘛已無法對中美關係造成實質性的影響。
　　在流亡藏人眼中美國曾經是救世主，孤立無援的歲月里是華盛頓向流亡藏人提供了情報、武器、財政支持和必要的軍事訓練。
　　但在經歷過半個世紀的沉浮冷暖以後，達賴喇嘛的哥哥嘉樂頓珠出書披露了西藏流亡政府與美國的交往歷程，詳述了1956年後來自中情局的援助和欺騙， 他說「欺騙西藏人的不只是毛澤東，中情局也一樣。」 一生中最悔恨的事是與中情局發生聯繫。以下為摘編節選，以饗讀者。
　　華盛頓伸出橄欖枝
　　美國最初對西藏的示好始於1949年。解放軍贏得解放戰爭以後，美國就曾通過駐印度使館向拉薩表示願意援助西藏，當時閉塞而落後的拉薩噶廈並未理會這個示好舉動，然而美國並未就此放棄。1951年，被蔣介石扣在台灣的嘉樂頓珠通過給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寫信而得以離開台灣前往美國，當時他與十四世達賴共同的長兄土登晉美諾布（塔澤仁波切）已經居留美國長達數月，一個名為「美國自由亞洲委員會」的組織盛情邀請並周到接待了他。嘉樂頓珠同樣也與這個組織的主任艾維（James Ivy）見了面，談及當年的美國之行，嘉樂頓珠仍然表示「十分感謝這麼多善良的好心人的幫助。」
　　當時的嘉樂頓珠並不知道，這個後來改名叫做「亞洲基金」的組織事實上是剛成立不久的美國中情局的一個下屬機構。
　　1952年，嘉樂頓珠正式逃往印度，並再次致信杜魯門請求美國幫助西藏。據嘉樂頓珠回憶：「我的妻子幫助我給美國總統杜魯門寫了一封信，描述了西藏的政治情形、西藏人民的苦難和達賴喇嘛的困境。我希望美國施以援手。那是一封很短的信，只有兩三頁長。那時我們沒有索取過武器或者軍事援助，儘管當時在西藏已經出現了武力反抗。我們希望美國能夠運用它的影響力，勸說中國從西藏撤出他們的軍隊。那時候在很多人眼裡，美國是如此強大，無所不能。」
　　這封信從未收到任何回應，嘉樂頓珠的要求也從未獲得滿足，但美國以另一種方式回答了西藏。1954年，中情局第一次與嘉樂頓珠取得了聯繫。
　　「我的哥哥土登晉美諾布安排了我與中情局的第一次正式會面……1954年，中情局與他取得聯繫，並要求他把我介紹給中情局在印度的一些探員。當時不知身份的美國人經常到大吉嶺和噶倫堡來探訪我，想要知道西藏的情況，並對我表示美國對西藏的關切。但是他們從未提供任何實際幫助……我見到的美國人里一定有一些人來自中情局。」
　　來自中情局的援助和欺騙
　　「但直到1956年，中情局的邀請才開始變得更加實際，當時西藏的反抗運動已經如火如荼，中情局打算訓練一些自由戰士（指武裝反抗中共的藏人），使他們成為發報員和游擊隊員。」嘉樂頓珠回憶說，「霍斯金斯（John Hoskins，當時中情局在印度的負責人）希望我介紹幾個西藏戰士給他，我當然樂於從命。」

　　嘉樂頓珠（右）
　　中情局對西藏獨立武裝的訓練由此開始，美國一度要求達賴公開發表言論向美國求援，但在西藏方面告知要求不可能滿足以後，中情局也並未終止對西藏的支持。由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美國和印度關係的緊張，中情局為藏人設立的訓練基地最初選在印巴邊境西里古麗附近，巴基斯坦的一個廢舊機場上，而後轉移到尼泊爾木斯塘及美國科羅拉多等地。
　　獲得中情局訓練的戰士隨即被美國飛機空投進西藏，隨之空投進西藏的還有用於聯絡的無線電台以及必要的武器裝備。這些無線電消息經過中情局在印度的分支辦公室轉給華盛頓，成了華盛頓了解西藏情形的最重要渠道。1959年3月，達賴在拉薩動亂前夕匆忙決定逃離西藏，這一消息正是由經過中情局訓練的藏人戰士使用隨身攜帶的無線電台告知華盛頓以及新德里。
　　不過，嘉樂頓珠補充說，與中情局的一切合作都不曾告知達賴喇嘛。「達賴喇嘛從未參與到西藏鬥爭里任何有關中情局的決定中，美國政府也從未從他那裡得到任何請求。達賴喇嘛的宗教訓練禁止他允許使用暴力，而他仍在正式意義上在十七條協議的約束下行動，與中國人合作。」
　　而西藏給美國的不僅有關於西藏內部情形的消息。1961年，西藏抵抗武裝在西藏西部通往新疆的公路上伏擊了一輛解放軍卡車，截獲一批解放軍內部的活動公報。這些文件提及了當時蔓延全國的大飢荒、飢荒中軍隊及普通人面臨的巨大困難、解放軍內部矛盾、解放軍和民兵之間的衝突以及中國與蘇聯之間當時日益激化的矛盾。據嘉樂頓珠回憶，一部分報告當中還包含中國領導人對美國與台灣的估計。「然而，我們從未保有這些文件。它們立刻被送往了華盛頓中情局辦公室，我所保有的唯一一份文件是關於達賴喇嘛逃亡時被殺的西藏人人數。」
　　此外，1962年，在中印邊界戰爭爆發、中印關係惡化以後，印度參與到了與美國一起訓練藏人武裝的行動中來，「為了下一次與中國爆發戰爭做準備」。這使得接受訓練的藏人武裝數量驟然從數十人增加到數千人。1964年，印度情報部門、西藏流亡政府和中情局還曾共同組建過一個情報辦公室。這個機構的所有情報都來自藏人武裝定期伏擊軍車、監聽西藏境內的電話、電報和廣播所收集的信息，而分析得到的情報則由三方面共享。
　　然而，儘管付出了如此之多，但來自中情局的援助情況並不理想。「在西藏的抵抗運動當中，八支經過中情局訓練的隊伍被空投到反抗集中的地區。大多數被空投進藏的戰士都會隨後獲得同樣空投下去的由中情局供應的武器、彈藥、無線電台和其他軍用裝備，但中情局所提供的武器裝備比起中國無窮無盡的武器供應，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供應從未足夠過……山南地區兩萬五千戰士只獲得了大約七百支槍，安多地區的五千戰士大約獲得了五六百支步槍……大多數槍老舊而過時……中情局供應的所有裝備都不是美國產，他們不想留下美國涉入西藏事件的任何證據。軍事上，西藏抵抗武裝從未有過機會。」
　　「我仍然相信，如果中情局給我們足夠的武器，抵抗是有可能獲得機會的。如果我明白中情局的支持有多麼微薄，我不會送那些年輕人去訓練。毛澤東不是唯一一個欺騙了西藏人的人，中情局也同樣。」
　　「我一生最大的悔恨」
　　自1967年開始，嘉樂頓珠開始收到美國可能中斷援助的警告，最初的警告來自試圖與他接觸的蘇聯情報部門，隨後甚至連中情局工作人員也私下向他透露了類似消息。1969年，中情局在新德里的負責人格里姆斯雷（William Grimsley）正式通知了嘉樂頓珠，由於中美正在就發展外交關係進行談判，美國已經答應了中方有關切斷所有對達賴的支持的要求，因此，向西藏人提供的援助必須停止。
　　「那時的總統是尼克松，而基辛格是他的國家安全顧問。他們都對西藏一無所知，他們也對西藏漠不關心。」
　　失去了美國支持的藏人獨立武裝沒有支持太久，位於尼泊爾木斯塘的訓練基地以及武裝力量很快因缺乏物資和內部紛爭而解散。四十年後，嘉樂頓珠在回顧一生時說，與中情局合作是他一生犯下的最大的錯誤。
　　「終我一生，只有一件可堪悔恨之事：與中情局發生關聯。最初我真的相信，美國人想要幫助我們為獨立而戰，而最後我意識到，事情並非如此。這只是我的一廂情願。中情局的目標從來不是西藏的獨立，事實上，我不認為美國真的想要施以援手。他們只是想引起麻煩，用西藏人來製造中國和印度之間的誤解和不和。最終他們成功了，1962年的中印邊境戰爭是一場悲劇。」
　　「中情局的援助帶來了什麼好處？沒有多少。實際上，中情局只不過是訓練了一小部分人，然後在西藏空投了一小部分武器。他們送來的武器從來沒有充足過。如果美國真的想要幫助我們，他們完全可以做到向西藏人提供足夠的武器裝備，但戰士們從未獲得足夠供應。為此，我至今怨恨美國。」
　　「我們與中情局的合作惹惱了中國人，給了他們同時向抵抗武裝和普通西藏人民進行大規模鎮壓的借口。結果是，數萬西藏人因此而死。」
　　「我與中情局的關聯沉甸甸地壓在我心上，我已經保持了幾十年的沉默。但是現在，我必須說出真相。我們與中情局的合作是錯誤的。我們不應當收取中情局那些微薄的幫助。如果我們不與中情局合作，如果我們不貪圖中情局所給的那些有限的好處，中國人就不會有借口殺掉那麼多的西藏人。我們與中情局的合作導致了那麼多無辜者的死亡。他們殺死的不僅是我們的人民。他們也在試圖扼殺我們的文化。我與中情局一起完成的那些事，促成了西藏文化的徹底毀滅。這給我帶來了巨大痛苦，在許多年裡使我備受困擾。我不能忘卻這一切，我是有罪的。這是我最大的悔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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