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博弈 美國死守否決權 中國只好突圍

IMF博弈 美國死守否決權 中國只好突圍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正面臨著一場嚴峻的挑戰。

　　危機深重時刻的2010年， IMF達成了一項給予新興市場國家更多投票權的改革。按照這一改革方案，中國的投票權比例將由第6位升至第3位至6.07%，印度將從第11位升至第8位，巴西將提升4位至第10位。
　　但這一方案帶來的影響是，將可能影響到美國在IMF的否決權。目前，美國擁有IMF最大的投票權——16.7% 。應該說，奧巴馬政府在IMF改革中尚持開放態度，但是到了美國國會，這一改革方案卻被長期擱置。美國國會之所以和全球「作對」，除了美國國內的政黨內鬥，關鍵還是擔憂美國失卻IMF的否決權。這是戰後美國全球經貿領導權的象徵。
　　雖然後危機時代，美國率先走出危機泥潭，可是美國國會的漠然還是導致了中國因為失去耐心而突圍。
　　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被國際社會普遍認為是IMF改革停滯的結果。亞投行雖然遭遇美國和日本的杯葛，但西方聯盟，特別是「七國集團」（G7），從內部瓦解。伴隨著英國的加入，法德意等國接踵而入。以至於，美英特殊關係也趨於崩盤。直接的後果是，亞投行從窮國俱樂部變成了世界銀行（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的強勢競爭者。后兩者繁冗的程序以及資金資助的低效，根本滿足不了后危機時代亞洲對基礎設施建設的巨大需求。亞投行的成立，順時順勢，西方世界亦想通過這一機制分得一杯羹。
　　無論世界銀行還是IMF，雖說皆由美國主導，但另一基礎是歐洲國家。當歐洲國家也順勢支持亞投行時，亞投行也就從區域性的開發銀行變成了和世界銀行同樣的全球性開發機構。正因為如此，5月13日的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FT中文網）稱，亞投行的誕生為世界銀行（World Bank）寫好了訃告，並且隱晦地提出了一個問題：美國是否仍然有意且有能力領導全球經濟治理體系。
　　這固然是一家西方媒體的觀點，但也代表著西方普遍的態度--中國和其主導的亞投行，正在成為新的全球經濟領導者。這，深刻地改變了戰後全球的地緣政治和經濟形勢。
　　從長遠看，世界銀行不會「倒掉」且將和亞投行共存，中國作為世界銀行和亞投行的雙重成員身份，顯然要比美國和日本拒絕加入亞投行更聰明更理智。更要者，歐洲變成了現實主義的利益選擇者，「第三方」勢力亦將奧援中國成為美國那樣的新經濟領導者。
　　有趣的是，美國死守IMF否決權的立場和對這一機構改革冷漠的態度，催生了亞投行對世界銀行的擠壓和強勢競爭。但是IMF作為後危機時代的全球多邊架構功能並沒有降低，這得益於IMF的領導人拉加德在這一機構開放性的多邊主義的立場。對於2010年機制改革的支持，以及在歐洲金融政策上的持續加力。更要者，這個組織對於全球經濟「新平庸」的論斷，以及如何突破「新平庸」尋求國際合作的努力，一直讓人印象深刻。拉加德治下的IMF，沒有抱殘守缺和保守自持，而是堅持與時俱進的改革精神。
　　中國、印度和巴西等新興市場國家也希望在這個組織內發揮更大作用。他們期望擱置在美國國會的IMF擴權改革方案，能夠儘快通過美國國會的政治「審查」，以便使IMF更能體現后危機時代的全球經濟格局，讓更有實力的成員獲得和其實力相匹配的投票權。
　　奧巴馬政府也在等，而且對於國會的官僚主義頗為不滿，並將美國遭遇的亞投行挫折歸咎於國會山。但與此同時，奧巴馬政府也不期望IMF威脅到美國的投票權。如果美國在世界銀行和IMF同時失去更多話語權，將代表戰後美國經濟主導權的淪喪。也意味著一個舊時代的結束——作為傳統強權，對於這種挫折有明顯的焦慮和排斥。就此而言，美國死守IMF的否決權，預示著一種悲戚的邏輯--美國不甘心也不願意這麼輕易地與新興國家共享這個世界的權力。其實，這也是老舊帝國擺脫不了的宿命，人們依稀記得大清帝國的閉關自守和盲目自大，當然也包括帝國走向末日的悲劇。
　　美國依然是超級大國，要避免歷史上老舊帝國的覆轍，只有接受這個世界的新變化。據悉，即使美國死守自己的否決權，新興市場也會有新的應對方案，即繞過美國從歐洲國家取得一部分投票權。果如此，美國在IMF內或可保留否決權，但領導力和公信力則會大大降低。　　（作者察哈爾學會研究員，本文觀點不代表署名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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