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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國鋒7宗罪 葉帥痛哭自省鄧力群憶胡耀邦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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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三白 發表於 2015-4-16 01:30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華國鋒7宗罪 葉帥痛哭自省鄧力群憶胡耀邦上台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資歷深厚的鄧小平回到中共最高決策層與華國鋒展開權力鬥爭。鄧聯合陳雲、胡耀邦等指責華國鋒的「兩個凡是」是「極左路線錯誤」,華的權力也在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不斷削弱。

  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中共中央決定恢復中共中央書記處,胡耀邦任總書記,開始改變權力高度集中於華國鋒的格局。政治局擴大會議以後,很多人提出華不宜擔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9次會議,討論華國鋒過去四年的執政問題。會議最後決定,華不再主持中央工作,並決定將向六中全會建議:同意華辭去中央主席、軍委主席,選舉胡耀邦為中央主席,選舉鄧小平為軍委主席,華國鋒此後逐漸淡出最高權力核心。

  曾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主任的鄧力群,在個人回憶錄《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當中,記述了這次發生在1981年的中共最高層人士變動的大事件,據鄧力群披露,時值《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起草階段,對於逮捕「四人幫」以後的這段歷史,起草小組曾向全黨印發歷史決議的徵求意見,鄧力群在社科院、中直系統對於華國鋒有八點評價,其中七點是華國鋒的錯誤。之後經由李維漢逐漸向全黨擴散,「為後來解決華的問題,在政治上、思想上奠定了一個基礎。」而在11月開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曾經支持華國鋒的葉劍英公開自我批評,「眼淚唰唰地流下來,聲音都變了。」




  胡耀邦與華國鋒、葉劍英交談

  從1979年開始,社科院的事我就管得少了,主要在中辦工作。1980年2月,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恢復設書記處,作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領導下的經常工作機構。4月成立了書記處研究室,我擔任主任。1980年這一年,工作特別忙碌。

  葉帥國慶講話後起草《歷史決議》的工作提前

  起草《歷史決議》搞的時間很長,是這個時候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中共中央召開了一個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這時候,社會上,甚至是黨內也有個別同志,包括參加會議的也有少數人,思想理論比較混亂。社全上極少數人,利用解放思想、撥亂反正的機會,借解決「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知青回城問題、冤假錯案平反問題和一些經濟要求問題為由頭。煽動鬧事。一些人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散布懷疑以至否定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的領導和馬列主義一毛澤東思想的言論,成為股思潮。而黨內也有個別同志,包括參加理論務虛會的少數同志,不但不承認這種思潮的危險,甚至直接間接地在某種程度上給予支持。這樣,懷疑和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的領導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思潮蔓延和泛濫起來,煽動鬧事也愈演愈烈。在這樣的情況下,3月30日鄧小平同志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發表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對這股錯誤思潮進行了說理和批駁,強調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以後,情況有所好轉,但沒有根本解決問題。特別是在對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的評價上,意見分歧比較大。

  葉帥在國慶三十周年大會上發表了一篇精彩的講活。黨內外、國內外反映都很好。鄧小平說,有了國慶講話,歷史決議就好寫了,以講話為綱要,考慮具體化、深化。本來葉帥的講話是集中批判「四人幫」,關於「文革」 問題和毛澤東的錯誤問題只是在原則上分清了是非,具體的問題沒有明確說明,原準備放到幾年後再說。但葉帥講話后,議論紛紛,你想往後擺,做不到,人們不願意往後擺;因為這些問題不解決,心思就不定。各種觀點和想法都出來了,因此,工作只能提前了。就決定對建國以來的有關歷史問題做個決議。其中主要的問題就是「文革」與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問題。

  起草《歷史決議》的工作在葉帥國慶講話后,1979年1O月,就開始醞釀並組織隊伍了。起草工作由胡喬木負責。起草小組的組織、安排,同上下左右的聯繫、交流,都由我負責。

  鄧小平對《歷史決議》提出三條要求

  經過將近兩個月的工作,到1980年2月,起草組寫出了一份《決議提綱草稿》。小平同志看后,不太滿意。3月19日,他找耀邦、喬木和我幾個人談話,提出起草歷史決議的三條要求。他說:

  中心意思應該是三條。

  第一,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不僅是今天,而且今後,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對毛澤東同志、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黨內黨外和國內國外都很關心,不但全黨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們怎麼說。

  要寫毛澤東思想的歷史,毛澤東思想形成的過程。……現在這一次,要正確地評價毛澤東思想,科學地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就要把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內容。特別是今後還要繼續貫徹執行的內容,用比較概括的語言寫出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澤東同志是犯了錯誤的。在講到毛澤東同志、毛澤東思想的時候,要對這一時期的錯誤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

  第二,對建國三十年來歷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負責同志的功過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評價。

  第三,通過這個決議對過去的事情做個基本的總結。還是過去的話,這個總結宜粗不宜細。總結過去是為了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爭取在決議通過以後。黨內、人民中間思想得到明確,認識得到一致,歷史上重大問題的議論到此基本結束。最後,鄧小平同志強調:

  總的要求,或者說總的原則、總的指導思想,就是這麼三條。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的,還是第一條。

  這是一次關鍵性的講話。後來,鄧小平又找耀邦、喬木和我談了一次,提出了一個重要原則:講錯誤,不應該只講毛澤東同志,中央許多負責同志都有錯誤。……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只有一個人犯錯誤。從這以後,一直到《決議》通過之前,中央領導同志不論是同起草小組談話,還是在會上講話,都反反覆復強調要按照鄧小平提的三項基本要求辦。以後稿子又改了好多次。這個時候,小平同志的工作不像後來那麼忙,每次稿子送到他那裡,都看,都想,都提意見。大多把喬木和我找去,講他的意見。我把他的意見記下來,回來向起草小組的人傳達。有的還在書記處研究室傳達。每次傳達以後,都由衛建林幫助整理。前前後後,鄧小平發表意見有十五、六次,後來我整理成十一次,其他幾次或者不那麼重要,或者有相同的意見合併到一起了。後來,我整理的東西全部交給了中央文獻研究室,底子都沒留。編《鄧小平文選》時,選了其中的九次,有兩次沒選。

  《鄧選》未選的兩次談話

  《鄧選》未選的兩次談話,我查了一下,一次是1980 年8月1O日,小平同志找了胡耀邦和我,主要談了兩件事。一件是陸定一寫了一封信,建議「要作歷史問題的決議,需要把這些年來的路線鬥爭編一本書」,「不然,有些人將來要翻案的」。小平同志認為:「所謂有些人將來要翻案,無非是翻主席的案,只要我們把主席的功講夠了,講得合乎實際,我看翻也不容易翻,至於他的錯跌,太明顯了。對主席來說,缺點、錯誤畢竟是第二位的。有這句話就行。主席的功好講,比如在黨的建設上,主席就有很多的創造,從延安時期到進城以後,一直發生作用,是很見效的:延安整風時期,全黨的氣氛好得很,問題解決了,大家放下了包袱,保證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勝利。(我插話說:歷史問題決議這一稿中,毛澤東思想部分寫得比較充分,大概有一萬五千字)那好。(我又說:這一稿中對主席的錯誤也寫得比較厲害了)那不要緊,文字上、措詞上還可以琢磨嘛。比如我說:主席後期給我們帶來了許多不幸,用這樣的語氣就比較柔和。錯誤不只是主席一個人有我們這些人也有錯誤。」

  接著談了他對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稿的修改意見。

  另外一次是1981年3月9日,小平同志和我的談話。他說:

  送給我的歷史決議的歷史部分,看過了。總的講,決議稿對缺點錯誤講得多,成績講得少,鼓舞人們提高信心、提高勇氣的力量不夠。問題最大的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部分。現在稿子的調門不符合原先設想的方針。看完后,給人的印象是錯誤都是老人家一個人的,別人都對。我說過多次了,不能說成別人都對,只有一個人是錯誤的,這個人就是毛主席。歷史不是這樣的。這不符合實際。那時的錯誤,大家都有責任,主要是因為當時我們沒有經驗。「文化大革命」十年,錯誤寫得差不多了。應該承認,老人家還是看到了黨的缺點錯誤,還是想改正,但是他對情況估計錯了,採取的方法錯了,因而給黨和國家造成了嚴重的危害。中心是對老人家的評價問題,是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問題。錯誤講過分了,對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不恰當,國內人民不能接受,國際上也有相當一部分人不能接受。現在稿子是兩萬七千字,不要壓縮了,三萬字也可以。爭取早一點修改好,早一點召開六中全會。對歷史問題的評價定下來了,有了統一的認識,就可以集中精力向前看。

  鄧小平談怎樣處理「大躍進」的歷史

  《決議》稿中有一段寫關於「大躍進」的歷史。怎麼也寫不好。因為「大躍進」在人們的腦子裡是損失很大的,人們擺脫不了這個印象。寫來寫去,都是缺點或錯誤。有一次我和喬木說:盡講缺點,不寫成績,這段時期的歷史寫不好吧。喬木說:唉呀,不寫缺點通不過啊,造成這麼大危害,不寫,怎麼說服黨內外呢?應該承認,這段歷史確實難寫。後來總算勉強搞出來了一個稿子,但仍脫不出當初的基調。送到鄧小平同志那裡,他還是不滿意。後來,鄧給我們出了個主意:首先講成績。這十年取得了什麼成績,然後再講缺點、錯誤。這樣,稿子的面貌有了改觀,總算解決了問題。

  區分毛澤東晚年錯誤和毛澤東思想

  關於「文革」的危害和毛澤東的錯誤,更是一個大難題。在徵求意見時,有各種各樣的說法。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王若水的說法,他主張不要寫毛澤東思想了,只寫毛澤東的思想,這樣就可以既包括他正確的思想,也包括他錯誤的思想。後來,好不容易想到了應該把毛澤東的晚年錯誤和毛澤東思想區別開來的方法。毛澤東思想是正確的,而他晚年犯了錯誤,這個錯誤不但違反了馬列主義,而且也違反了他自己的一貫思想——毛澤東思想。怎麼出來一個「晚年錯誤」的說法呢?記得在一次討論《決議》草稿時,胡喬木根據鄧小平的幾次談話提出了一個方法:我們現在要把毛主席晚年這些思想上行動上的錯誤同毛澤東思想加以區別,加以對照,對毛澤東思想加以肯定,對毛主席晚年的錯誤的理論和實踐加以批判。喬木這樣一區分,這個關鍵的難題就迎刃而解了。在這一點上,周揚是不贊成的,我記不得他的原話了。

  陳雲的意見

  整個《決議》稿子出來后,在比較大的範圍內廣泛徵求意見。1980年1O月12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組織《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稿)討論的通知。隨通知發了《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決議(1980年10月供黨內高級幹部討論稿)》,要求15日前發到各省、市、自治區。中央辦公廳組織的這次討論開始時預定參加人數是4000人,實際參加的人數比原定的要多,加上當時在中央黨校學習的1500多名學員,大約有5600多人。但一般還是稱「四千人討論」。這次討論,從1O月中旬先後開始,持續了一個多月,到11月下旬結束。這是一次規模空前的大討論,是黨內民主的大發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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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沈三白 發表於 2015-4-16 01:30 | 顯示全部樓層
關於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仍然是討論的熱點,爭論的焦點。陳雲同志看了這個決議稿,發表了一個重要的意見。他認為關於解放前的那段沒幾句話,不行。他說:只講解放以後的毛澤東哪些正確、哪些錯誤,這怎麼能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呢?必須把歷史上——黨成立以後,毛澤東對黨所做的貢獻加以肯定,才能在這個問題上使人家看了以後信服。這樣,大家就會得出結論,毛澤東的歷史地位是自然形成的嘛,不是做文章的人寫的嘛。陳雲同志的意見把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的問題解決了。

  小平同志很同意這個意見。他把我找了去跟我說:前天我去看陳雲同志。陳雲同志對修改決議稿又提了兩條意見。一是專門寫一篇話,講講解放前黨的歷史,寫黨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寫,毛澤東同志的功績、貢獻就會概括得更全面,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據。二是建議中央提倡學習,主要是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重點是學習毛澤東同志的哲學著作。陳雲同志說,他學習毛澤東同志的哲學著作,受益很大。歷史決議中關於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貢獻,要寫得更豐富,更充實。結束語中也要加上提倡學習的意思。

  鄧小平同志要我把這個意見轉告起草小組。

  關於粉碎「四人幫」后的四年

  四千人討論的另一個熱點,是要求把粉碎「四人幫」以後四年這一段寫到《歷史決議》中去。這也是一個很費斟酌的問題。發給大家的稿子,關於這個問題只寫了6行100多字: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以來,特別是經過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和五中全會,我們黨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開闢了光明燦爛的新的歷史發展時期。對於這四年多來我們黨所取得的成就、存在的問題和面臨的任務,即將召開的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將做出詳盡的論述。

  其實,起草小組在9月下旬省、市、自治區書記座談會後,就對這四年做了一個基本總結,並且增加到《決議》草稿中了。1O月10日,胡喬木把新增的這一段送常委審閱。

  這一段的內容大致是:1976年1O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勝利,從危難中挽救了黨,挽救了革命,使我們的國家進入了新的歷史發展時期。從這時開始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兩年中,廣大幹部和群眾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各項革命和建設工作。揭發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罪行,清查他們的反革命幫派體系,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黨和國家組織的整頓,冤假錯案的平反,開始部分地進行。工農業生產得到比較快的恢復。教育科學文化工作也開始走向正常。黨內外同志越來越強烈地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但是遇到了嚴重的阻礙。這固然是由於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亂不容易在短期內消除,同時也由於當時擔任黨中央主席的華國鋒同志在指導思想上繼續犯了「左」的錯誤。華國鋒同志是由毛澤東同志在1976年「批鄧」運動中提議擔任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國務院總理的。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有功,以後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推行和遲遲不改正「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錯誤方針;阻礙 1978年開展的對撥亂反正具有重大意義的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拖延和阻撓恢復老幹部工作和平反歷史上冤假錯案(包括「天安門事件」)的進程;在繼續維護舊的個人崇拜的同時,還製造和接受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1977年8月召開的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揭批「四人幫」和動員全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方面起了積極作用。但是,由於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和華國鋒同志的錯誤的影響,這次大會沒有能夠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政策和口號,反而加以肯定。對經濟工作中的求成過急和其他一些「左」傾政策的繼續,華國鋒同志也負有責任。很明顯,由他來領導糾正黨內的「左」傾錯誤特別是恢復黨的優良傳統,是不可能的。

  這一段大概是一、二千字。提交給常委審批。七位常委除華國鋒外,都表示同意。華國鋒認為這段沒有經過常委會討論,不贊成加上。華國鋒還援引了毛澤東在七大上的做法,說七大隻總結抗日戰爭以前的經驗,抗戰以後的事不做結論,毛主席這樣做的理由是:抗戰還在進行中間,現在做結論還不是時候,要等到抗戰以後再做,因為是關於歷史問題的決議嘛。從這事來看,華國鋒這個人還是很敏感的。華國鋒雖只一個人,但他當時是黨中央主席。鄧小平和胡耀邦都說,既然華國鋒不贊成,這一段先不加,等到四千人討論之後,如果大家覺得需要加,再加上也不遲。因此,發給四千人的討論稿這一段只有6行。最後說:粉碎「四人幫」以後四年多的歷史,留待將來十二大做詳盡的論述。

  我們知道這段稿子的來龍去脈,所以,在向全黨印發歷史決議的徵求意見稿時,要大家發表意見:這一段寫好還是不寫好?

  徵求意見稿一發下去,我先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黨委常委會上作了一個發言,系統地講了一下粉碎「四人幫」以後,華哪些事做得不對,講了約半天。後來又在中辦黨委和中直機關工委講了一次,講了三個多小時。

  我在社科院、中直系統講的主要內容有八條。1,肯定粉碎「四人幫」的勝利,華國鋒同志有功。以下七條都是講他的錯誤:2,華國鋒同志從來不說「文化大革命」有什麼錯誤,毛澤東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理論、路線有什麼錯誤。3,直到1977年三月工作會議,華國鋒同志還繼續肯定1976年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4,堅持搞「兩個凡是」,實際上就是堅持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那套錯誤的理論、路線、政策。5,搞新的個人迷信。6,粉碎「四人幫」后,陸續解放了一大批幹部,這是做得好的,但是一些重大冤假錯案被壓下來,華國鋒同志沒有主動解決。7,1977年三月工作會議前後,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造成一批新的冤假錯案。8,在經濟工作中搞高指標。因此,我認為,粉碎「四人幫」以後四年,是應該在歷史問題決議中給予總結的。實事求是地分析三中全會以前黨的工作的成績和黨的路線的錯誤,高度評價三中全會在我黨歷史上的重要意義,肯定三中全會以後黨所重申和確立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都是完全必要的。

  李維漢同志聽說我有這麼一個發言,就叫他的秘書來找我,希望能把我講的意見提供給他所在的那個組。爾後,李維漢又把我的發言在他所在的組傳達了。這樣,華為什麼主張不寫,多數人為什麼主張寫,華在粉碎「四人幫」以後究竟有哪些做得不好,就傳得相當寬了。不過,地方上的同志可能還不知道。

  現在回過頭來看,我當時對華國鋒的評價,其中也有若干意見有欠公允。這樣說吧:為了拱倒一個人,不論是大人物,還是小人物,就把他的差錯統統列上,其中有些並不是政治原則上的問題,講一下也可以,但講得過於上綱了。

  經過全黨四千人的大討論,吸收上來的意見中,地方上贊成寫上這段歷史的也不少,故而把這段寫上了。這就成了後來決議的這個部分。應該講,這對於華能否繼續當黨的主席成為一個關鍵。在這個問題上,包括對華的評價,能夠得到多數人的同意,就為後來解決華的問題,在政治上、思想上奠定了一個基礎。

  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最高層人事更動

  從11月1O日起,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討論的一個重大問題是中共中央最高層的人事更動。這次會連續開了九次,開到12月5日。會議開得非常嚴肅,鄭重其事,對華做出評價,提出批評。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都發了言。發言的人個個都贊成華不能再當主席了,退下來,保留副主席職務。他自己也同意退下來。會議做出了決定,華不當主席,換成胡耀邦。

  我們列席會議的,沒有發言權,聽會。討論中涉及到《中央政治局會議通報》的一個提法(關於華國鋒從粉碎「四人幫」到1980年4年中前兩年工作中錯誤的提法),華表示了一點不同的意見,喬木同志就這個問題做了專門的發言。

  會上最動人最感人的是葉帥的發言。葉帥講,他一直是支持華國鋒同志的,英明領袖也是自己讓寫的社論。吳冷西、胡繩跟我講過,「毛辦」宣傳華,是葉的意思,不是汪東興的意思。葉帥在這次會上講,在毛主席去世之前,他對「文革」、「四人幫」和毛主席的一些做法有不同意見、不滿意,但那時投鼠忌器,你一批評「四人幫」,就免不了會影響到毛主席,這裡面包括別人對毛主席的看法,還包括毛主席對批評「四人幫」的人的看法,主席會認為:你們批「四人幫」,是因為我重用他們。所以那時特別有顧忌。主席臨終時,政治局的成員去告別,一個一個進去,一個一個出來。都見完了之後,主席還清醒,又示意葉帥進去。這時主席眼睛盯著葉帥,想說話,但說不出來了。葉帥講:我知道主席的意思,這是給我以重託,而華國鋒那時當了第一一副主席、代理主席了。正因為如此,主席逝世后,我把維護華國鋒同志,當作履行主席的臨終囑託。由此看來,我這個人有封建思想的殘餘,好心,但效果不好。說到這裡,葉帥的眼淚唰唰地流下來,聲音都變了,對自己做自我批評,動了感情啊!

  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形成一個中央文件,即1980年 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報》。這個通報對歷史決議的討論同解決人事變動的關係作了明確說明:「在討論《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討論稿)》的過程中,無論中央直屬機關、中央國家機關或軍隊系統,都有多數同志提出要對建國以來歷史的第四階段進行認真的總結,指出華國鋒同志在粉碎『四人幫』至1980年這四年特別是這四年的前兩年工作中一些重要錯誤,很多同志要求對他所擔負的職務進行調整。中央常委認真地考慮了這一問題,對華國鋒同志進行了批評和幫助,並認為改變他的現任職務是必要的。」最後中央政治局通過決議:向六中全會建議,同意華國鋒同志辭去中央主席、軍委主席的職務;向六中全會建議,選舉胡耀邦同志為中央委員會主席,鄧小平同志為軍委主席,在六中全會上繼續選舉華國鋒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到十二大,整個中央領導層都改變了。華的副主席去掉了,政治局委員都沒保留,只保留一個中央委員。這時中央組織機構有書記處,不設黨中央主席而改設總書記,胡耀邦當了總書記。

  鄧小平表示不考慮胡耀邦的新方案了

  到1981年2月上旬,經過反覆討論、修改,準備提交給六中全會討論的決議稿子搞出來了,篇幅壓縮到三萬七八千字,送中央常委審閱。

  胡耀邦同志看后認為這種思路不行,提出是不是由他也組織一個班子來起草一個決議稿子。此事報告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說:好嘛,兩個攤子,各搞各的嘛。胡耀邦於2月13日、17日兩次召集起草小組主要成員開會,提出修改《決議》的新方案。3月初形成一份鉛印的《口頭彙報提綱(草稿)》,決議的題目擬改為《關於建國以來的黨的若干歷史問題和歷史經驗的決議》。

  我即把耀邦同志的新方案報告小平同志和在外地休息的喬木同志。

  胡喬木同志不贊成這個方案,認為歷史決議既要總結經驗教訓,又要對歷史事件的是非作出判斷,按耀邦同志的這個方案,可能會寫成總結經驗的報告或宣傳鼓動的文章。

  鄧小平同志這時看過我們送呈的《決議草案》稿子,3月9日找我去談。主要內容前面已經說了。對胡耀邦提出的新方案,鄧小平表示:第二個方案不考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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