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靜與崔永元——公民科學碰撞專業規範（圖）

賈鶴鵬 發表於  2015-03-06 12:16

崔永元發布赴美調查轉基因的記錄片的一年後，柴靜帶著她全長103分鐘、自費100萬拍攝的霧霾調查紀錄片《穹頂之下》通過各大視頻網站強力復出。統計顯示，截止3月1日早9:00，各大視頻網站已經合計播放了9939萬次。 崔永元和柴靜兩人，都是以個體公民身份，為了公民的利益調查科學相關問題，完全符合「公民科學（citizen science)」與「公民記者」的定義。因此也有許多人將兩個作品並提。單從生產和傳播的方式上來說，這兩個調查紀錄片確實是很好的觀察中國的公民科學行為的切入點。不過，同是引發輿論熱贊的深度科技議題調查，引發的專業評價卻截然不同。 深入分析兩個作品，也能發現，兩者在科學態度上有著本質不同。 公民科學與公民記者 一般來說，西方的公民科學運動起步於科學傳播的民主活動。1985年英國皇家學會出版了具有廣泛影響的《公眾理解科學》報告，標誌著科學傳播成為一個獨立的實踐與學術領域。面對不斷增加的科學爭議，科技界決策者呼籲提升公眾理解科學的水平。但科學界這種由科學家來教育公眾理解科學的傳播模式，很快遭到了科學傳播界的顛覆。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公民科學得到了發展。不過，公民科學自從這個術語誕生之日起就產生了分歧。它既指代普通公眾以公眾利益而不是科學優先性的原則積極傳播和參與科學事務，也包括科學家為了維護科學界的利益而投身於公民運動；而在美國，公民科學更多指代「公眾參與研究」（public participation in scientific research）。

不論是哪一種公民科學，它們的共同點都是公眾出於自身的關切和喜好參與到科學進程中。它們也代表著公眾出於自身或公共利益對科學發展進行「平等」和正當的探詢。 站在公共利益角度探詢科學發展這一視角，又與公民記者的概念有了交集。「公民記者」指的是非專業記者出於公共利益進行的報道行為。實際上，由於在西方，涉及環境等科技議題已經成為基層民主政治的主要議題，所以公民記者的報道實踐也與環境科技議題有了緊密交融。

本文筆者最近剛剛與2014年普利策圖書獎的獲得者、調查新澤西地區上百年環境治理的《湯姆斯河》的作者Dan Fahn就公民記者的話題進行了交流，後者作為紐約大學教授和該大學環境科技報道項目的主任，認為公民記者更多指代那些超越於包括媒體在內的機構利益、為了探究涉及公共利益問題的真相而進行深入報道的人，不論後者是否為媒體工作。對於這些人而言，專業素質是最為重要的衡量標準。公民科學傳播與科學專業素質 柴靜和崔永元製作和傳播科技題材的專題片，當然可以看做是公民科學的一個典型案例——即某一類有資源、有能力、有專業知識的公民（及其背後的支持團隊）進行科學傳播的實踐案例。在《穹頂之下》一片中，柴靜以公民身份進行了PM2.5的測試，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稱之為公民參與研究。由於柴靜和《穹頂之下》的強大影響力，可以想見，今後科學研究的議程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這種公民科學的影響。 柴靜所為，不但普通公民做不到，絕大多數有資源、有能力甚至有專業知識的人可能都做不到，但其傳達出來的「位卑未敢忘憂國」的精神和理念是和公民科學傳播理念一致的。這也是柴靜在視頻中想要傳達的形象和身份。

然而，不論調查霧霾或轉基因的專題片影響有多大，不論柴靜和崔永元作為公眾人物可以調用的資源有幾多，要讓其行動產生建設性的影響，專業性是無法忽略的門檻。對於傳播或調查科技問題的公民記者而言，科學傳播的專業性尤為重要。而調查過程中所用的方法，甚至比調查得出的結論更為重要。 原因很簡單：探究自然或經濟社會真相的研究活動，本身已有公認的規律。這個規律與傳播力度大小並無關聯。只有順應這種規律，才能更加接近真相，也只有更好的利用這種規律，才能有助於研究行為，也才能產生更有價值的解決方案，或對政策的制定與實施產生良性影響。 在這一過程中，公民科學傳播或者說公民記者的科學調查要做的，不是破壞科研活動的這種規律，而應是在順應規律的情況下，調動更多的資源，拓展研究活動的廣度與深度，促進研究信息對公眾的透明化，支持研究的結果能進入到政策辯論或博弈過程。就這一點而言，柴靜的《穹頂之下》做得更加到位，而崔永元的轉基因調查則駛向了相反的方向。

這麼講，並不因為柴靜在《穹頂之下》中採訪到的院士和知名科學家數量遠超過崔永元的轉基因調查，也不因為柴靜應用了更多的數據和文獻。雖然這兩點相當重要，但更為重要的是它們背後所體現的專業性精神和操作手法。 辨析科學傳播專業性 那麼到底什麼是科學傳播的專業性呢？首先，這種專業性應該體現在對證據的不懈追求上。追求證據毫無疑問是大部分調查性傳播活動的原則，科學議題在這一點上則尤為重要。 在《穹頂之下》一片中，柴靜不論在揭示PM2.5的構成、展示霧霾的危害還是在探討其肇因上，都列舉了大量已發表的研究證據，，雖然瑕疵（諸如對抗霾對策）在所難免，但其主要結論仍然得到了在大量的質量較高的證據支持。 與之相比，崔永元的轉基因調查則主要援引了一些未經同行評議發表的對轉基因技術的指控。出於均衡的需要，該片也採訪了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教授馬丁娜•紐威爾—麥格勞林（Martina Newell-McGloughlin），遺憾的是，麥格勞林後來指出，自己的言論被「編輯」過，以及「被錯誤的翻譯了」。 在採用科學證據方面，援引發表證據非常重要，因為後者代表了科學共同體的認可。例如，《穹頂之下》中，柴靜援引了前中國衛生部部長陳竺發表在《柳葉刀》上的數據 來說明霧霾的健康危害。其對霧霾構成、能源結構與霧霾關係的探討等內容，雖然主要來自對科學家的直接採訪，但其背後無不以大量的發表文獻作為基礎。例如，如果用PM2.5和Beijing兩個主題詞檢索世界最權威的科學期刊資料庫Web of Science，立刻會得出數百篇專業論文。

　　

　　來源： Web of Science; 檢索日期：2015年3月3日 崔永元的調查也試圖採訪科學家，但其對轉基因危害的一個主要指控來自西華盛頓大學的退休物理教授Nancy Swanson，後者展示的美國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與腫瘤發病的相關曲線（這一點容后探討）並沒有經同行評議，也未被科學共同體認可。崔永元也採用了普渡大學退休教授Don Huber認為轉基因作物與不明植物病原體的出現有關，但這一發現同樣沒有發表文獻作為支撐。 當然，反對轉基因技術方的一個觀點就是，科學界已經被轉基因利益集團所「綁架」，揭示轉基因危害的研究受到打壓。但是，這個說法完全無視迄今為止，世界上沒有一個政府或正規科研機構做出轉基因有害的報告，其中包括在轉基因技術上非常審慎的歐洲各國政府。利益並非一致的所有政府機構和科學家，串通一氣來維護「轉基因利益集團」的「謊言」——這個推斷合理與否，讀者可以自己思考。

實際上，儘管經常可以見到媒體揭露一些科學不端行為，但這並不等同於科學不再可信，也不表明科學共同體在整體上被腐化了。科學家個體難免利益糾葛，但科學共同體的多樣性和內部制衡性仍然在保證其結論的無私性。以轉基因領域為例，轉基因育種重大專項固然帶來了大量的科研經費，但負責研究轉基因安全性的科學家同樣受到資助，他們有充分的動力來發現轉基因的「害處」。而科研課題組之間的競爭，也會揭示那些試圖造假矇騙的研究。 回到崔永元與柴靜的專題片中，專業性的另一個重要體現，在於符合邏輯和推理地運用證據。例如，柴靜出示的有關PM2.5來源的貢獻因子的研究，可以成為片中所建議的治霾解決方案的合理證據基礎，而崔永元在轉基因調查中出示的美國轉基因應用與腫瘤發病的相關曲線，則不能成為一個符合邏輯的證據。如崔永元展示的上述相關性曲線的同期，美國的有機食品種植量增速更大，有機食品與腫瘤發病的相關係數也很高，但我們同樣不能就此得出腫瘤發病率增長是因為有機作物種植增加 。

科學傳播的專業規範，還應該體現在一系列傳播內容生產的流程上。柴靜的腳本完成後，委託了公共衛生研究者、大氣研究者、能源研究者、環保研究者和包括果殼網編輯在內的多名科普人士審閱，以確保證據及表述無誤。與此相比，崔永元則對專業研究者展現出了十足的對抗性。例如，在其轉基因調查報道發布幾個月後，中國農業大學校長柯柄生認為該片專業性不足的表述，立刻遭到了崔永元的高調抗議。 公共利益、情感與專業精神的角力 但在另一方面，崔永元的對抗性與執著精神，恰恰使其得到了公眾的讚譽。實際上，柴靜的《穹頂之下》也體現了對治霾不作為的政府機構的抗訴。毫無疑問，這種以公共利益為依託的執著與抗議，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激發公眾的情感共鳴，為兩人的作品賦予了極高的道德使命感。 情感的宣洩，是否就與上述的科學傳播追求證據和邏輯的「冷靜」專業性形成了對立呢？《穹頂之下》利用科學話語的成功敘述表明這種對立或者不存在，或者可以消除。而崔永元的轉基因調查何以凸顯了這種對立呢？ 如果仔細對比《穹頂之下》和崔永元的轉基因調查，我們會發現，兩者在這方面的根本不同，在於情感宣洩的靶點完全不同。在《穹頂之下》中，柴靜因為孩子的病情而表達出強烈的情感，但隨即，這種情感被導入應用科學證據對現狀的調查和對政策不作為的抗議，在這裡，情感的指向不是對抗性的，反而為冰冷的科學數據增添了感召力。 反觀崔永元的轉基因調查則不同，不論是其對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麥格勞林教授的採訪，還是對美國食品與藥品管理局(FDA)發出的挑釁性採訪問題，還是其對各種體制外「科學家」信源的採用，無一不充斥著對主流科學體制和結論的對抗。

對於缺乏相關科學知識的受眾，這種對抗性自然也很有打動力，但這種對抗性無視科學共同體的研究結果，因而難以產生有價值的政策結果。 當然，細觀《穹頂之下》，我們也不難發現，該片自始至終貫穿了對「有義務沒權力」的政府環保部門的力挺，片中也處處可見得到了各級環保部門和環保領域知名科學家的支持。評論者也據此對《穹頂之下》提出批評。然而，公民科學傳播與中國現實權力結構的博弈，已經超出了本文的討論範圍。此處筆者只想指出，《穹頂之下》的這種政治正確性，並沒有與科學傳播的專業規範構成衝突。 總而言之，公共利益為公民科學傳播賦予了正當性，情感的表達為其增添了感召力，但只有當這些活動基於科學證據、遵守科學規範，它們才能在科學上和政策上都產生有價值的結果。 （編輯 游識猷）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金兼斌教授對本文提供了富有啟發的指導並亦有文字貢獻，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