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鵬日記披露：趙紫陽對胡耀邦毫無感情

李鵬日記披露：趙紫陽對胡耀邦毫無感情(圖)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
　　《李鵬六四日記》是李鵬以1989年4月15日至6月24日71天的日記為主線，並參考他的親筆工作記錄以及當時有關文獻、新聞報道而寫成的。在這本日記中，記錄了這71天李鵬對人對事的看法及其心路歷程。其中在1989年4月24日的日記中，李鵬說：「警衛局的同志反映，22日上午耀邦追悼會結束，下午趙紫陽就去郊區打高爾夫球。由此可見，他對耀邦同志是毫無感情而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本書竟然是已故趙紫陽政治秘書鮑彤的兒子鮑朴以一份據稱來自李鵬在六四事件期間的日記手稿成書的著作。本文摘自《李鵬六四日記》，作者鮑朴，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以下為原文部分摘錄。
　　

　　李鵬
　　胡耀邦逝世
　　4月15日
　　上午，參觀了舉世聞名的日本瀨戶大橋，之後，我們出席岡山縣知事為我們一行舉行的午宴。席間，外交部新聞司司長李肇星向我報告，說日本新聞社接到北京來的消息，胡耀邦同志已在今天清晨病逝。這個消息來得太突然，實在令人意外，難以相信。
　　胡耀邦是4月8日因心臟病突然發作住進北京醫院的。那天上午9時，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中共中央關於教育問題的決定》稿。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兼國家教委主任李鐵映作決定稿的說明。大約10時左右，李鐵映的說明尚未結束，耀邦突然臉色蒼白，呼吸不勻，雙手發抖。耀邦很吃力地站起來，對趙紫陽說，我很不舒服，請允許我退席。趙紫陽當即點頭，說「你回去吧」。耀邦離開座位，慢步向門廳走去，突然一下倒在地上。大家都知道耀邦有心臟病，這很可能是心絞痛的表現。當時，參加會議的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同志從隨身帶的保健盒中拿出兩粒硝酸甘油，由在場的工作人員給他服了。這時，中央保健處的牛福康處長和醫生們已趕到，初步判斷是心肌梗塞癥狀，病情十分危急。下午2時用救護車把他送到北京醫院。
　　4月9日上午，在醫生的允許下，我進入病房探望了耀邦同志，看上去他的精神還不錯。我們交談了十多分鐘。他很誠懇地對我說：「你當總理后辦事穩當，各方面反映不錯。」我勸他要安心治病，一定要與醫生配合好，不會有危險的。
　　事後我得知，事情就出在七天之後。第八天早晨，耀邦開始執意要下床大便，醫生不同意，仍在床上大便，但因用力過猛，造成心臟破裂，搶救無效而死亡。去世時間是8時25分，家屬、醫護、警衛人員都在場。
　　耀邦同志去世消息是一位隨我訪問日本共同社記者傳來的，我還不大相信。我立即讓外交部新聞司長李肇星打電話到北京核實。十多分鐘后，李肇星來報告，耀邦去世消息得到證實。宴會結束后，一出大廳，我被一大群中外記者包圍，記者問我對胡耀邦去世有何感受，有何評論。我極力壓制著內心的憂傷，說了一句話：「感到非常悲痛。」
　　4月16日
　　6時29分回到北京，姚依林和吳學謙同志來接。因耀邦同志的去世，北京有的大學不安寧，主要是北大。
　　一些學生張貼了小字報和大字報，在內容上有為胡耀邦鳴冤叫屈的，也有攻擊黨中央，甚至矛頭直接指向鄧小平同志的。在各大學中，北京大學這種現象要多一些。
　　中共中央已發表了胡耀邦同志逝世的訃告，對耀邦的評價是：「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我軍傑出的政治工作者，長期擔任黨的重要領導職務的卓越領導人，一生為黨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勛」。
　　我和耀邦同志工作關係甚好。在他擔任總書記期間，我曾多次陪同他到全國各地視察。1986年夏天我陪同他訪問過歐洲。他是一位品德高尚，對黨忠誠的好同志。他思想敏銳，辦事雷厲風行，對同志熱情，有許多優良品質。但在我們的交往中，我也發現，他有些想法脫離實際，感情容易衝動。他早年從事軍隊政治工作，建國以後長期主持青年團工作，因此不太熟悉經濟工作，但又經常對經濟工作作出批示，這也許是他致命的一個弱點。他從組織上和思想上對「文化大革命」撥亂髮正，平反冤假錯案，在幹部隊伍年輕化方面做了積極的開拓性工作，對黨和人民有重大貢獻。1986年六中全會討論精神文明文件時，耀邦對是否寫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態度不明朗，受到鄧小平同志批評。由於他對處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不夠堅定，導致1987年初學潮的發生而犯了錯誤。同年1月16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接受他辭去總書記職務的請求，由趙紫陽同志代理總書記。
　　4月17日
　　下午5時半，秘書送來一些簡報。看來北大鬧得比較凶，政法學院也有200餘人到天安門送花圈。
　　今天去參加了中共中央召開的民主黨派人士座談會，徵求他們對《中共中央關於教育發展和改革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稿的意見。趙紫陽同志主持了會議。小平同志在今年3月23日會見烏干達總統穆塞韋尼時說：「我們最大的失誤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發展不夠。」我認為，他們的發言不乏好的意見，但是，都沒有抓住小平同志講話的要害。而要害是，教育最大的失誤是政治思想教育薄弱。
　　今天的人民日報在頭版顯著位置，刊登了一幅大學生為悼念耀邦同志送花圈的照片，花圈安放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我心裡頓生疑問：這是為什麼？是不是人民日報要鼓勵學生們都到天安門廣場去送花圈。這使我想起1976年「『四·五』天安門事件」，廣大軍民為悼念周恩來總理逝世自發送花圈。那是為了糾正 「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針對「四人幫」倒行逆施而來的。現在黨中央和政府執行的是鄧小平同志制定的改革開放路線，是正確的，卓有成效的，有目共睹的，與 「四人幫」所作所為是截然不同的。我們的黨報為什麼要這樣引導，這樣做就等於煽動更多的學生去天安門廣場，其後果會造成社會秩序混亂。這件事引起了我的深思和警惕。
　　下午，秘書送來一批教育部、公安部和北京市的簡報，都是反映北京高校師生對耀邦逝世的態度。
　　北大有的學生反應相當強烈，政法學院有200餘人抬著花圈遊行到天安門廣場，說是看了人民日報才來的。10餘名外國駐華記者前來拍照、錄像和採訪。「美國之音」對學生遊行迅速作了報道。在北京已大有再度發生學潮之萌芽。
　　衝擊新華門
　　4月18日
　　上午9時，去紫陽同志處，談學生上街問題。我主張應有一個明確的態度。紫陽同志認為，目前只能正面引導和勸說，只要不搞打砸搶，就不激化矛盾。
　　中午，還找了楊尚昆同志。他認為在開追悼會前只好如此（不能不允許悼念活動）。
　　晚上，我和大琳到耀邦同志家小靈堂悼念。李昭希望耀邦的骨灰撒在共青城。希望將靈堂開放兩天，讓群眾瞻仰遺容。可不開追悼會，理由是怕老同志出意外。我表示，開追悼會已昭告天下，如果不開恐怕造成更壞的影響。
　　學生開會的口號矛頭針對鄧，也涉及趙、李，中心是對八六年反自由化重新作出結論。
　　數千人深夜衝擊新華門，這是建國以來從未發生過的。
　　上午9時，幾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去趙紫陽同志辦公室，討論對學生上街遊行，悼念耀邦同志的問題。我主張中央應該對這類活動有一個明確的態度，應該通過加強思想工作，引導和制止學生這種自發的悼念活動，以避免出現社會的動蕩。我特彆強調，現在中國正處於治理整頓時期，經濟上有困難，群眾也有不滿情緒，學生問題如果處理不當，還可能引發其它社會矛盾。
　　趙紫陽通知說，中央已決定耀邦治喪辦公室由喬石、溫家寶主持。我提出，由於治喪活動與高校學生有關，建議國家教委主任李鐵映也參加治喪工作，以便統一協調有關悼念活動的事宜。趙紫陽同意李鐵映同志參加治喪工作，但是對於學生自發的悼念活動加以引導和制止的問題，並沒有接受我的意見。趙紫陽說：「只要學生不搞打砸搶，我們就不要管，以免激化矛盾。」趙紫陽大有放任其自流的味道。這就表明，從悼念活動一開始，我和趙紫陽在處理學生遊行的問題上就存在分歧。
　　

開完會後，我到姚依林副總理辦公室，向他了解在我訪問日本期間國務院工作情況。我們還對由於耀邦同志逝世所產生的問題和形勢交換了意見。我們兩人的看法一致，認為學生正在醞釀一次新的大規模學潮。
　　我找李鐵映和國務院秘書長羅干來談話，要求他們密切注視悼念活動中社會上特別是高校學生的動態。
　　我還到國家主席、軍委常務副主席楊尚昆的辦公室，商量如何才能處理好學生上街遊行問題。楊尚昆說，對學生的行動要提高警惕，但為了緩和矛盾，在開追悼會前，允許學生搞一些合法的悼念活動。
　　晚上，我和朱琳到胡耀邦同志家裡。在小靈堂向耀邦同志表示深切悼念。回憶往事，歷歷在目，悲痛之情，難以言表。我不禁熱淚泣下，向耀邦同志遺像深深地鞠躬以致哀悼。耀邦夫人李昭同志提出只要公開瞻仰遺容，也可以不開追悼會。她要我把家屬意見向中央轉達。我思量，這不是一個好主意，讓群眾瞻仰耀邦遺容，勢必在社會上引起更大的混亂，給那些企圖利用耀邦逝世的機會製造混亂的人以可乘之機。
　　耀邦一生忠於黨，忠於人民，顧全大局，若他在天之靈有知，我深信他也不會同意家屬這一要求的。黨中央4月15日發表的治喪公告中已明確宣布，在人民大會堂為耀邦舉行追悼會，並同時向遺體告別。我不得不對李昭通知說：你們的要求，我將報告中央，但是，我認為，為耀邦舉行隆重的追悼會，中央已昭告天下，這體現了黨中央和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對他的哀悼和尊敬。不開追悼會，勢必產生極為不好的影響，恐怕難以改變。
　　今天到天安門廣場進行悼念活動的學生不斷增加，已達到3000餘人。學生喊的口號矛頭針對鄧小平同志，也針對到趙紫陽和我。中心一條是要求中央對1986 年反自由化決定導致耀邦下台一事重新作出結論。有的學生頭頭公開提出要為耀邦平反。悼念遊行活動的政治目的已經十分清楚了。到晚上23時，有人帶領近千名學生和其它社會閑散人員涌到中南海新華門前聚眾鬧事。
　　次日清晨零時20分，又有一群遊行者抬著三個花圈向新華門衝擊，被執勤的警衛人員制止，未能進入中南海。這是建國以來從未發生過的。凌晨4時20分，北京市人民政府在新華門發布了通告，說衝擊黨政機關是違法的，是不允許的。廣播后，聚集在新華門前的人群逐漸散去。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中南海是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所在地，新華門是國家的儀門。就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間，社會混亂到那種程度，也沒有人敢衝擊新華門。
　　關於「跪交請願書」
　　4月23日
　　上午11時，李鐵映同志來電話告訴我，在學生中廣為流傳一則謠言，說追悼會期間李鵬總理拒絕接見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代表。三位學生代表拿著請願書，跪在大會堂東門外的階梯上請求李鵬出來與學生見面，長達3小時之久，始終也不為李鵬理睬，因此學生情緒激動，醞釀明天罷課，以示抗議。由於我在追悼會後就離開大會堂，對那裡所發生的事並不知道。我請鐵映同志把這件事經過查清楚，再商量對策。鐵映說，他剛才也給趙紫陽打過電話，認為學潮正在升級，矛盾直指鄧小平同志，形勢緊迫，希望趙紫陽同志組持召開常委會，聽一次彙報，決定對策。但趙紫陽告他，已委託李鵬主持常委工作，他下午走，沒有空，你們有事向李鵬彙報吧。很明顯，趙紫陽已經把這個「爛攤子」推給我了，不知居心何在。我才到中央工作不久，自知能力有限，但我又是一名共產黨員，在黨和國家危難之時，也只好挑起重擔了。
　　李錫銘同志也來電話，他說他剛給趙紫陽打電話，說李鵬很難應付當前的混亂局面。在全國這樣緊急的狀態下，作為黨的第一把手，應推遲出國訪問，但也遭到趙紫陽的拒絕。錫銘與我在電力系統共事多年，對我不能說不了解。我本一介書生，技術型幹部，如何能應付如此錯綜複雜的政治局面。我從內心裡十分贊成錫銘的建議，但他也說服不了趙紫陽。
　　下午1時半，錫銘把北京五所重點大學的校長，黨委書記帶來了，他們是清華，北大，師大，人大和鋼院的領導。我請喬石，胡啟立，李鐵映同志一起聽彙報。他們反映學生的意見，集中到一點，就是李鵬總理為什麼拒絕接見天安門廣場的學生代表呈交請願書？據彙報，請願書共有七條要求，中心一條是要為耀邦平反。學生代表稱，治喪辦一位工作人員曾告訴學生，說李鵬總理已答應出來見學生，但等了幾個小時，李鵬也不出來，因而激起群情激奮。
　　經過核實，事情是這樣的：喬石同志當時在人民大會堂主持治喪事宜，得知學生要遞請願書時，就指示治喪小組派工作人員出去接受學生的請願書。在這個時候，我早已離開人民大會堂，回到中南海辦公室了。治喪辦的工作人員沒有說過，也不可能說李鵬總理答應出來見學生。
　　在會上，這件事已澄清了，我要求各校領導回去給學生做工作。幾位學校領導認為他們回校可以對學生做工作，但由他們去講缺乏說服力。因此，他們提出要在報上公開發表一個消息澄清這一謠傳。我同意由北京市政府發言人出面，發表一個談話對這件事加以澄清。李錫銘講，現在有點像「文革」開始的樣子，市委和學校領導心中都沒有底，有人傳說中央有黑手，想借學生鬧事打倒誰，現在看，目標可能集中到李鵬總理身上。
　　彙報會結束后，我和喬石同志商量，以趙紫陽剛走時說的三條原則為內容，發一篇《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並由中央向各地發一電報通知，提出處理當前學潮的三條原則，強調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做好學生工作，維持社會正常秩序，堅決制止一切打砸搶不法行為。
　　下午4時20分，我到北京火車站去歡送趙紫陽出訪。看來，他並不歡迎我的到來。他說，不是簡化禮賓規格嗎，你這一來就破格了。我說，破一次格也值得，現在社會上傳聞多得很，不少人說中央內部不團結嗎，今天我來送你，可以顯示中央的團結。他聽后也未置可否。
　　形勢在不斷變化，紫陽一走，這副擔子就落在我肩上。我對目前發生的事很警惕。「文化大革命」中工人不做工，農民不種田，學生不上課，整整亂了十年，人民吃盡了苦頭，國家遭受災難，不能讓這種悲劇重演。但我對如何處理當前的混亂，也苦於沒有辦法。在這時，尚昆同志建議我主動找小平同志請示，他也一同去。
　　晚上12時，錫銘同志報來北京市政府發言人關於澄清「總理據見遞交請願書的學生代表」謠傳的談話稿。但是錫銘認為北京市政府發言人權威不夠，要求由新華社發通稿。錫銘講的有一定道理。因為追悼會是中央主持的，謠傳學生是向總理請願，有北京市來做說明顯然不合適。何況這篇談話稿就事論事，也缺乏說服力，可能產生相反效果。我和錫銘商量，一致同意，此稿不發了。
　　晚上，我在批閱大批文件和簡報的同時，不斷接到公安，安全，教委負責人關於各地學生動態的電話，電報。處理完這些事，已過深夜12時。我靜靜地陷入沉思，不僅向自己提出兩個令人費解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趙紫陽說他最敬重鄧小平同志，對鄧的指示從來不折不扣加以執行，為什麼在這次學潮中，卻反其道而行之。就在3月4日，鄧小平和趙紫陽談話說： 「我們搞四化，搞改革開放，關鍵是穩定」、「中國不能允許隨便遊行示威」、「如果天天遊行，什麼事也不要幹了」、「中國不允許亂。」這是針對國際上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如波蘭，匈牙利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搞政治多元化，出現社會動亂，以及在中國西藏拉薩發生民族分裂分子騷亂事件講的。鄧小平言猶在耳，但趙紫陽對目前的學潮，事實上是抱以縱容的態度。
　　第二個問題，學生為什麼非要向我遞交請願書，而不是向趙紫陽遞交？學生請願書的中心意思是要求重新評價耀邦同志，為自由平反，這本來應向總書記提的有關黨務方面的問題，耀邦在政府中並沒有職務，為什麼向政府總理提出。我判斷，讓學生向總理遞交請願書，事前是有預謀的，他們把鬥爭的目標對準我，把我推到第一線。對「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這一套慣用的手法，我太熟悉了。那時，造反派總是先把領導人引出來，公開亮相，然後再借群總的力量把領導人搞臭。
　　4月24日
　　「美國之音」不厭其煩地反覆廣播北京學生為抗議警察「施暴」而舉行罷課，目的是給政府施加壓力，要求民主自由的消息，大有給學生打氣之意。日本產經新聞也為之吶喊，說什麼這是「群眾性反體制運動」，在東歐捷克、匈牙利發生過，在中國尚屬首次。在國內也有一些新聞媒體大加渲染，如科技日報登載《風一程，雨一程，壯歌送君行》，讚揚學生在追悼會前後，在天安門廣場鬧事的長篇報道。
　　中央給各地黨委的電報已於昨天發出，人民日報也寫了一篇評論員文章，題目是《化悲痛為力量》，其中指出「如果社會動蕩，秩序混亂，就會給少數惟恐天下不亂的人以可乘之機，危害四化建設的大局」。但是中央所有這些措施都跟不上形勢了。事態發展很快，今天有34所大學6萬餘學生罷課。有的學生佔領學校廣播室，有的奪了學生會的權，有的要搞大串聯，仿照波蘭「團結工會」那樣，成立「團結學生會」，街上也出現了大批小字報。
　　上午，我分別找依林、萬里、宋平同志談了對當前形勢的估計，徵求他們對處理學潮的意見。他們都同意昨天中央採取的三條措施。萬里同志是老北京，曾長期擔任北京市委副書記、常務副市長。他主動表示願意找北京市領導同志做工作，讓他們消除顧慮，大膽向學生做工作。
　　下午5時，萬里同志打電話來，說北京市領導反映，形勢非常嚴峻，中央態度不明朗，他們很難工作。萬里建議立刻召開常委會討論對策。我同意了萬里同志的建議，決定晚8時開常委碰頭會，擴大到有關同志參加。
　　晚8時召開的常委碰頭會是一次關鍵的會議。參加的同志有常委喬石、胡啟立、姚依林同志，列席常委會的有楊尚昆、萬里，還有書記處的芮杏文、閻明復、溫家寶、政治局委員田紀雲、李錫銘、宋平、丁關根同志，有關部門的負責人也參加了會議。在討論中，大家一致認為當前局勢嚴峻。首先在北京繼而波及到全國的學潮，實際上背後有人操縱，煽動鬧事，這是一場有組織有計劃的旨在打倒共產黨的政治鬥爭。中央必須旗幟鮮明地採取得力措施，加以制止。方針是首先穩住北京，進而穩住全國。李錫銘在會上表示，只要中央態度明朗，北京市委有把握把群眾發動起來，挽回局勢。在討論中，我提出三個可供選擇的方案：一是人民日報發一篇有分量的社論，傳達今天常委碰頭會議的精神；二是由黨中央和國務院聯合向全國各省市發一通知；三是在北京召開黨政軍幹部動員大會，傳達今天會議精神。經過討論，大家認為可先發一篇有分量的社論。會議還通過由喬石、胡啟立、李鐵映三位同志組成的處理學潮的領導小組，負責在第一線處理學潮。散會時已是晚上11 時半。
　　我接到小平同志秘書王瑞林打來的電話，明天上午10時小平同志約我和尚昆到他家去談話。
　　警衛局的同志反映，22日上午耀邦追悼會結束，下午趙紫陽就去郊區打高爾夫球。由此可見，他對耀邦同志是毫無感情而言。對全國亂鬨哄的局勢，他卻一走了之，令人不可思議，也發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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