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中共古田會議 朱德與毛澤東爭權之役

史海：中共古田會議 朱德與毛澤東爭權之役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
　　朱德與毛澤東自井岡山會師后，在對紅四軍領導權上曾經出現過分歧與爭議，史稱朱毛之爭。朱毛之爭以羅福嶂會議為導火索，至古田會議結束。結果毛澤東取得了勝利，確立對中央紅軍的領導地位，其「黨領導一切」的建軍思想成為整個紅軍，乃至其後所有中共軍隊的建軍綱領，使得中共確立了對武裝力量的絕對掌控，為中共此後的軍事勝利打下基礎。同時，毛澤東也成為中央紅軍唯一的領袖，走上了成為中共領袖之路。廣東海洋大學思想政治理論部副教授竇春芳與教授苗體君共同撰文，披露這段中共軍史上最具影響力的爭權事件，揭秘毛澤東獨掌黨政軍大權始末。
　　

　　1946年3月4日，轉戰陝北前夕，毛澤東與周恩來、朱德在延安機場合影
　　一、朱德「出擊贛南」與毛澤東「鞏固井岡山根據地」之爭
　　1927年10月，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到井岡山，創建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開始了「工農武裝割據」。1928 年4月，朱德、陳毅等率領南昌起義保存下來的部隊轉到井岡山，與毛澤東領導的部隊會師，組成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同年6月4日，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改稱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由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陳毅任政治部主任。從此以後，紅四軍的機構設置雖然時有變化，但決策領導層里始終離不開毛澤東、朱德、陳毅三人。
　　1928年12月，彭德懷、滕代遠率領平江起義的紅五軍一部也來到井岡山，井岡山聲威更大。對此，1929年1月1日， 蔣介石任命已兩次參與組織向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會剿」 的第35軍軍長何健為總指揮，調集湘贛「兩省共6個旅18個團，分五路向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發動『會剿』。」一時間井岡山處境危急。為了打破敵人的軍事進攻和經濟封鎖， 1929年1月4日，紅四軍黨代表、前委書記毛澤東，在寧岡縣柏路村主持召開前委、湘贛邊特委、紅四軍軍委、紅五軍軍委聯席會議，研究粉碎國民黨軍隊進攻的對策。
　　此前，毛澤東與朱德在許多問題上就各自有各自的主張，毛澤東認為「井岡山地勢險峻，易守難攻，主張鞏固井岡山根據地、建設湘贛邊區，敵來則集中對付敵人，敵去則分兵發動群眾，根據地的擴大採取波浪式的發展。」朱德則認為「井岡山位於湘江和贛江之間的狹長地區，東西兩條大江無法徒涉，在南北方向又難以發展，在軍事上井岡山缺乏迴旋的餘地，主張紅軍應該遠道進行大規模游擊戰爭。」為此，毛澤東與朱德常常爭論不休，彼此都說服不了對方。朱德認為毛澤東的主張是「保守主義」，毛澤東則認為朱德的主張是「游擊主義」。在寧岡縣柏路村主持召開前委、湘贛邊特委、紅四軍軍委、紅五軍軍委聯席會議，針對敵人大規模的第三次「會剿」，採用毛澤東的「保守主義」還是朱德的 「游擊主義」方針成了大會爭論的焦點，而出席會議的人員也都一時拿不定主意。
　　柏路會議上，陳毅「提出了『圍魏救趙』的辦法」， 並被大會採納。陳毅分析毛澤東、朱德的建議后，認為井岡山地勢險要，易守難攻，是一個難得的好地方。但井岡山人口不滿兩千，產谷不滿萬擔，加上國民黨軍隊對井岡山已經進行了兩次『進剿』，同時還對井岡山進行經濟封鎖，井岡山軍民的生活極端困難，如果紅軍不分出一部進行遠地游擊，引開敵人，不僅很難打破敵人第三次『會剿』，同時也很難解決井岡山面臨的經濟困境。最終柏路會議採納了陳毅的意見，決定由彭德懷的紅五軍改編的紅四軍第30團和袁文才、王佐的第32 團留守井岡山，部隊統歸彭德懷、滕代遠指揮，由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第28團、第31團及軍直屬隊出擊贛南，實施外線作戰，以此引開部分敵軍對井岡山的圍攻，並打破國民黨對井岡山的經濟封鎖。
　　二、毛澤東的「集權」與朱德的「分權」 之爭
　　1929年1月14日黎明，「陳毅與朱德、毛澤東一起，率紅四軍主力3600餘人」離開井岡山，當晚，在大汾就殲滅守敵一個營，隨後就日夜兼程向大余縣城進發。而當時的大余縣城並無敵軍設防，所以紅軍不費一彈就佔領這座縣城。但當時的「大余縣畢竟沒有共產黨的組織、沒有群眾革命鬥爭基礎的地方，贛敵李文彬旅悄悄逼近大余城時，就沒有人來向紅軍報信。」就這樣贛軍李文彬旅一舉就攻破了林彪率領的紅28團警戒陣地，緊急時刻，正在開連以上幹部會的毛澤東、朱德率軍部少數人向城南轉移。這一仗，紅四軍犧牲了兩個營長、一個團黨代表，部隊撤到廣東北部的南雄縣，為了擺脫追兵，紅四軍主力日夜行軍， 因為沿途沒有黨組織，群眾不了解紅軍，孤軍作戰，這期間連軍部都差點險遭覆滅，朱德的妻子伍若蘭受傷后被俘，最後英勇犧牲，毛澤東的弟弟毛澤覃也腿部中彈。陳毅在突圍中被敵人抓住了大衣，他「把大衣向後一拋正好罩住敵人的腦袋，自己快步脫身。」毛澤東稱這一時期，是紅四軍成立以來最困苦的時期。
　　當時，部隊在給養、宿營上都有很多困難，不少人認為應該把部隊分成兩個有獨立機動作戰能力的單位。根據大家的意見，於是準備將紅四軍所屬部隊改編為第一、第三兩個縱隊，一縱隊由28團、特務營編成，黨代表是陳毅，縱隊長林彪。三縱隊由31團編成，黨代表蔡協民，縱隊長伍中豪。朱德、毛澤東分別率一、三縱隊行動。但「毛澤東不同意立即分兵，認為分兵活動容易遭敵人各個擊破」為此，在羅福嶂前委會議上毛澤東、朱德二人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爭論最終也沒有任何結果。幾天後，3600人的部隊連吃飯都很困難，行動時目標很大，恰逢隆冬，冰天雪地，而紅軍還身著單衣行軍，所以不少幹部強烈要求分兵活動，在前委擴大會上，毛澤東把多數人提出的分兵的意見「就壓下不予討論」，由此在部隊中引起了許多人的不滿。
　　當時紅四軍最高權力機構是前敵委員會，也稱前線委員會，簡稱「前委」，前委也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革命戰爭時期，為組織領導某一地區武裝起義或組織指揮重大戰役而設立的黨的高級領導機關。1927年年 8月18日，中共湖南省委按照黨的「八七」會議精神，決定由毛澤東、盧德銘等組成前敵委員會，毛澤東任書記，組織領導秋收起義。紅四軍成立后，再次成立紅四軍前敵委員會，由毛澤東擔任書記。1928年6月4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來信，信中認為前敵委員會應當設立，但又指示紅四軍「前委組織軍事委員會（即軍委），以朱德為書記，陳毅為士兵委員會秘書長」。面對部隊中因分兵引起的不滿情緒，毛澤東以前委書記的名義提出，由朱德任書記的紅四軍軍委暫時停止辦公，軍委機關改為政治部，並由紅四軍黨代表毛澤東來兼政治部主任一職。就這樣，「前委書記、黨代表、政治部主任都由毛澤東一人兼任，黨權、軍權、政權、人權以至財權，都具體地集中到了毛澤東一人手裡。」有了這些權力后，毛澤東的指揮就得心應手。
　　1929年2月10日，在大柏地戰鬥中，紅四軍一舉殲敵第15旅的兩個團，這也是紅四軍自下井岡山以來打的第一個大勝仗，從此紅軍擺脫了被動的局面，並取得了作戰的主動權。儘管如此，紅四軍中不少幹部對毛澤東集權的做法也表現出強烈的不滿，恰在這時，2月7日，紅四軍接到中央的來信，後來黨史上稱之為「二月來信」。在信中要求紅四軍， 為了保存實力和發動群眾，將隊伍分散到農村去，毛澤東、朱德離開紅四軍去中央，隨即紅四軍中一部分積極主張分兵游擊的人就以「二月來信」為借口，再次要求紅四軍分兵游擊。
　　同年5月上旬，中央又派劉安恭來紅四軍工作，劉安恭也是四川人，與朱德、陳毅是老鄉，劉安恭早年留學德國， 參加過南昌起義，后又到蘇聯學習軍事。由於是中央派來的，又是蘇聯回來的， 在軍事理論上很有一套，加上善於辭令，這使紅軍不少幹部對他很是佩服。當時紅四軍中毛澤東、朱德間在許多問題上都存在著爭論與分歧，因為劉安恭是中央派來的，所以朱、毛雙方都想爭取劉支持自己。當時，隨著贛南、閩西根據地的擴大，軍隊和地方工作都多了起來，在前委擴大會上，毛澤東建議成立紅四軍臨時軍委， 臨時軍委在前委的領導下主抓軍事工作，毛澤東任命劉為紅四軍臨時軍委書記兼政治部主任。但劉安恭並不領毛澤東的這個情，他和朱德、陳毅間更談得來。朱德有了劉安恭的支持后，在紅四軍黨內軍內一些原則性問題展開了與毛澤東的爭辯。
　　同年5月底， 為解決紅四軍內部的矛盾，前委在湖雷召開了擴大會議。會議爭論的焦點是：毛澤東領導的前委是否「『管的太多』、『權力太集中』」，前委是不是「書記專政？」。有人提出要恢復正式的軍委，以健全紅四軍黨的組織系統。爭論雙方都是出以公心，所以爭論起來都理直氣壯，各不相讓，最終也沒有形成統一的意見。幾天後，劉安恭以中央代表的名義主持臨時軍委並作出決定：前委只討論紅四軍的行動問題，不要管軍隊的其他事，並提出恢復紅四軍正式軍委。
　　毛澤東認為，作為下級黨委的臨時軍委擅自決定並限制其上級黨委前委的職權，還迫切地要求恢復正式軍委，這種做法是非常不正常的。隨即，毛澤東即在白沙召開前委擴大會議，會議上以表決的形式通過了取消臨時軍委的決定，前委擴大會有41人參加，表決結果是，以36票對5票取消了臨時軍委。針對當時少數人把黨內分歧意見散布到一般指戰員中去，使得前委書記難以繼續工作，會上，毛澤東向前委提出辭職，並請求馬上撤換書記，然後離開前委，去蘇聯學習兼休息。隨後，前委推選陳毅再次代替毛澤東為前委書記， 這無疑對緩解紅四軍中的矛盾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時會議還決定召開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
　　三、陳毅主持工作，對毛朱之間的矛盾進行調停
　　1929年6月22日，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在龍岩城內中山公園旁的一所中學里召開，出席大會的有前委委員、大隊以上的黨代表、部分軍事幹部和士兵代表，共50人。會議由28歲的「紅四軍代理前委書記」陳毅主持，會上民主氣氛很濃，代表有什麼意見都可以提出來，既允許批評，也允許答辯。會上，代表們對毛澤東、朱德二人提出的意見最多，甚至有些過火。劉安恭一條腿蹬在凳上，像袍哥罵茶館一樣批評毛澤東「一切權力獨攬，搞書記專政，家長制」、「不服從中央指示」、「不服從中央調動」。劉安恭對毛澤東的批評，在代表中產生不好的影響，但作為會議主持人的陳毅竟然沒有出來制止，這也讓後來的陳毅感到深深的愧疚。
　　大會召開之前，因為陳毅是前委代理書記，所以毛澤東特意找到他，請他在會上出面肯定一下自己在紅四軍創建及發展中的歷史地位和功績，讓毛澤東沒有想到的是他的提前打招呼到起了反作用。16年後，在延安召開的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康生突然向陳毅發難，指責陳毅反對毛澤東的這一歷史瘡疤，面對康生的咆哮，陳毅回憶說，當時我總覺得， 既然是開會解決問題，就應該暢所欲言，各抒己見，而不是事先定了調子，等候大家的補充，而且，我當時認為，四軍是黨的軍隊，不是毛澤東同志一個人的軍隊，毛澤東同志的缺點和錯誤在四軍中是不是應該有一個公開的討論，於是， 也就採取了一些激進的手段。
　　在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前委代書記陳毅，在講完革命形勢后，竟然公開對朱德、毛澤東二人同時開火，這讓毛澤東、朱德及其他代表都感到意外。會上，陳毅對毛澤東的指責最為嚴厲，他說毛澤東同志是家長式管理，搞得是一言堂，誰也說的不對，只有他說的對，他說馬克思主義要和中國革命的實際相聯繫，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低估和信任不夠，是認識模糊……他批判朱德是舊軍隊裡面出來的，江湖義氣濃厚，什麼都是一幫一夥的，搞的是家天下，不得人心。從來不重視政治思想工作，總以為自己就可以包打天下，那麼，還要黨幹什麼？最後，連劉安恭也被他臭批了一通。
　　最後陳毅又對毛澤東、朱德二人說到：「你們朱毛吵架，一個是晉國，一個是楚國，兩個大國天天吵，」我是小國，處在你們大國之間，我哪邊都不好得罪。我就是怕紅軍分裂，所以，就請你們高抬貴手，儘快和解為上。在場的人聽后都大笑不止。對此，毛澤東異常惱火，他坐在那裡不停的吸煙，一言不發。會上，陳毅的發言得到了紅四軍多數官兵的贊同。會後選舉時，毛澤東、朱德二人都落選了，陳毅被選為前委書記。後來，據出席會議的羅榮桓、羅瑞卿、蕭華、譚政等人回憶，投票選舉時，毛澤東只差一票，最終毛澤東落選。會上對毛澤東、朱德間的爭論做出的處理是， 毛澤東身為黨代表、前委書記，應負較大責任，給予毛澤東嚴重警告處分，給予朱德以書面警告。會後，氣憤難平的毛澤東離開四軍到蛟洋去養病。
　　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閉幕後，前委書記陳毅給中央寫了《關於閩西情況及前委的工作計劃的報告》，報告中陳毅稱自己是一個「過渡內閣」，並請中央派人來四軍主持工作。
　　1929年7月29日，國民黨軍隊通過合圍的方式，對閩西根據地發起進攻，計劃用一個星期的時間把閩西根據地解決掉。緊急時刻，陳毅、朱德連夜趕到毛澤東的住地蛟洋，商討對敵策略。對此，毛澤東顯得處變不驚，他說:「我們不要硬拼，應該採取比較靈活機動的戰術，敵人打過來，我們就縮小目標，轉移敵人視線，分散敵人的力量。等敵人走了， 我們再打過去。」如果三省「會剿」之敵進攻閩西，我們就取道閩北入贛東、贛南，或入福州、延平之間活動；或兵分兩路，一路往閩北，一路留閩西。當時陳毅正準備去上海向中央彙報紅四軍的情況，於是，陳毅就當面向毛澤東提出，讓毛澤東回紅四軍主持前委工作，但遭到了毛澤東的一口拒絕。
　　就這樣毛澤東繼續留在蛟洋作調查研究，按中央的要求，陳毅去上海向中央彙報紅四軍的工作，朱德臨時代理前委書記，並率部保衛著閩西根據地。這期間，紅四軍黨內軍內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現象暴露出越來越多的問題。朱德等人愈發覺得毛澤東主張的「紅軍不僅是戰鬥的組織， 而且具有宣傳和政治作用。每一個紅軍士兵都有向群眾宣傳的責任，整個紅軍的游擊，更充分負有發動群眾，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的使命。誰忽視了這一點，誰便將紅軍帶向流寇土匪的行徑！」的正確性。攻下上杭后，紅四軍召開了第八次代表會議，不少代表提議請毛澤東回前委主持工作，於是，朱德與一部分代表就聯名寫信給毛澤東，毛澤東收到信后，給前委寫了回信，矛頭直接對準了陳毅，毛澤東在信中說「我平生精密考慮事情，嚴正督促工作，這是『陳毅主義』的眼中釘。陳毅要我當『八邊美人，四面討好，我辦不到』。我反對敷衍調和、模稜兩可的『陳毅主義』。」
　　

四、中央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
　　1929年8月26日，陳毅抵達上海，在上海住了兩個月， 陳毅和中央的主要領導人周恩來、李立三等討論紅四軍的問題，並如實地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彙報了紅四軍的現狀和朱、毛間的爭論，為了化解朱、毛間的矛盾，一開始，陳毅就明確地主張，毛澤東應該離開紅四軍，朱德就不要離開了。陳毅還向中央表明了自己的態度，就是自己不適合擔任前委書記一職，並請中央派人去紅四軍。但經過比較、分析后， 最終陳毅徹底改變了自己的想法，陳毅把在上海的兩個月， 稱之為上了「兩個月的訓練班」。
　　在中共政治局集體討論中，大部分人充分肯定了毛澤東關於工農武裝割據，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戰略思想。周恩來特別肯定了毛澤東的「大權要集中在前委。前委要通過軍部指揮軍事工作，通過政治部，指揮政治工作。」及「紅軍不僅要打仗，而且還要成為黨的一支強大的宣傳隊、群眾工作隊」的作法。雖然毛澤東擔任前委書記期間，人事關係緊張了點，但大政方針是對的，而且創造了許多創建根據地的寶貴經驗。通過討論， 陳毅也為自己擔任前委書記期間，搞極端民主化，放任下面自由討論，不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損害了朱、毛二人在紅四軍中的威信而不安。
　　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當討論到紅四軍的組織問題時， 李立三曾經問陳毅，你覺得毛澤東如何？當時，陳毅不假思索地說，在紅四軍中個個都怕他，我認為他干前委書記最合適。周恩來也認為，一個黨一個軍隊都需要有一個核心人物，在紅四軍中，毛澤東就是最好的人選。陳毅當場表示， 我一回去就請毛澤東復職，繼續擔任前委書記，這件事因我而起，我要親自處理。 隨後，陳毅起草了《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這封指示信周恩來一個字也沒有改動。9月28日，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了這封信，因簽發這封信的時間是 1929年9月28日，所以歷史上又被稱為「九月來信」。
　　1929年10月1日，陳毅帶著中央「九月來信」登上赴香港的輪船，離開上海，啟程回閩西革命根據地，經過20天晝夜兼程，10月21日到達廣東的東江，並在梅縣東源與朱德見了面。10月22日晚，陳毅以前委書記的身份主持召開了前委會議，會上陳毅傳達了中央的指示精神，及中央對自己和朱德的批評。陳毅還對出席會議的人員說，我們都要把毛澤東請回來，並向他承認錯誤。朱德聽后，立即表示同意。當陳毅聽說，毛澤東不打倒「陳毅主義」他不回來時，陳毅也頗感震驚，但隨後陳毅就補充說，他這次回來，就是要和大家一起打倒這個「陳毅主義」的。
　　10月23日，陳毅派專人把中央的「九月來信」送給在蛟洋的毛澤東，並附自己的一封信，信中促請毛澤東回前委工作，信中說「七大沒有開好，我犯了錯誤。中央認為你的領導是正確的。四軍同志盼你早日歸隊，就任前委書記。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階（朱德）以及前委的希冀。」陳毅坦誠地承認了自己的魯莽和過失，隨後陳毅又兩次用快馬給毛澤東送信，請他回來。毛澤東連收陳毅的三封信，他理解陳毅的真誠用心，最後回信表示可以回到紅四軍前委工作。
　　11月26日，毛澤東回到長汀，見到朱德、陳毅后，陳毅、朱德當面向毛澤東作了自我批評，毛澤東也承認自己說了一些傷害朱德、陳毅感情的話，並請朱德、陳毅多多包涵，三位領導人的手再次緊緊握在了一起。
　　1929年11月28日，紅四軍前委召開擴大會議，毛澤東、朱德、陳毅出席這次會議，會議氣氛融洽而熱烈，會上還通過三項決議：一、召集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二、用各種方法建立紅四軍的政治領導；三、糾正黨內各種錯誤傾向，掃除紅軍內部的封建殘餘制度（廢止肉刑、禁止槍斃逃兵等）。會後，陳毅決心糾正自己的錯誤，並隨軍協助毛澤東對部隊作深入的調查研究工作。
　　1929年12月28日，在福建上杭古田的廖氏宗祠召開了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即著名的古田會議，會議由陳毅主持。陳毅首先傳達了中央的「九月來信」，並對來信作了詳細的解釋和說明，隨後，毛澤東、朱德分別作了政治報告和軍事報告。到會代表展開了熱烈的討論，經過討論后，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古田會議決議》是在中央「九月來信」的指導下聯繫紅四軍的實際形成的，與中央「九月來信」的精神一致。古田會議還選舉毛澤東、朱德、陳毅、李任予、黃益善、羅榮桓、林彪、伍中豪、譚震林、宋裕和、田桂祥為前委委員，楊岳彬、熊壽祺、李長壽為候補委員，毛澤東再度當選前委書記。
　　朱毛會師后，軍人出身的朱德及朱德率領的參加過南昌起義的正規部隊，與一介書生的毛澤東及毛澤東率領的參加過秋收起義的農民軍，二者之間在融合的過程中，在許多問題上出現分歧是必然的，但最終通過爭論，化解了矛盾，為紅四軍的發展與壯大找到了一條正確的道路，可以說，古田會議就是朱毛之爭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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